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奕杉

摘   要：教育场域受社会内卷的“触媒”，产生了“价值退化”等一系列链式反应，呈现出景观理论中所谓的时间循环与空间区隔的特点，其背后的逻辑思维是“个人主义”与“数字至上”的价值观念对教育系统的侵蚀。在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内卷的嵌入进一步使教育生态的构建从量化评价为主导走向以质性价值为重的变革中，构建依托质性价值为基点的教育体制的要求呼之欲出，与此同时，搭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教育通道也成为变革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学校教育;内卷;价值;景观社会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22）21/24-0086-05

“内卷”是近年来流行的社会学名词，自2020年被《咬文嚼字》評为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以来，热度持续不减，且大有谈“内卷”色变之势。在当今社会舆论圈层中，“内卷”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场所当属学校。因此，深入研究与剖析学校教育“内卷”对于当下社会现状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

“内卷”它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首次提到了“Involutionstheorie”，这里的“内卷理论”是与“个体预成学说”或“套入理论”相对照的概念，意指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生命体合目的性的形成方式。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创造性地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种文化艺术模式发展到某一既定形态后其内部的自我复制和精细化的现象。196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的农业经济状况时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内卷化”，认为“内卷化”是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抑制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后来这一概念又被黄宗智用来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过去几个世纪的棉花种植状况。“内卷化”被引至国内后使用领域不断扩展，延伸至工业、城市、企业等分析研究中。目前所说的“内卷”是指在优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个体的非理性竞争引起的资源浪费与精力流散的现象，它是青年亚文化传播语境下的泛化词汇，且这一定义还在接受美学范畴下被社会接受者嵌入了更多的表达内涵与外延，无论语义、语境、功能、场域等，都与原初作用于农业经济研究的“内卷”一词有着异质性的差别。

一、内卷的动因及本质

依据雅克·拉康的“滑动的能指”，语言是本身没有意义的能指，只有能指与能指的相互指涉“才提供了对任何研究的标准”，即语言符号不能孤立考察，语言在具体语境中所溢出的意义必须与言语者的意义构境相“节链”。作为当下社会流行语，内卷反映出当代中青年在重压下过激与消极的复杂心理问题，自有其内在的语境支撑。

（一）内卷的动因

现代西方价值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围绕着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制度与技术的壁垒高高筑起，不间断地加强和巩固理念价值的合法性。自私在其中同样被赋予了正当性，被视为合乎道德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观念涌进中国，在这一价值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不止有商业领域的精英群体，还有正处于价值观培育阶段的青少年。他们对传统文化抱以抵制的却隐蔽在时代变迁表象下的看法，集体意识被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利伯维尔场主义等思想冲淡，自利成为其思考问题的惯性常轨和首要标准。进入21世纪，个人主义在消费主义的加持下慢慢从本能驱使过渡到名利驱使的阶段，在教育场内这种理念者则进化为钱理群教授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通过缜密的计划和精致的伪装来达到最终目的的人。正是他们打破了文化再生产的秩序，成为“剧场效应”中第一个站起来的人。抢占资源的利己意识被群体感知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群体传递效应，即刻演变成一种蒙蔽式的“集体情绪”，继而掀起群体性模仿的内卷浪潮。

（二）内卷的本质

内卷隐含着大众对可供支配对象的危机意识。这里的对象支配并非对生产资料的支配，而是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虚幻的身份、社群等的认同支配。内卷主体对身份、社群等的迷恋既矛盾又敏感，“内卷青年”并不承认自己处于内卷中，他们抵触被内卷化及与内卷化相关的观念施加，将内在的不安全感隐蔽在“反卷”“躺平”等词汇下。否定自身的同时他们也怀疑环境，外在的一切不真实感都在加剧他们与实际生活的破裂，一方面使他们受制于外部力量，一方面牢牢固化着他们的自恋情结。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认为自恋存在两种过程，“一种过程是主体自己服从自我的自恋理想;另一种过程是社会命令主体顺从这一理想，留给主体惟一的抉择就是自爱，就是按照社会强加的规则来投资自身”。后一种自恋与以前的古典形式有很大不同，它是因价值诱导而发生的操纵过程。这恰恰说明了内卷主体的自恋情结并非完全遵循己愿，很大程度源于社会的价值引领。波德里亚认为这种自恋是“综合”性的，“是在程序化诱惑的影响下被调动。”

在现代语境下，内卷似乎是半封闭式的精神消耗过程，但内卷的目的不是精神充裕，而是消除感知的意义。“消除意义，停留于无意义的外表，这是资产阶级在‘后现代中最新的诱惑逻辑。”它注重“外表的秘密”，力求用“感觉”来驱使人。在这种逻辑的萦绕下，人们对空洞符号的诉求远大于对事物本身的重视。在内卷的场域中，这种价值符号变成了无止境的时间、不断切换的空间。内卷主体就是在这样的时空构境中不断沉沦，在无发展中求进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卷的深层次是数字的拜物教。所谓数字拜物教，是指事物的量化表征获得了比事物本体更具权威的意义，人们对事物的考量意识被数字所限定。当一个群体的大部分评价与考核都围绕各种量化标准进行，当知识获取变得触手可得、内容渠道日趋廉价、身份构建愈可量化时，大众竞争的对象就逐渐从价值的质偏移至价值的量化上。具体到教育系统中，学校通过数字呈现的方式对考核者实行淘汰制。在社会倚重学历门槛的趋势下，淘汰者在失去学历优势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平等权及话语权。学生被迫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更高的量化目标以赢得社会竞争的优先主动权。正如波德里亚所言，“符号的透明和符号的残忍总是并驾齐驱的。”二进制的符号单元容纳了所有的存在，“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这是现代社会机器逻辑与符号秩序对教育生态的入侵与统治，是为配合社会分化的用途而朝向的目的性。从主体变成客体，从参与者变成沉默者，从生产者变成被支配者，当身份转变成为意义生产景观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时，学生能做的只是成为景观的一部分，而非跳出景观，变成局外的人。“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唯一的似真性。”在这个层面上，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化为乌有。

二、教育内卷中的“价值退化”症候

教育内卷一方面以精神内耗的表象形式消弭教学在场者的意志表达，力图使主客体沦为“边缘者”，另一方面将“价值退化”的深层本义潜藏在对日常生活表述的凝神关注之下。所谓“价值退化”，是指价值在与物质空间相对的景观时空中变质的现象，呈现出停滞甚至回归的趋势。德波认为，景观中的时空概念有别于马克思的真实的历史时空观。景观时间是一种可消费的“伪循环时间”，旨在“促进和保持日常生活的滞后性”，并使时间显示为虚假的个性化时刻;而景观空间则是异化、分裂的空间，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统一”的空间，亦即不断扩张和同质的庸俗化空间。

（一）景观化教育内卷的时间假象

自加里·贝克尔将“时间价值”引入现代经济学以来，“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间的物化程度大大增加了。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去生产时间。德波说，“现代社会着迷于时间节约，无论是借助于交通工具的速度提高，还是借助于速食汤料的运用。”教育场域内，这些时间收益首先成为量化考核的重要标准，继而演变为内卷的驱动力。辅导机构发布的课时服务成果、图书馆发布的阅读时长排行、志愿服务平台发布的素质积分评比等，都有意无意地压缩青年们辛苦节约的休闲时间，受教育者主动或被迫地在多方向展开竞逐，运用理性的权衡来提高自身的符号价值，进入了德波所谓的无休止的“伪循环时间”。在这种时间环境里，“主体通过失去自我又实现了自我，为了变成真正的自我首先要变成他者”。“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进行真实选择的机会和权力，即所谓的‘自然秩序已经远去，人们不得不服从于异化劳动创造出来的‘伪自然秩序。”景观秩序凭借资本所赋予的黏合力将所有对象“吞噬”进了内卷空间，紧接着施加各种量化标准封闭了挣脱秩序的可能性。受教育者在时间消费中循环，在工作日与节假日的时间圈层循环，逐渐失去了话语线性维度和真实的实践判断力。这种能力的消失被波德里亚认为是“代码”拓殖的结果。劳动在景观化教育中失去了所有意义，变成了“各种符号中的符号”。为了争得符号的优越，学生只能不断付出生命价值来回应各种类型的数据考核，在数字内卷中脱颖而出，以此换得自己能安然存在于系统中不被剔出。

（二）景观化教育内卷的空间区隔

学校是一个同质化空间，是同一年龄段人群被集中的空间，也是被区分性符号分隔开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学生成为了商品，可以被景观操控者引领、诱惑、设计和控制。然而，在内卷的景观中并不存在实际的操控者，受控者是自我控制自我。内卷景观就如波德里亚所说的“镜子的围墙”，“意识主体通过自己的镜像进行的无限思辨——在重叠中从形式上捕获并消除自身不可还原的分裂”。这种镜像意义通过景观的混淆而参与到所有在场者的思维再现，每个人或甘愿或被迫成为内卷的牺牲品。

德波认为在景观空间存在这样的特征：“虽然消除了地理学的距离，但这个社会又以景观分离的形式生产出一种新的内在距离。”这句话较为抽象，“消除地理距离”可以理解为景观化的教育场域依靠扩招改革与内卷式竞争，冲破了地域限制，使得所有受教育的参与者都无法幸免于内卷的漩涡，特别是内卷一旦展开，将会迅速扩散，波及弱者或渴求独善其身的人;“生产内部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出发，它是指在景观内部，活生生的个体隐形了，或者说被视而不见了，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信息茧房，相互猜忌和防范，拒绝交换与分享，彼此展开对抗性竞争。从个体自身的矛盾出发，则指景观社会“生产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人之间，甚至每个人自身的精神和意识之间的内在分裂或分离。”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情况下本可以相互理解和尊重，但在景观化的教育空间的功利属性、理性属性施压下，学生处于孤立与隔绝的状态，他们的“每一种实践，每一个日常生活时刻，都被大量的代码分配到确定的时空”。学生存在于这些空间，无非就是显示在场、显示效忠。因此，这些空间的循环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事实上，内卷的景观空间并非封闭式的，而是半封闭式的，它一方面拒斥外力的进入，一方面又时时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当学校被赋予了证明受教育者能力的权力时，社会认可的标准就以隐蔽的方式长期影响着学校内部的能力与权力的交接问题，学校的文化生产的自主性也让渡于人才培养的中介性。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教育系统中关于泛化的平等与兼容的要求，同精英内部再生产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渐激烈，“平静共处”的教育空间内部自发孕育出一套合乎情理与逻辑的量化机制。等级的划分、内部的淘汰和层级的筛选等机制重塑了教育者的功利价值观，而社会成长机制的缺失则助推了教育耐性的下降，学生浮躁，教师着急，整个教育系统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景观，也将学生规训在应试教育范式之中，内卷因此成为了社会冲突的变体。

社会或者说市场对学校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布迪厄就曾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制度化联系。他认为通过利用教育系统的中介性与不平等性，上层阶级能够凭借已经占有的文化资本来维系社会固有的分层，并“通过文化符号，利用社会和教育体制的不平等而使社会流动的不平等合法化。”一旦学校无法坚守文化价值与平等教育的阵地而沦为制造差异符号的工具，与资本机制合谋，那么势必成为“异治”的场域，任何关于社会的补偿措施都无法扭转教育现场滑向教育工厂的趋势，“隐性世袭”将以更为猖獗的方式进行。

三、教育内卷的破局

内卷因价值问题而生，因体制问题而扩散。这一现象的蔓延暴露了目前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欠缺和局限。如何对内卷进行解蔽和破除，实现教育本身的“空间正义”，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一，摒弃以固定的量化标准为主导的筛选体系，建构多维标准的开放式竞争网络。一方面，要让过程性评价代替结果式评价，简单课程严控学分，困难课程放宽给分，杜绝投机分子钻空子，从多方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果。要让绩点与社会前景脱钩，弱化分数与前途之间的函数关系，破除学生唯绩点论、唯分数论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打造道德的、美学的、实践判断力的多样化竞争路径，象征到劇场效应中可以形象理解为打造多块屏幕，满足客体的选择要求。同时，这些竞争路径应该是动态的、可操作性的，当竞争者想要退出竞争时，要准允其出入的自由，保证竞争的良性运行。

第二，打破功能化的封闭教学模式，严防功利主义取向对教育系统的侵蚀。学校之所以沦为功能化的场所，归根到底是因为资本的需要。资本需要一个场所，一个内部所有纤维都浸满纪律和教育的空间，需要它像工厂一样以流水线的方式输送人才，力求达到市场劳动力饱和之状态。但教育空间不是教育工厂，尤其是高校，它肩负着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责任，这注定了它无法套用程式化的规范行事。目前，学校需要努力的是，让学生从过往的应试考核模式中走出来，让学生从学而不思、知而不识的学习方式中走出来，进入到素质教育的慢模式。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培养，不应该“削足适履”，被外界物质所掌控，而应该是慢工出细活、慢火出真金。这就要求学校的管理层，一方面要尽可能实现教学规范灵活化，让教师有机会、有条件展示自己的个性化教学，不仅要将教师从怠倦的旁观者身份拉回到言传身教的位置，从学术为重拉回到教学为重的位置，还要让教师乐于教育、勤于教学。另一方面要着手改革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的“通识课程”缺乏通盘考量，设置杂乱，课量不足，既有因人设课之因，也有不够重视之因。为此要把通识课程提到核心课程的高度，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得到文化的温润与熏陶。

第三，引入压力调节和平衡机制，打造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共域。在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高強度的集中学习后，出于逆反心理与应激心理，学生群体进入高校后很可能为了夺取自身价值，出现自我堕落倾向或恶性竞争等压力过度行为。这个时候教育体系中训诫、规训手段都将失灵，甚至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何引入科学的压力调节机制，以求纾解学校作为人才教育空间所吸收的压制功能，而不是单方面地依靠心理咨询，是现阶段管理者需要擿埴索涂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的压力源并非仅仅来自学业，还有社会因素，诸如家庭、生活、就业、升学、感情等，都从不同侧面挤压着学生精神的自由空间。因此，教育者与管理者需要更自由的生产逻辑，教育空间也需要一个更包容、更多元、更可持续的系统支持。长远来看，要打造社会场域的教育链条，并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接，让学生进入社会后仍然有学习与适应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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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