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被欲望化叙事包裹的、不乏日常琐碎与人性温暖的爱情故事。从表层上看，《爱情故事》讲的是一个留守女人的故事。小芹的男人小王去福建泉州打工，小芹留在了农村，为了排遣生活的无聊，她多次在精心打扮后去镇政府广场上参加交谊舞会，小芹“穿着一件杏黄色的衣裙，头发新烫过，脚上穿一双黑色带跟皮鞋”，跳舞是她与外界少有的沟通方式。在作者的叙述中，小芹的行为有越轨的可能性，“我”对她的担忧也充斥着全过程。倘若顺着欲望化叙事的轨道前行，小芹的逾矩似乎在所难免。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有意放弃了庸俗化的猎奇书写。当小王回来秋收后，小芹和小王的生活重归平淡，农作物卖得的钱与小王打工获取的收入，使得夫妻俩干劲十足，对生活充满了盼头。“两个人出双入对”，彻底粉碎了“我”心中的隐忧。需要指出的是，小芹和小王的家庭生活始终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即使小王外出打工，生活的变化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的稳固性。温和的小王对小芹呵护有加，他从不骂人，不打老婆，性格外向的小芹喜欢与人交流，处处也尊重小王，家庭伦理是维系二人关系的情感润滑剂。

在小芹的身上，隐藏着另一个略显悲剧意味的“寻死故事”。“家里男人酗酒，还每醉必打她。打还不小心打，不分头还是屁股”，原来家庭的暴力让小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寻死，小王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小芹的性命，小芹对着瓜棚和小王的哭诉实则是一种绝望的呐喊。小芹的寻死过程敞开了当下农村社会部分男性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和侮辱，男性的种种卑劣的行径无疑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让她们的处境变得举步维艰。幸运的是，小王救下了小芹，在事实层面上，小王“英雄救美”的行为也解决了自身的婚姻难题。显然，小王的老实本分给了小芹安全感，他和小芹都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二者的命运因彼此的理解和帮扶增添了一丝温暖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爱情故事》的叙述存在着某种戏谑色彩，在故事的开篇，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再现了小芹的生活日常，这种叙述是在“我”的观看中呈现的，对小芹生活的窥视，“我”既拥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我住处只有一个邻居，就是小芹家”，“农村，私密性很不好，没加的院子都是半开放的”，又有着后天的帮手——小芹家的狗“小田田”和“我”家的狗“小白”，這些共同决定了“我”叙述的小芹故事的真实性。吊诡的是，在此阶段，“我”的叙述被读者的期待视野或曰大众的猎艳心理裹挟了，虽然“我”的叙述客观公正，分析逻辑清晰，但得出的结论事与愿违。不可否认，小芹的真实生活“我”是从樱儿那里得来的，在乌尔街，诊所才是信息的真正集散地。这种所谓的道听途说补充了小芹生活的既往史，樱儿讲述的种种细节让小芹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更加真切动人。至此，“道听途说”瓦解了“眼见为实”，“我”的叙述也从主动参与转变成被动转述，二者之间存在的戏谑色彩耐人寻味，也呈现出作者叙事的转向。

在《爱情故事》的结尾，作者复原了一种古老的农耕文明生活情态，小芹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给她下的一缸黄豆酱打缸，她缓慢的动作与黄豆散发出的香气拼贴出一幅浓郁生活气息的图景，生活的意义都回归生活本身，琐碎、庸碌、缓慢、劳作……这些词语才能抵达生活自身的状态，不仅仅是生活如此，爱情也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爱情故事》的叙事突破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种超越读者期待、拆解既定叙述、回归日常生活内在肌理的爱情故事——它与猎奇、猎艳等庸俗化、色情化的生活情调无关，它只讲述普通人的柴米油盐、爱恨喜乐;它与风花雪月关联不大，它只关注冰冷河水中女性的命运，以及太阳下豆酱散发出的阵阵诱人的香味。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