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倩

关键词：边塞诗 游侠 战士

首先，对“游侠”和“战士”的概念做一简单梳理。侠既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真实出现过的特殊群体，也是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另类表现对象，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总体说来，侠的渊源大致可以认为是：“在周末纷乱的社会背景下，由‘士的一部分——游离到社会各阶层的‘武士和社会各阶层中一些崇尚先民原始野性的人组成，这些人由于共同的气质和思想理念而成为一个十分缺乏理论和组织的、以个体为单位的特殊群体。”a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概括了侠的行为特点：“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b侠在发展中，形成了游侠、刺客、豪侠、侠盗和异士等类别。唐代边塞诗中出现的“侠”，大部分属于游侠。游侠的“游”，有游离、漂泊之意，他们与正统价值观相疏离，即所谓“不轨于正义”，故而行走于江湖。游侠的“侠”，表明其奉行独特的价值观，轻生死重承诺，为了理想、信念可以牺牲一切。因其特殊的价值观和信仰，游侠选择行走、流浪于江湖之上，他们的经历也不再是日常的柴米油盐，自带有雄浑阔大、惊心动魄和意气风发的美感。

“战士”一词，先秦时期已开始使用，如《荀子·富国》中即有：“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c《尉缭子·武议》曰：“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d最初的“战士”是由贵族组成，后来则以平民特别是农民为其主力。“战士”的内涵也渐渐脱离了“士”，转指士兵、战斗者，他们构成了军队的组成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边塞诗歌中的“游侠”和“战士”并非绝对不相容的概念，当“游侠”走上战场，他们就成为战士，只不过他们是一些特殊的“战士”。如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曹植的《白马篇》较早地塑造了集“游侠”与“战士”为一身的白马英雄形象。唐代边塞诗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本文中的“战士”，特指普通战士，以与从军边塞的“游侠”相区分。

一、对生死的态度不同：轻生死与重团聚

游侠与战士对生死的态度有交叉、融合，但也有明显的相异之处。游侠轻生死，重然诺，有着不羁的生活作风和反叛的人生态度。游侠更关注的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完成，并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战士则厌倦战争，向往和平，他们虽身在战场，却一直在思乡怀亲，渴望回乡与亲人团聚，客死异乡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骆宾王的《从军行》：“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这首诗里的主人公当属游侠，他从军的原因是“平生一顾重”，得到了知己的青睐，于是慨然从军，并立下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壮志，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奔赴边关与来犯之敌作战，与行侠仗义于江湖一样，都只是游侠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其内在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沈佺期的《杂诗》：“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这首诗的男主人公当是一个普通战士，他们来到边关，是为了保卫家乡和亲人，但其内心还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他们的愿望就是有英勇善战的良将带领他们打败敌人，胜利还乡，与亲人团聚。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在写作边塞诗时，代百姓、战士立言，其诗歌主人公大多为战士，而当他们重在抒发个人志向、旨趣时，诗歌主人公常常变为游侠。

二、价值追求不同：世间的圆满与生命意义的实现

游侠和战士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战士有世俗的牵挂，追求的是在战场打败敌人并建功立业——战事取得胜利，立功受赏回乡，是其最圆满的结局。游侠更在意的是个体生命意义的实现，个体的生命激情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抒发和释放，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否足够精彩和丰富，所以能否立功受赏他们并不特别在意。

更重紧的是，如果立功受赏，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是接受了主流社会、朝廷的安排甚至是收编，就必须按照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行动和生活，而侠的精髓和风流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纯粹的游侠，必须也只能选择“狂荡—征战—功成不受赏”的人生轨迹。

游侠最怕的就是庸庸碌碌、无波无澜的一生。他们渴望展现自身的风采，在扶危济困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使用武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张扬、放恣、无视世俗规则的大欢喜。至于物质功名的奖赏，有当然很好，毕竟游侠的生活是需要经济支撑的，没有的话也不会对其造成过于沉重的打击，因为游侠看重的是个体生命的绽放与展开。

陈平原先生曾这样概括：“唐人游侠诗，其叙事有两种基本模式：一以王维《少年行》为代表，一以李白《白马篇》为代表。前者‘狂荡—征战—受赏，后者则‘狂荡—征战—功成不受赏。” e王维的《少年行》是一首组诗，共有四首，讲述了诗歌主人公从年少时的贵公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战士，并在战场扫清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回到都城受赏封侯的故事。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其一）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二）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群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紛纷射杀五单于。（其三）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其四）这里的诗歌主人公从年少时狂放不羁的游侠最终成长、转变为国家的英雄与武官。陈子昂的诗歌《送魏大从军》则更加直接：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作者勉励其好友魏大，从军报国，立功受赏。诗中所说的魏绛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他主张晋国与邻近少数民族联合，其从军的主要目的就是平定胡人引发的战乱，立下赫赫战功，实现世俗的成功。

李白的《白马篇》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主人公同样身怀绝技，立下赫赫战功，却不愿阿附权贵、居功邀赏，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只愿退隐于江湖，继续侠客英雄的快意人生。

按照陈平原先生所概括的三部曲，以战士为诗歌主人公的边塞诗有两种情况：在从军之前有作为游侠或贵公子的狂荡的经历，或在从军之前没有狂荡的经历，但接下来的人生轨迹都是“征战—受赏”。而对于以游侠为主人公的边塞诗来说，对“狂荡”的描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狂荡”和“征战”都是游侠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二者对他来说同样重要。“征战”结束以后，游侠仍会回归其“狂荡”的人生轨迹，否则他就转变为普通的战士和世俗化的英雄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是否功成受赏做官是区分唐代边塞诗主人公为游侠或是战士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个性表达不同：群像与特写

战士在唐代边塞诗中往往是以群像出现的，这类形象传达出的是共性，是一种群体性的表达。这一群体所认同的精神价值主要有英勇杀敌、舍身许国、思乡怀亲、厌战重战等。其情感和价值追求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战争特别是反异族侵略战争是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正义之战——只有走上战场，打赢敌人，才能捍卫国土安全和家人的生活安宁;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传统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绝大多数的军人来自农民，他们具有浓厚的眷恋乡土、厌战慎战的思想倾向，在边关服役，与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作战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服役作战只是为了“以战止战”，向往的还是回归平和宁静的田园生活。这种复杂的感情频繁地表现在唐代边塞诗中。柳中庸的《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表面上全是写边地生活与风光，其实隐含了作者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常建的《塞下曲四首》（其一）：“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中原百姓和战士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各民族和睦相处。崔颢的《雁门胡人歌》也表达了相似的主题：“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诗歌独辟蹊径，从胡人的角度表现了战争对交战双方都没有好处，胡人也乐于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进而肯定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战争观念和价值追求。

边塞诗里对游侠则进行了更多个性化的表达，他们在唐诗中主要是以个体形象的特写出现的。唐诗中的游侠形象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武艺高超、扶危济困、豪放不羁、挥金如土、潇洒风流等，他们很少思乡怀亲，也不与亲人、同乡往来，常常独自行走在江湖中，安于永远在路上的生活状态。如李白的《少年行》組诗：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击鲁勾践，争博勿相欺。（其一）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二）

永远在路上，以青春勃发的姿态，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游侠形象格外鲜明的重要原因。

除以上三方面不同之处外，游侠和战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有很大不同。游侠对待战争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因为在战争背景下，他们的武艺、韬略和侠义精神有了更多、更充分的展示机会，安定庸常的生活反而会限制其生命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发挥，世俗的日常生活反而令他们望而却步。而普通的战士多数情况下都是慎战、厌战甚至反战的。战争对普通战士来说意味着流血、牺牲，他们面对的是前途的不确定性和注定要损失的青春、财产乃至性命。因为这些不同，唐诗中的战士和游侠分别展示出了不同的形象特点和艺术魅力。

总体来说，以富于个性魅力的游侠为主人公的边塞诗，似乎更能令后世的读者印象深刻，也在时间长河中持续吸引着不少年轻的读者。但令人叹惋的是，游侠这一特殊群体和艺术形象，与我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终究有许多不合之处。游侠重在“游”字，他注定要游荡于远离家乡与庙堂的所谓江湖之上，不能尽到做儿子和臣子的义务。因为其对自由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反而成为某种安全隐患。韩非子认为侠是社会的“五蠹”之一，需要除掉;历代统治者也对游侠加以限制，甚至是惩罚（事实上，汉代中后期以后，作为一个群体游侠已经渐渐式微）。这样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很难见容于当时的社会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要做纯粹的游侠，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故而文艺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常常具有符号化、理想化的特点。唐代边塞诗中写到游侠，无非也就是浓墨重彩地表现其饮酒、骑马、打猎与交友等场景，从而突显其豪放、慷慨、任侠的一面。而战士群像固然缺乏游侠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魅力，但他们的生活、情感与追求是真诚、深沉的，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毕竟向往和平生活，渴望与亲友团聚，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游侠个体，相形之下则不免浮于表面，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倾慕游侠生活方式的人，年轻时选择仗剑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最终往往还是要回归家族和主流社会，为主流文化收编。更何况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江湖”以供这些“侠”去行走。纯粹的游侠或许只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从边塞诗、唐传奇到武侠小说，再到今日的功夫题材影视剧。然而这或者许正是唐代游侠诗具有别样魅力的特殊原因，他们表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传统的重压下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也展示了国人向往自由、浪漫的精神底色。正是这些洋溢着青春激情的边塞诗最能体现盛唐的气象与风采，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为之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