陈永华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是一个存在多年的老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教育理论本身的专业化问题，也有教育理论落实到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如我国学者谢维和所言，没有教育理论的专业化，就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普及。教育理论若要可信、可接受，就必须提高教育理论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传播和普及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不少传播者忽视了大众的理解水平，也忽视了一个事实——理论本身不是孤立的存在，而要在推动实践改进的过程中，结合实践不断修正、丰富、完善，这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难以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简言之，教育理论要真正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必须关注三个要素：一是教育理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一线教师（学习者）的学习心理，三是教育理论传播者传播行为的改变。

在课程改革推进的二十余年中，教育专家群体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专家在传播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存在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日常问题学理化、将形象问题抽象化、将具体问题空泛化等现象，“引用国外理论重新包装”甚至一度成为“研究时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专家究竟该如何说“理”？该如何著述和做讲座？第八次课程改革推出的最初几年，几位学者发出的警示值得再读。2001年，吴康宁先生在《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教育实践工作者不太愿意接触目前通常见于论文、专著中的以论述为主要表述形式的教育理论。我们不应该强求教育实践工作者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具有同样的理论学习兴趣与理论探究习惯。一方面，我们当然应继续保持教育理论的论述这一学术表述形式，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大多数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阅读倾向，增加一些描述性的表达形式，以增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接触吸引力。”2004年，周兴旺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大学学报究竟办给谁看》一文，文中指出：“从学报文章表达形式看，以社科版类为例，单一的‘三论式（论点—论据—论证）行文模式自不必說，论文写作文风浮华，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日常问题学理化、将形象问题抽象化、将具体问题空泛化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一些作者在用语上追求新奇，让读者‘辨说‘色议‘解构‘解读之类的表达充斥文章，在篇幅上追求‘鸿篇巨制，几段话可说清楚的问题，能写上三五千字。此类文章读后，不知作者所言何物，更无审美愉悦感。”著名历史学家阎步克教授也曾在《文史知识》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现在不少中青年学者写的东西，一般搞研究的都读不懂，喜欢用生僻字、生造词，一知半解甚至用些莫名其妙的外来词，食古不化、食洋亦不化，大家都卖弄什么新主义、新新主义。这种浮夸的文风和学风的盛行，加之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等流弊，已使学术研究的圈子越来越小，给学术本身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将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学术进一步推离了公众的视野。”这些话语，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值得深思。

也是2004年的某一天，一位知名小学校长和我聊起当时各路专家的讲座，她调侃说“专家专家专骗大家”，又说“专家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一盘冷菜端进端出”。时隔近二十年，直到现在这样的现象依旧存在，值得警醒。

诚如吴康宁先生所言，“教育理论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必须源于教育实践的需要，并经受教育实践的检验”。愿有更多能真正助力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的学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