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

2022-05-30梁泳梅

海南金融 2022年9期

摘要：本文以73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为基础，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分解为利息支出、运营成本、商业银行净利润与营业税等项目，考察各项目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并分析驱动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9年样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平均值为6.39%，利息支付、运营成本、净利润与税收负担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第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跟商业银行规模有正相关关系，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较低，主要得益于其利息负担与贷款损失较低等优势。第三，2011—2019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整体下行，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对基准利率的反应具有“易上难下”的不对称特征。第四，净利润、税收负担、业务管理费是导致贷款利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资产减值损失、利息支付是导致贷款利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发现，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本文建议应拓宽商业银行可用资金来源，减轻商业银行利息支付负担;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鼓励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

关键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2.09.003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2）09-0029-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对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方面的意见。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政策措施初见成效，近年来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已明显下降，但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仍然存在。

厘清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成因，有助于出台针对性的措施。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高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一些学者尝试从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征对融资成本高问题提出解释，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率双轨制（黄益平，2014;聂明月，2014）。政府将正规金融体系的利率压低，通过正规体系融资的企业可以获得比较便宜的资金，但这要求对信贷数量进行管制，导致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体系融资难度较大。二是低效率部门占用了大量资金资源（余永定，2014a、2014b;巴曙松，2015）。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及产能过剩行业等低效率部门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三是商业银行利润加成过高。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利润率过高（张斌和朱鹤，2020），推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四是存款成本上升推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随着存款市场竞争加剧，商业银行存款成本上升，推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余永定，2014b）。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原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本以理论分析为主，系统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所欠缺。鉴于此，本文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为基础，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按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考察利息支出、运营成本等因素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分析贷款利率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以便为出台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包括商业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股权融资甚至是民间融资等，各种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但限于数据可得性，分析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非常困难。作为替代方案，本文主要选择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企业融资行为的角度考虑，债券发行与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对大多数企业而言还是“遥不可及”，商业银行贷款仍是国内企业最主要的正规融资渠道，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重达60%左右。因此，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能是多数企业所需承担的融资成本，分析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因素对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可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从数据可获得性角度考虑，多数商业银行公布了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提供了贷款规模、贷款利息收入、所得税支出、净利润等详细财务信息，这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可能。

从商业银行的利润表出发，可以推导出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①（以下简称“贷款利率”）的分解公式。以银监会监管报表中的利润表为基础（见表1），整理得到一个更易理解、更为简化的商业银行利润表。

由表1可知：

净利润=营业利润-所得稅+营业外收支净额（1）

其中：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支出（2）

营业收入=利息净收入+非利息收入（3）

营业支出=业务及管理费+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4）

式（3）中：

利息净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支出（5）

将式（2）—（5）带入式（1），整理得到：

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净利润+所得税+（业务及管理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成本）-非利息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6）

另一方面，利息收入由贷款利息收入与非贷款利息收入构成：

利息收入=贷款利息收入+同业存款利息收入

+央行存款利息收入+其他利息收入（7）

结合式（6）与式（7），整理得到：

贷款利息收入=利息支出+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净利润+所得税

+营业税金及附加-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8）

式（8）右侧项目可以按性质可归纳为几大部分。令：

税收负担=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9）

运营成本=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10）

非贷款利息收入=同业存款利息收入+央行存款利息收入+其他利息收入（11）

由此得到贷款利率：

按照商业银行报表的通行编制方法，贷款规模通常用贷款平均余额表示，也即年度初期与末期贷款余额的平均值。

根据式（12），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分解为七个项目。其中，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对贷款利率有“拉低”作用;税收负担中的所得税是以商业银行营业利润为基础征收，因此，尽管所得税对贷款利率存在影响，但跟商业银行净利润密切相关;其他项目的影响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为便于分析，我们重点关注利息支出、运营成本、净利润与税收负担中的营业税四个项目，这四个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能分别反映存款成本、运营效率、商业银行利润加成及营业税负担等当前关注较多的因素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

商业银行整体的相关指标难以获得，我们将各商业银行年报公布的相关数据加总获得相关数据。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与商业银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共选择了73家商业银行样本，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全国共12家，其中恒丰商业银行数据缺失）、38家城市商业银行、19家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上述样本的代表性比较高，根据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数据测算，73家样本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相当于商业银行整体利润额的85%左右。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覆盖广度，样本时间范围为：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007—2019年，城市商业银行为2008—2019年，农村商业银行为2011—2019年。当涉及各类银行比较或加总时，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样本区间统一为2011—2019年。

三、测算结果

利用各商业银行年报公布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商业银行整体及各类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一）影响贷款利率的因素

2011—2019年样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平均值为6.39%。主要构成项目中，利息支付、运营成本、净利润与税收负担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分别为5.33、3.35、2.13与0.89个百分点，对贷款利率的比值分别为80.5%、55.7%、37.8%与15.2%（见表2）。如果观察最近可获得的2019年数据（见表3），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这一结论在较长时期成立。

非利息收入与非贷款利息收入作為商业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对贷款利率有较为明显的“下拉”作用，在样本区间平均“下拉”贷款利率1.20与4.09个百分点。这里主要关注非利息收入。张国海和高怿（2003）、陶蕊（2014）认为，与美国、英国等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导致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普遍较低。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估算了2000—2009年OECD国家的生息资产收益率①及其构成。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生息资产收益率与OECD国家基本相当，但从构成来看，OECD国家银行非利息收入在生息资产收益率中的占比达到25%左右，远高于我国商业银行的12%左右（见表4），对高利息支付的影响起到了较明显的对冲作用。OECD国家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跟其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较高有直接关系，这也表明，随着国内融资结构的转变，未来非利息收入在商业银行收入中的占比可能会提升，这将有助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进一步降低。

通过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比较可以发现，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跟商业银行规模有正向相关关系。通常而言，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在贷款客户选择上越有主导权。中小企业单笔贷款规模小，单位贷款审批成本高，并且财务信息不规范、抵押物不足，因此，规模较大的银行倾向于为大型企业发放贷款。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业务通常限于当地，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要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样本商业银行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均值最低，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较其高出近1.7个百分点，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则高出2.3～2.4个百分点。这一发现的推论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如果考虑到中小企业贷款可能存在的担保费、咨询费、评估费等中介费用②，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与大型企业的差距可能更大。有研究认为，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超过10%，民间金融借贷利率可能高达20%甚至30%（温信祥，2014;辜胜阻和庄芹芹，2015）。

更進一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低贷款利率主要得益于其资源优势，包括相对较低的利息负担以及资质相对较好的贷款对象。股份制、其他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之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利息支付项目之差解释：2011—2019年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平均为1.7（5.7-4.0）个百分点，而利息支付项目之差则高达2.0（5.2-3.2）个百分点;同期，城市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之差为2.4（6.4-4.0）个百分点，而利息支付项目之差为2.7（5.9-3.2）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贷款利率构成中的其他项目，可以发现，在资产减值损失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也明显低于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原因可能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资质相对较好，坏账损失风险较低。在业务及管理费、净利润、税收负担、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等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业并无明显比较优势。

（二）贷款利率变化趋势

整体来看，样本区间内基准利率波动下降（见表5）。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走势与贷款基准利率走势大致相似，但在贷款基准利率上调与下调时的情况有所差异。这一时期，基准利率在2008年与2011年出现两次上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相应上调，且上调幅度与基准利率上调幅度大致相等。但在2012年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并未相应下调，而是到2013年才开始下调;2017—2019年贷款基准利率总体平稳，但同期商业银行（除农村商业银行之外）贷款利率反而略有上升。另外，在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降幅有可能要小于基准利率降幅，最典型的2015年，贷款基准利率下调近1个百分点，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平均降幅只有0.42个百分点。

通过比较利率水平发现，2011年样本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0.74个百分点，到2019年这一数据扩大到1.17个百分点。从利率下调幅度看，2011—2019年，基准利率下降近2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下降1.55个百分点，后者降幅低于前者近0.6个百分点。即便是将考察期间延长，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2007—2019年，基准利率下降2.42个百分点，国有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降幅只有1.56与1.70个百分点;2008—2019年，基准利率下降2.88个百分点，国有、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降幅均不到2个百分点。因此，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对基准利率的反应具有“易上难下”的不对称特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时商业银行基本同步、等幅上调，但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下调可能会有滞后、减幅甚至是并未相应下调。这可能是因为，商业银行相对于企业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在面对利息支付压力增大时，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将这种压力转嫁给企业。但在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动力相对不足。

（三）贷款利率变化驱动因素

2011—2019年，商业银行贷款平均利率下降了1.55个百分点。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中，净利润、税收负担、业务管理费是带动贷款利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资产减值损失、利息支付是导致贷款利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如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等变化不大（见表6）。下面分别考察净利润等五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原因。

1.净利润

净利润导致2011—2019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下降1.01个百分点。近年来，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明显下滑。2011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高达36.3%，2014年之后降至10%以内，2020年甚至负增长。商业银行利润增速下降跟多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实体企业经营困难加剧。2011年之后，国内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企业经营困难加大，最终传导至商业银行。二是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对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财务重组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随着金融资源配置日益多元化与社会融资逐步多渠道化，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支付结算等业务受到很大冲击。

关于商业银行利润是否过高存在不少争论（张斌和朱鹤，2020;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2021）。尽管银行业利润增速近年回落明显，但与工业企业相比，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速仍然较快。2010年，全国商业银行净利润总计2.66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4万亿，前者相当于后者的43.3%。2011—2020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约91.1%，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仅增长5.1%，商业银行净利润相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率上升至80%左右（见图1）。因此，尽管商业银行利润增速近年回落明显，但与实体经济相比增速依然较快，向实体经济让利仍然存在空间。

2.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导致2011—2019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下降0.8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承担的税收主要包括营业税与所得税两种，考察期分别导致贷款利率下降0.37与0.47个百分点。自2016年5月1日起，商业银行所属的金融业开始实施全面营改增，金融服务业统一适用6%的税率，税率较原来营业税5%有所提升，但计税方式从营业收入全额征税变为差额征税。王琳琳和陈志阳（2016）曾判断，营改增将提升商业银行实际税负。但从实际结果看，商业银行税负呈下降趋势（宋易康，2017）。这里的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后营业税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明显下降，2011—2015年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当于贷款利率0.4～0.5个百分点，到2017—2019年降至0.1个百分点以内。所得税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从2011—2014年的0.7～0.8个百分点下降至2018—2019年的0.3个百分点左右，这跟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放缓有很大关系。

3.業务及管理费

业务及管理费导致2011—2019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下降0.75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利润增速放缓以及金融科技兴起，商业银行“降本增效”压力增大。21世纪经济报道数据显示，2019年商业银行离柜业务率高达89.77%，较2012年的63.23%明显提升。与此同时，电子商业银行交易额增长迅猛，2019年网上商业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交易金额达1657.75万亿元，同比增长7.42%;手机商业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面对压力，商业银行纷纷通过转变业务发展方式、深化业务结构调整、优化运营管理流程、网点智能化改造等方式开源节流，提升运营管理效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员工数量合计减少1.15万人（李禾，2020）。商业银行的上述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对降低贷款利率具有明显作用。

4.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导致2011—2019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上行0.8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的资产减值表现为贷款资产到期不能收回形成呆账。资产减值损失增加跟多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企业贷款违约风险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的1.0%上升至2020年末的1.84%，不良贷款余额从2011年末的4279亿上升至2020年末的2.7万亿。另一方面，在严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认定的口径也日趋严格，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和拨备计提。

5.利息支付

利息支付导致2011—2019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上行0.29个百分点。从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来看，2011年之后不断下调，其中，活期存款利率从2011年末的0.5%下调至目前的0.35%，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2011年末的3.5%下调至目前的1.5%。但利息支付并未导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下行。

上述现象可能跟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业银行存款竞争压力增大有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存款利率限制逐步放开。2012年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此后逐步上调至1.2倍、1.3倍、1.5倍，直至2015年对商业银行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而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仍以存贷款息差为主，存款规模对银行利润有明显影响，甚至有不少银行提出“存款立行”的口号。在存款利率限制放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存款的竞争加剧，导致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反而有所上升（余永定，2014b）。这里估算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有息负债的平均付息率变化趋势，结果显示，2007—2011年银行的存款利率走势与存款基准利率基本一致，但在2012年之后差异加大，尤其是2016年之后，在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却不断上升（见图2）。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73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为基础，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分解为利息支出、运营成本、商业银行净利润与营业税等项目，考察各项目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并分析驱动银行贷款利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9年样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平均值为6.39%，利息支付、运营成本、净利润与税收负担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第二，通过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比较发现，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跟商业银行规模有正向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这主要得益于其利息负担以及贷款损失较低，而在业务及管理费、净利润、税收负担、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等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业并无明显的比较优势。第三，从变化趋势的纵向比较看，2011—2019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整体下行，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对贷款基准利率的反应具有“易上难下”的不对称特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基本同步、等幅上调，但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下调可能会有滞后、减幅甚至是并未相应下调。这可能是因为，商业银行相对于企业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面对利息支付压力增大时，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将这种压力转嫁给企业，但在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时，商业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动力相对不足。第四，从驱动贷款利率变化的因素来看，净利润、税收负担、业务管理费是导致贷款利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资产减值损失、利息支付是导致贷款利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如非利息收入、非贷款利息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等影响不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拓宽商业银行可用资金来源，减轻银行利息支付负担。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包括存款资金与非存款资金来源，目前以存款资金为主，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压力加大导致实际存款利率抬升，不利于降低贷款利率。鉴于此，通过发展同业拆借市场、完善金融债券市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利率等综合手段，进一步丰富商业银行可用资金来源，降低银行利息支付负担，对降低贷款利率有重要作用。第二，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通过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税收减免和风险补偿等激励政策，提升城商行的竞争活力和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引导民间金融规范运作与有序发展，营造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有帮助的。第三，鼓励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近年来，管理部门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尤其是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但与工业企业相比，商业银行利润增速仍然相对偏高，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仍然存在空间。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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