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杰

内容摘要：流浪作为一种生存体验可分为身体流浪和精神流浪。萧红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她的人生经历具有明显的“流浪”特质。空间位置上的漂泊不定加上精神世界的寻而不得，使得萧红在灵魂深处一直无法安定下来，流浪意识笼罩着萧红整个个体生命和文学生命。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切入口，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并联系萧红本人的人生历程，追溯流浪意识在后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作家对于故乡的渴望。

关键词：萧红 《呼兰河传》 流浪意识

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位青年女作家，其自身流浪的生活经历使得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流浪意识”，笼罩着萧红的个体生命和创作生涯。沉潜在萧红灵魂深处的流浪意识将萧红对生活的感受得以升华，以作家的良知感应生活的疾苦，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个性。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切入口，探寻萧红作品的意义边界。

一.流浪与流浪文学

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文学自古就有着流浪的印记。无论是在精神流浪中的庄子、政治流亡中的屈原、行万里路的司马迁，又或是“大隐”诗人陶渊明、浪漫不羁的“诗仙”李白，还是一生饱尝艰辛却乐观达然的苏东坡，他们都经历了流浪与孤独、艰辛与磨难的生命历程，并以文本书写或思乡、或怀土、或归根、或隐居、或流亡、或行旅的人生体验。

流浪和流浪文学的关联和源头可以从西方早期作品中找到痕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流浪模式，《圣经·旧约》中的宗教流浪模式，就是围绕着“家园”的“失落——寻找——回归——失落”这一反复的历程而展开的，彰显了犹太人的流浪品质。此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神流浪，也隐现出流浪文学的气质。学者陈召荣在《流浪母题与西方经典文学阐释》一书中将流浪文学划分为内在流浪和外在流浪，外在流浪就是指物理空间上的游移，表现为与属己的生存场相分离的流浪形式，内在流浪是指人的精神上的失落感、漂泊感、彷徨感、迷惘感、荒诞感，以及心灵上的无可归依感，是在精神上寻找出路的迷惘，是对人存活的理由、现状以及未来的怀疑与困惑。[1]

萧红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她的一生就是流浪的一生，她以自己的流浪经历为蓝本创作出一部部作品。但是萧红作品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文学界普遍认为萧红的作品没有表达抗日的主题，不符合主流文学的潮流。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文坛掀起了一股“萧红热”，1978年钟汝霖的《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打开了研究作家萧红的新局面，对萧红的研究开始进入自觉的阶段;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也较为公正客观地评价了萧红文学的作品价值，吸引了大批国内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他们或是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作家萧红的创作和生活，或是从抗日的角度审视萧红的作品，认为萧红在作品中对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抗战大后方人们生活的悲惨。这也让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萧红的作品，并给予正当的评价。

鲁迅先生在《生死场》的荐语里写下：这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解读萧红的作品成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即认为其作品反映了抗戰后方人们的生与死，以文学的形式倾诉了现实主义。但纵观萧红的人生经历可发现，她的一生都在居无定所中度过。她的作品皆是在流浪中创作，流浪是贯穿她个体人生和创作经历的主题。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漂泊，是外在的身体流浪;而龋龋独行于传统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又可解读为精神流浪。因此，以流浪的角度来解读萧红的作品，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二.底层和童年视角下的流浪书写

“20世纪是个动荡不安，战乱频发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冷战以后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上个世纪的许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而流亡异地。”使得流亡和文学的关系更加凸显，产生了流浪文学。[2]一些作家和诗人在时代的转换中产生迷惘、失落的情绪，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文本呈现出来。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之一，因抗日战争而从家乡逃离，流亡中国各个地方，留下了不朽的著作。萧红将自己抽象的流浪生存体验以创作的方式加以呈现。文本中对底层人物生活的细致描摹不乏同情和悲悯;童年的叙述视角是对无拘束生活的向往;散文化的小说是独立个性的绽放。

1.底层人物的流浪体验书写

从自身的流浪生存体验出发，萧红一直默默书写着底层人物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描写达官贵人，妓女强盗，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家的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写作趋势，直到鲁迅的作品出现后才也有所改变。堪称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对文学革命所作的贡献之一就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里的病态人生，将犀利的笔触伸向了社会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在当时的文坛中掀起层层激浪。深受鲁迅影响，从底层走出的作家萧红，在作品中也充满了小人物的哀歌，为小人物立转。这一类人物平凡且卑微，生活上的贫瘠让他们丧失了热情，精神上的穷途末路更是使他们成为时代进步中的“边缘人”。在《呼兰河传》中，有不知名的小人物，如卖豆腐的、卖豆芽菜的、卖馒头的、卖凉粉的;也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如有二伯、冯歪嘴子、小团圆媳妇等，他们按照自己的命运生活着，用一生来谱成一首首悲凉的曲调。假若你要是问她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便回答：“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在那里，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人死了，也就是亲人哭一场便被人忘记了;商民之间也是相互欺骗的，只要能使得自己受益，便不惜损害他们的健康;大泥坑子给过往的行人造成极大的不便，但却没有一个人将它填上，因为自己做了并不能获利;自欺欺人地吃着瘟猪肉，说实话的却要遭打，因为实话挑战了众人的“信仰”。愚昧落后的思想也让这些底层人物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如同动物般生死，存活便没有了意义，苦难是他们一生的主题。但是作家又不止于此，在批判这些庸众的冷漠、自私、愚昧时，发现人性的善在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小团圆媳妇用她的真实、可爱来对抗腐朽的传统恶习，冯歪嘴子用他坚韧的毅力来续写命运。作者的同情和悲悯让读者在这些人物身上窥见了希望。正是萧红独特流浪生存体验使得她对于底层人物的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真切的共情，将北方人民的生与死鲜活地刻画出来，将同情和悲悯赋予苦难的生活，体现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2.儿童的叙述视角下的流浪体验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表示到：“因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而表示遗憾”，并且盛赞萧红是一位“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呼兰河传》是一部真的好的不得了的作品。[3]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考察，《呼兰河传》体现了萧红自觉的文体创造意识，也诠释了萧红作为一位小说家独特的艺术质素和文体的独特风格。《呼兰河传》中所采用的童年视角是萧红一次自觉的文体意识的成功实践。

物理和精神的流浪中的人们往往具有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他们拥有一种真诚、坦然的生活态度，抛去世俗纷繁的眼光，采用一种童真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一切。萧红在作品中也多采用儿童视角来进行叙述，表达灵魂的自由和创新的文体意识。萧红在创作时声称：她不遵循小说一定要写的像巴尔扎克或契科夫那样，她认为小说是不拘成法的。《呼兰河传》中，作家并不是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的叙述，或是简单地采用一种视角来去叙述，而是不断地转换视角，使作品呈现一种独特的章法。在第一二章，作者采用全知视角描绘了呼兰城内的东二道街、西二道街等的景象，以及呼兰城的民风民俗;第三章采用了儿童的叙述视角，向读者展示了童年的人和物;第四章又转变到成人的视角，书写着“荒凉”;第五、六、七章又以一个孩童眼光来刻画呼兰河城的这些人们，写尽小人物的悲凉，人生的无奈。

在以成人的视角的书写中，文本是回归现实的，甚至是更加的荒凉和悲凄。而童年的叙述视角相对于成人的视角多了一些明亮的色彩，充满了童真趣味和温情。童年的叙述视角，对应的是没有逻辑的，无条理的叙述，呈现在文本上便是其散文化的、没有理性的描绘，毫不关联的各个章节被串联成童年的回忆，形成一个整体，充满着一种童真、诗意的氛围。“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在这里，动物是和人一般具有灵性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自由的。”[4]没有华丽的辞藻，复杂的写作技巧，而是简单的词汇表达出孩童眼中的世界。在“我”眼里，小团圆媳妇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生命，而在她的婆婆、有二伯、大厨子等一些人的眼中，她是奇怪的、不健康的，因为小团圆媳妇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不符合他们的“审美哲学”。他们心中的旧式女子的形象特点是温驯、胆怯、低声下气，这种健康向上的生命形态不符合呼兰城人们的旧式观念。于是他们便说“小团圆媳妇不像小团圆媳妇”了。她的婆婆便对她施虐，又将自己的行为附加上神鬼的神秘色彩。这是旧时代女子在非人性礼教约束下，从被害者变成施暴者的悲剧，一代代的新生命被摧毁，而他们却浑然不觉。文本初读会感到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画面的拼凑，并不具有一部小说的完整性，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之所以呈现这种特征，和萧红根据童年看取生活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关注片段化生活场景的再现，是萧红对童年故乡记忆的传达，也是流浪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

3.散文化书写里的流浪意识

瓦尔特·德里曾说：小说是一种没有自然的或确定固定存在的实体。[5]可见小说具有包容其他文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在萧红的《生死场》的序言中，鲁迅称她的小说有一种“越轨的笔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杨义先生也曾说萧红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称萧红为“诗之小说”的作家。[6]初读萧红的小说，第一感觉会惊讶于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没有一以贯之的主人公、连贯的情节结构，一个个章节呈现出的是一幅幅民俗画卷。不同于传统的小说的写法，萧红个体独特流浪体验使得她在小说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风范，创作出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南帆认为：“小说的结构技巧更为内在的反映作家关照世界的能力。虽然结构不过是一种再度组合，但是，它却体现着作家的审美敏感，情感深度，人情练达和哲学水平。”在传统文学的创作中，小说是一门讲故事的文学艺术，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但是随着文学不断地发展，散文的因素渐渐融入了小说。不少作家进行小说散文化的尝试。萧红也是创作散文化小说的代表。

自我放逐的流浪意识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萧红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她真诚质朴的心灵。流浪的历程孕育着一种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因此萧红突破傳统的枷锁，探索新形式的自由。流浪的经历培育出萧红冲破传统的个性，敢于创新，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出于对创作、小说的独到见解，以及她创作时无拘无束的率真性情和清新笔调，萧红的小说从结构和抒写的侧重点来看，不着重写人物、写故事，而着重写印象、写感觉。萧红的小说淡化了人物和情节，善于书写主观印象和个人感受。这一特点在《呼兰河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作品中，萧红打破了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壁垒，吸取了散文和诗的因素，在小说中呈现出散文和诗的因素。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呼兰河传》呈现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民情风俗画。[7]“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红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上来的，见也未曾见过的，诸多种颜色。”这些文字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个画面的拼接，并不足以增加小说的情节或人物的功能，但会使得作品笼罩着一种诗意的氛围，每章独立出来都是一副绝妙的风俗画。流浪精神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这里一览无余，充满诗意的叙述使文本更加别具一格，也体现出萧红创作时浪漫主义的情怀。或者说，作家萧红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作家，她将自己的童年以诗意的笔触抒写出来，让读者在充满诗意的虚幻描写中看到现实，美化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在阅读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作家的身影，体会到作家细腻的情感。例如“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的和孩子似的”。在这里祖父是“我”幼年的玩伴，“我”作为一个孩子，与他这个大人是没有隔阂的。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我”与祖父之间深厚的感情。在“我”专属的后花园，仿佛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别人是不能比“我”知道的多的，当我听到二姑母家的“兰哥”居然知道后花园里的李子树前年就死了，“我心里立即就生出一种嫉妒感，觉得这花园是属于我的，和属于祖父的，其余的人不晓得才对。”萧红的浪漫情调在流浪中得以体现，满足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心理上和美学上的需要。在创作实践中创造了一种趋于散文化、诗化的新型小说样式。读萧红的小说，少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鲜有传统的典型人物形象，但是他们自由、清新、多彩的特点会让人投入其中，与人物同悲共喜。

萧红独特的流浪经历是她创作的宝库，若将她的经历和创作联系起来，可发现其中紧密的关联。真切的流浪生活体验让她悲悯底层人物，从而深陷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贫瘠;充满灵性的儿童叙述视角不仅是对传统写作手法的打破，更是对旧有规矩的一种僭越;散文化结构的小说使得她文本成为一种超时空的存在，永远焕发持久力。

三.萧红小说中的意蕴呈现

流浪者在经历了无尽的流浪和苦痛之后，会寻找一个可以置放精神和心灵的桃花源圣地。流浪的生活是艰苦、凄凉的，家园、故土也成为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作为流浪者的萧红，对家园故土的想象和回忆溢满字里行间。孤苦无望的流浪记忆，不失为萧红人生和创作的底色，但是她用写作超越了自身的孤独。苦难的人生经历没有让她耽溺其中，相反，她关注到更广大的底层人民，在小人物身上发现人性的善与美，在流浪生涯的后期表现出对家的倾情书写。

1.呼唤人性的善与美

萧红在流浪的体验中，尝尽了各种磨难和困苦，所以她渴望寻求人性的善和美。小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就是作者所塑造的善与美的形象的体现。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在众人看来是不像小团圆媳妇的，她比普通的姑娘辫子长，她见人不知羞，她长得高，在众人眼里她不符合传统女子的标准。于是婆婆百般折磨她，直至“把好好的孩子捉弄死了”。可气的是有二伯和大厨子在埋葬了小团圆媳妇后他们谈论的是老胡家的酒菜怎么样，对于小团圆媳妇的死漠不关心，这使得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就更加深刻。在同类型的人物中，小团圆媳妇形象的塑造是萧红在追求中国传统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前进旗帜。正是基于流浪意识的独立自由思想，使得作者竭力为传统压制的女性寻求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在众人皆无所谓生死，失去生命意义的映衬下，冯歪嘴子形象的塑造显得鲜活生动。冯歪嘴子住在磨坊里头，他虽然也没有出色的才能和先进的思想，但是他是勤奋的农民的代表，他自食其力，依靠劳动维持生存;对人真诚相待，“他有时和我祖父交谈，不知祖父走了，他还在那里自说自话，我在后面偷偷地乐。”他卖黏豆糕每见我就给我一片，冯歪嘴子是作品中良善一类人的代表。他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但是对“王大姐”却疼爱有加，相敬如宾。当王大姐离他而去，冯歪嘴子也没有放弃生活，尽管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依然是“笑呵呵”，“他家是快乐的”，即使“在众人看来，看冯歪嘴子的儿子，绝不会给人以时间上的观感”，他依然会为儿子会笑、会拍手这样的进步而笑的合不拢嘴，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生命的坚韧是作者对于故乡的期冀。在这落后封建的乡村，这种精神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支柱，大部分人的生活哲学就是放弃自我，过一种给别人看的生活，而从来不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否幸福。人的价值被否定，每个人的命运千篇一律，这是及其悲哀的。萧红于颠沛流离中看到了这种生命的悲哀，企图以这种方式唤醒麻木的人们，去发现自我的价值，活出自己的人生。

2.诗意的栖居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返乡的实质乃是超出对家乡本已生活的纯然分得的占有之外对喜悦之本源的敞开”，[8]他认为“诗”是危机的拯救者。“诗意的栖居”是萧红应对现实生活中孤独的良方。在流浪生涯的后期，萧红选择回归故乡，盛赞故乡的温情与美好，书写自己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在短暂的人生中不断地迁徙，在孤寂中寻找归宿。

西蒙娜·波伏娃曾将女人归结为第二性。在她的定义中：“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色，而是相对于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9]对于女人来说，“家”是不属于自己的，她所居住的是丈夫的家、儿子的家、父亲的家，唯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这里的家是指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归属地。萧红也是一位在现代文学中描写女性文学的作家，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反映了她不同时期自觉的女性意识。在流浪生活的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她对故乡温情与美好的抒发。《小城三月》中翠姨比《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更加地具有反抗意识，翠姨她有着自己喜爱的“绒线鞋”，她有着自己的秘密，她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她有自己的喜好，她也愿意去遵从自己的意愿。作者在这里所传达的是一种对传统女子悲剧命运的态度，由冷漠转为温情的叙述，体现了她后期对故乡寄予的希望。相对于小团圆媳妇来说，翠姨在女性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虽然由于学识的缺乏使得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充分的理由，但是她的意识已经体现出作家在文本中传达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一种平等观念的传输。作为对乡土生活的回忆，也体现了作家对于故乡的肯定和希冀。

从萧红后期的作品中对于故乡环境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萧红对家乡态度的转变。在《呼兰河传》第四章中，多次以“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开头，来回忆我童年时的故居，以及我的“游乐场”，在直白的叙述中作者力图将这故里的一草一木都描画出来，展示了这些人生活的“寒凉”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对于故乡的悲悯和思念。作品中写到祖父教我读诗，反复提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這并不是一种巧合，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道出了作者此时身居异乡的凄凉和愁苦，在“祖父死了的时候”里，萧红写到，祖父的死带走了温暖和爱，所以作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借对故乡故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她“魂归故里”的愿望。这种柔软的心理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萧红后期心理的一种成熟，她不再像青年时期对家乡一味地排斥和逃离，而是选择去面对，去拥抱这个她曾经生活过的故土，无论曾经在这里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她还是爱它的，她在生命的最后，希望回到这个生她养她的故乡，寻求生命的完满。她的回归是向现实的回归，人生是一个长久的诱惑，回到属于自己的本来的生活状态，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拒绝的归宿，也是对生命母体的一种报答。

古往今来，有许多书写流浪意识的作家，屈原以《离骚》来书写身体流浪的苦闷，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书写精神的寂寞和彷徨，萧红却在默默诉说着她的流浪，她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写作，她以自我不羁的个性，向世人彰显她的倔强。[10]她的流浪意识需要我们从她的文本中仔细去研读，慢慢去体会，从而去感受这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是如何在文坛中慢慢绽放，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8、17、52.

[2]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17.

[3]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4][日]平石淑子.萧红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39.

[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刘婷.萧红文学创作中的流浪意识的研究[J].山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6）：8.

[8][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24、32.

[9]波伏娃著.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9.

[10]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52.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