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珺 钟一 魏勇敏

摘要：革命宣传画报以美术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画报生动活泼，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工作、政权建设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本文采用实物分析和文献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以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美术宣传画报为中心，从美学视角出发，对革命宣传画报本体价值加以深入研究。

关键词：宣传画报;革命美术;美术价值

中国画报的出版最早可追溯至1877年清光绪时期的《瀛寰画报》，稍后出现的《点石斋画报》逐渐出现讽刺画。“1925年《文学周刊》发表丰子恺作品时采用了‘漫画这个名称，于是我国凡是具有讽刺与幽默意味的画，习惯上统称为漫画。”[1]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出现。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的两幅画报，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品。画报表达简单直观、文字通俗易懂，但其思想性却是深刻的。画报为纸质漫画式标语，具有宣传、教育、鼓动性和战斗性。如《农民画报》展现农民受到的压迫及生存实况，《选举运动画报》表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运动时期的情景，宣传鼓动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选举运动。现存的宣传画报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史料，是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历史见证物，其大众艺术的形式，为其后解放区美术及现当代艺术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想与经验。本文依据江西省博物馆馆藏革命画报，结合相关史料，从革命与美术的角度探讨革命宣传画报的美术价值。

一、革命宣传画报的内容

（一）《农民画报》第二期

江西省农民协会出版的《农民畫报》第二期（图1），1927年2月20日出版，纵37、横51厘米。画报最右侧印有刊名——《农民画报》第二期，画报左右两边各由两幅漫画组成，中间画有列宁遗像，并在列宁遗像的正下方附有列宁的介绍。画报刊头、漫画、出版时间等格式皆为竖排。右边漫画由上至下，上面的漫画题为“怎能受那许多人的吸吮？”画中一骨瘦如柴的农民，身上插着许多吸管，而吸管的另一头则是土豪、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农民愁眉苦脸却又无可奈何。画面表现当时农民受到多重压迫、难以生存的悲惨情形，激发农民群众的共鸣，同时也为农民指明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右边下面画有两人，一位是中国平民，与一位苏俄平民友好握手，题词“中俄平民联合万岁！！！”画面氛围轻松，立意简单明确。画报的中间是列宁黑白遗像，下方是向广大农友们宣传列宁的简短文字。左边上方有一幅较小幅的漫画，题词：“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除此猛兽啊！”画面表达中俄群众举起武器反抗犹如猛虎的帝国主义。画报左下方刊登的较大幅漫画“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谋解放的机关”，点明本张画报的主题：画中一西装革履的富人，正准备用压榨机继续压榨躺在压榨机中的两人，两人一个手握镰刀，一个手握斧头，鲜血淋漓，大声疾呼，而此时一人手执一柄杆，阻止了代表压榨阶级的富人，解救身处水火之中的农民，而阻止压榨阶级的杆子正是农民协会。画面表达了对被压榨农民的同情，同时呼吁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加入革命的队伍，参加农民协会，打倒压榨阶级，才是农民们的出路。画报的最左侧上方，竖书出版时间，下方竖书“江西省农民协会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成立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1923年1月，广东海丰县在彭湃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十万多人的农民协会，而湖南的农民协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发展迅速。“1924年7月，赵醒侬、方志敏深入南昌市郊农村组织农民骨干，在各自的乡村秘密建立农民协会，最早于1924年11月在扬子洲的塔下头建立起农民协会”[2]，这也是江西省最早的秘密农会，江西省的农民运动在方志敏等的领导下有声有色地发展。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更深入发展，江西党组织在1926年5月选派了农运干部，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的教学中，专门增设了‘革命画的课程，使学员掌握绘画的技巧，以便毕业后在实践中去运用绘画进行革命的宣传和斗争。”[3]当时中国农民大多未受过文化教育，且多不识字，因此农民革命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图画的形式。江西省农民协会宣传部专设画报股，出版《农民画报》等刊物。此外，还创作了不少标语、壁画、宣传大纲等。

（二）《选举运动画报》第八期

1933年11月26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出版《选举运动画报》第八期（图2），纵42、横56厘米，石印单黑色画报。画报由三幅画组成，右边分上下两幅，左边一幅。刊名“选举运动画报”印于画报天头中间位置，刊名下方印有出版日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单位“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出版”，刊名后注明“第八期”。画报右边两幅表现边区举行选举大会时，各工农兵代表们积极参与选举发言的画面，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能够代表劳苦大众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参加政权。上幅画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代表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倡议——“我们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战争”“今年冬天要多种麦子充足红军的给养”，这时画面左侧一名胸贴代表证、站着发言的工农兵代表抬手示意“我报名当红军并领导一连人去！”选举会场贴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标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为重任，而“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则是响应中央苏区中央局在1933年2月提出的“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口号。画面右侧人物和景物的密集与左侧留白处发言的代表形成对比，并凸显主次，代表发言与场景中的标语相呼应。下幅画面内容是上幅画作的延续，画中前面的三个代表讨论道：“我们这里时常有敌人来骚扰，我们要拿扩大红军来回答他！”“反革命还没有肃清，我们要加紧肃反工作！”表达了为开展好第二次全苏大会的选举运动，须肃清阶级异己分子，扫除妨碍战斗的坏分子。人群后方标语“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建立坚强而有工农力的苏维埃政府！”“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到底！”画面中的代表发言与标语均处于中间位置，仅以上下错动加以区分。此时，标语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呼之欲出。画报左侧是村屋群众大会场景，一名头戴红军帽，身着对襟新装的乡干部说道：“我们来讨论庆祝全苏大会的礼物”，会上群众纷纷响应，有的说“送猪子”，有的说“演龙灯”“送很漂亮的彩联”等。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使群众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拥护。苏维埃大会代表工农兵群众的意愿，老百姓以“送猪子”“演龙灯”的节日形式来欢庆，是苏维埃政府紧扣民心的表现。

画面拉开前中后层次，人物形象朴实生动、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画面的中心，一位参与会议的农妇坐于长石凳上，穿着较短无花边的新式衣裳，并未缠足，前景画有盘发的妇女，正在向乡干部提议“送猪子”。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妇女解放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宗法社会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政权之下，党应当领导一切妇女力争她们的真正解放。”[4]“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刻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使之明了只有苏维埃的政府是能实行她们的利益而能解放她们的政府。”[5]在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中，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对妇女解放的重视，也体现在村屋群众大会的画面中，妇女处在画的中心和前排主要位置，并与周围的男子共同商议着全苏大会事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绘画创作蓬勃发展，在条件艰苦、纸张和印刷都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出版许多画报，组建美术创作队伍，成立专业的美术机构，使美术创作更为广泛地运用于根据地的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二、革命宣傳画报的创作意义

绘画的宣传教育功能在中国画论中备受重视，如汉末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对绘画“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结论，在近现代，鲁迅也指出美术“可以辅翼道德”[6]。这些画论的作者都强调了绘画对思想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美术的宣传教育功能，尤其是美术的绘画作品。

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推动着新美术运动，美术发生巨大变化，在变革的浪潮中，绘画艺术从“畅神而已”“逸笔草草”衍生出反映百姓生活、为现实服务的艺术，“走向了为人民服务、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美术之路”[7]。宣传画报的创作必须服从特定时期的政治路线，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启发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的这两张宣传画报，在配合当时的革命任务上有着积极的思想影响，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各项建设上，都发挥了特有的巨大力量。

近代中国革命美术的发展，与国家日益艰难的处境紧密相连，这其中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时代内涵。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涌现出许多的革命者，他们推动着中国从政治到文化生活的革新浪潮，当然，这也包括中国绘画的革新。“走向民众”是新文化运动的要求，20世纪初的中国，爱国的艺术家们在反映时代的作品中挥动画笔，无声呐喊，抒发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诉，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部分艺术家自觉地以艺术为革命服务，将艺术视为唤醒人民的工具，鼓舞人民的号角，打击敌人的武器，从而使艺术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8]此时革命宣传画报顺应时代而广泛运用，又依靠大量印刷流传到群众手中，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画报和字画结合的革命美术宣传画是广大劳动者的革命艺术，政治性与大众化结合的绘画形式，鼓舞着人民革命的斗志，是革命美术宣传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图文并茂的革命宣传画报是中国革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革命先辈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革命史和美术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结语

革命宣传画报是以图像为主，配以革命口号，图文结合的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革命宣传画历史进行研究，取得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如黄可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万叶、刘云、吴邦初、林若宇、林道福、欧阳雅、胡建军著《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近30年来，又出现侧重于研究革命旧址墙体刷写的漫画标语的热潮，如《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著《中央苏区标语集》，画报类的革命画大多只是作为红色宣传的文献资料，如傅柒生、李贞刚著《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著《中央苏区美术漫画集》等，但深入研究甚少，推测是学者对博物馆的馆藏革命美术宣传画报了解不多有关，对于画报本身的美术价值研究缺乏认识。画报以人物言谈的场景和文字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对群众的宣传效果颇佳。在当时工农群众“不识字者多”的国情下，图文并茂的宣传画报不仅是革命历史遗产，其革命精神与美术创作，为今天如何走向民众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7]薛永年，罗世平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总社，2012：395+402.

[2]中共南昌市郊区委组织部，中共南昌市郊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南昌市郊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南昌市郊区组织史资料[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13.

[3]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30.

[4][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65+271.

[6]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619.

[8]李蒲星.武器与工具——中国革命美术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

作者简介：

曹珺，女，汉族，大学本科，文博馆员，江西省博物馆，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钟一，女，汉族，大学本科，江西省博物馆，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魏勇敏，男，汉族，大学本科，讲师，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