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其在江海一隅的南通，开启了对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尤其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更是走在当时的前列。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这四个方面，旨在梳理张謇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的探索，一方面宣传、弘扬张謇精神，另一方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提供现实参考。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旨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张謇作为近代的一个非凡人物，开启了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尤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更是走在当时的前列。

张謇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的理念和实践

坚持“以农为本”思想

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2]可见张謇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深刻认识。联系当下来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的国情下进行的，想要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农业的发展需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棉纺织业是大生集团的主导产业，为了减少棉纺织业的后顾之忧，张謇毅然进行垦荒。清政府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在江浙两地围垦荒地，张謇借此机会努力获取刘坤一的支持，得以筹办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5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西方公司制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并建立了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采用工业配套模式的生产组织[3]。

工农“并进迭用”的发展机制

张謇的农本思想也并非“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张謇认为“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侍农业一端，断难养瞻”，必须对工业“尤宜专意为主”[4]。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在当时，资金不足是制约农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张謇对此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设立农业银行，“人民得依赖此种银行，作其保障，资其周转”[5]。二是引进外资，“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应当“合并而利用之”[6]。三是工业资金支持农业。从现实来看，三策中工业反哺农业最为切实可行。因而，张謇在垦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即采用了这一方式。从通海垦牧公司第1届至第9届帐略可以看出，每届都有“大生沪账房”“大生纱厂”的款项。这里的“存”是指向大生纱厂的借款。同时，垦牧公司也为大生纱厂提供了价廉质优的原棉，促进了大生纱厂的发展[7]。

城乡互补的“村落主义”

当前学术界更有一种观点，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应当是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先生的“村落主义”。何谓村落主义？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地自效，建设家乡”。张謇的“村落主义”并非如字面所示，只以“村”经营，而是城乡共同谋划与布局，这也是张謇在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独树一帜的重要表现。

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如何形成协调发展？当时的大生各厂和各企业几乎都建在农村，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这种以工业为中心的乡土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追求中国式早期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地区或乡土经济建设，不失为中国式近代化的途径之一。棉纺业不仅需要农民进厂务工，也需要他们在乡种棉，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城区和农村之间形成了适度的空间，给予了农民生存的弹性，带动着农村的发展。垦区农村的建设规划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到1937年，共有25座新市镇在淮南盐垦区崛起，他们无疑是城区与农村的碰撞点和结合部。

“悯农论”下的民智启迪

张謇一向关注民生疾苦，他开垦荒地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用来安置流民，他指出：“居今日而欲救贫，道莫要于垦荒……吾国幅员辽阔，国有荒地甚多……如克逐加清理，一律招人领垦，则非特地无旷土，目前可消纳游民，而将来垦熟升科，并足增国家收入。”[8]同时，张謇的“悯农论”并没有被儒家传统理念所局限。张謇在19世纪末明确提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的理念，实际上隐含着“人的现代化优于社会现代化”的思想。

在张謇的认知中，他认为大多数农民“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害虫、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9]。因而，他兴办农业学堂（张謇开办的第一所实业学堂），通过“贷种所”科普活动等传播农业科学，建立与农户之间的联系，传授给农民科学的务农知识和种植技艺。

長久以来，中国农民缺乏组织力，自我保护能力不强。针对这种情况，张謇提出了建立农会的主张。当时的南通全县有21个乡，乡乡有农会，会员多达数百人。农会每年年终开一次大会，每月月初开一次常会，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10]。

此外，张謇也注重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性，加强对农民道德品质的教育。

“以物载道”的自治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现代化的奠定需要物质基础作为载体，如现代化的设施和功能。另一方面，诸如此类的物质基础、市政建设等也需要现代化的方法治理，这必然会促成现代化观念的形成。

张謇以现代理念规划农村建设。他聘请专业人员对滨海荒地进行科学测绘，形成规划图，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同时，他极其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改造工作，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提升了农地效益（滨海滩涂开发的农地）。此外，因地制宜地规划民房，在一条条距离基本相等的规划线上，与生产相配套，形成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张謇对农村的规划，“采用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荷兰式头规格化”，形成“排灌畅通”先进的水利系统[11]。

然而，由于局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观和文化态度，张謇的乡村“自治”缺乏“民治”的核心内涵，把地方自治变成了“绅治”（依靠地方乡绅发展实业、教育、慈善的代名词），张謇虽然追求现代化，但政治平等观念没能有所体现，老百姓只是受其庇护的对象，并没有发展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12]。

现实启示

构建新发展格局，彰显“三农”重中之重

张謇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以及正确对待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与我们当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是一致的。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时，欧洲各国为了应对挑战，采取了保护主义（隔断）措施，即注重内生发展，内生动力，培育国内市场。而这些隔断措施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凡拥有农业自主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都实现了向工业化的顺利过渡，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的着力点，要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和有机衔接。

立足产业振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上文阐述了张謇“工农并进迭用”的发展理念，但在实践中，实业公司大生集团则是农、工、商一体化经营。以棉业为例，张謇凭借自己的经验，指出“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这和当下三产融合发展之路不谋而合。

如何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当前各地采取的一个思路是通过推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一产的升级发展。比如，通过一产与三产之间的融合，优化配置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实际中，可以看到特定区位的农村或具有旅游资源的农村，通过有利的位置获得投资，从而使得当地农民从中获利[13]。当然，旅游业也有其脆弱性，尤其受外界影响的概率比较大。因此，要推动乡村旅游业多维度发展，形成与农村电商、农村物流、文化创意产业、村落特殊农林产业等方面的融合互动，这样既可以避免单一旅游业引起的“荷兰病”效应，又可以提升其他产业的附加值，建设以乡村旅游为主导，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产业体系。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镇村联动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14]。张謇以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发展，以产兴城，使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扩散，形成了城镇村联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这一方面还是要完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支持，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对村镇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基础社会和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行动要以政府的转移性支付为主，要充分发挥农村现代化设备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时期，随着农村的人、财、物逐渐流入城市，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原有的秩序受到了冲击。因此，国家资源自上而下转移至农村，一方面可帮助农民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可保持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乡村建设也不能忽视文化的建设，通过抵制大操大办的消费主义观念，动员农民参与村庄活动，合理安排闲暇时间等，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实现农村现代化

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既是为了农民，也要依靠农民。可以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民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5]。虽然农民的现代化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素质，但结合我国实际来看，农民从“身份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是一个必要前提。在传统观念里，农民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代表着身份地位;农村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农业更是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种行业。这些固有印象使得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评价并不高。虽然新型职业农民为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但是各地在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更侧重“新型”，包括对农民技能的提升，对农民素养的提升等，但“职业”的导向则鲜有涉及。此外，更要注重对青少年、儿童的“三农”教育，让他们有着对农村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投身农业生产的使命感。当然，现代化中农民的构成不仅包括职业农民，还包括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村干部、外出就业农民工以及知识分子，因此必须从我国的特色优势和制度创新角度出发，探索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自有的新型现代化农民培育模式，壮大新型现代化农民群体。

完善“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张謇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地方精英集团，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达到治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受历史局限的影响，农民只是被治理的对象，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村民自治是“三治融合”的基础，是整个农村社区治理最为核心的部分与关键所在。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支撑。从实际反馈来看，自治与法治讲求客观性，操作起来相对容易。因此，在各地制定村规民约，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等方面均有条不紊地开展。相比较而言，“德治”在各地乡村治理的推进中使用的方法则比较单一，大都是文化宣传，文娱活动，以娱众性为主。当这类文化活动的宣传目标达成后，亟须将其推动到以核心价值理念为导向的更高阶段[16]。

同时，各地也在不断创新，完善“三治融合”。比如，江苏海门探索推行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法治、自治、德治、智治（综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智治（综治）通过依托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充分调动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借助大数据来赋能服务体系，依托居民群体，形成自上而下的问题反馈机制，同时，发挥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奠定坚实的治理基础从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度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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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袁骥，倪羌莉，李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20，48（23）：19-22.

【作者简介】倪羌莉（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三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