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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的形象分析

2022-05-30丁燕孙静洁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2年10期
关键词:形象分析成吉思汗

丁燕 孙静洁

关键词:《中国孤儿》 成吉思汗 形象分析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欧洲将“中国热”逐步推向顶峰。以约瑟夫·普雷马雷(Joseph Henrg Marie de Premar,1666—1736)、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为首的西方传教士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他们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社会制度、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医学农业等传播到欧洲,例如《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he Orphan of Zhao, a ChineseTragedy )、《中华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中国新图志》(New History of China)、《中国上古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等。其中,约瑟夫·普雷马雷翻译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被神父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 收录在1735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i )of Those Countries )。

《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据此改编并创作了《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 )。该剧上演后大获成功,接连上演了十二到十三场,并从1757 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期间以每年三到六场的频率占据法兰西剧院的舞台,激发了法国读者和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三十年,《中国孤儿》还被欧洲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仅英国共出现《中国孤儿》的改编版本就有十二种,其中包括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于1759 年出版的《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诸多评论家认为风行于欧洲剧坛的“孤儿热”反映了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对东方文明和道德风貌的憧憬与期待。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孤儿》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有研究伏尔泰与中国文化(Ahn,Jong-Su,钱林森,黄意明等),也有探讨《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在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与写作手法等方面的异同(叶坦,张懋学,方秋霞等)。然而,《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却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通过对成吉思汗形象的多维分析,旨在探索伏尔泰在成吉思汗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如何将法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和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交融在一起。

一、叱咤风云的征服者

伏尔泰遵循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结构理论“三一律”(The Three Unities)的创作原则将《中国孤儿》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三者有机统一,由此《赵氏孤儿》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被缩减为二十四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在同一天内的同一地点,事件主要围绕搜索和搭救遗孤展开,舞台上的人物也主要是成吉思汗和臧悌夫婦三人。为了使《中国孤儿》更易为欧洲观众所接受,伏尔泰在《赵氏孤儿》屠岸贾的原型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成吉思汗,并保留了屠岸贾嗜血残暴的个性。

《中国孤儿》中的主人公替换为成吉思汗绝非偶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辽阔地区,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陆性帝国。伏尔泰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理解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的重要切入点。伏尔泰在创作《中国孤儿》之前,根据戈比尔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王朝的历史》写了著名的《风俗论》,其中在第六十章《东方与成吉思汗》中写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不是伟大的政治家,成吉思汗的一生便是证据之一”。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伏尔泰在政治方面反对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君主专制,欣赏中国政体的宽容和法治,因此认为有必要为君主进行人类美德的启蒙,使其成为具有良俗美德和正义公道的君主。此外,秉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有关戏剧动力的理论阐释,伏尔泰在刻画文学人物形象方面注重人物所具有的善恶复合性,因此笔下的成吉思汗并非绝对的恶人,而是一位可以被感化的君王。

二、崇拜道德的君王

随着剧情的推进,成吉思汗的形象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令人畏惧的军事征服者变成道德的崇拜者。伏尔泰曾说:“这个剧本创作于14世纪,就是在成吉思汗朝代。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能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它的一切法规。” 成吉思汗从一开始的军事征服者变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其形象的转变与伏尔泰推崇中国文化特别是“选贤与能”“为政为德”的儒家思想和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伏尔泰非常崇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儒学使中国人养成了善良、宽容、淳朴、重信用的品质和以孝为先的人生准则,特别是中国的国君受到儒学的影响而睿智、仁慈并富有哲学思想。《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被臧悌夫妇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不仅赦免了臧悌夫妇,并决定抚养孤儿长大成人,此外还劝告臧悌留在宫中:“我请你在这里做论道经邦的宰相;希望你为政高明也和你为人一样;希望你化民成俗,讲正义、阐扬理性。”(范希衡译)成吉思汗形象也因此由一名武力征服者转变为待人宽厚的君王。

行使征服者权威,你们已过于酷烈。

我命令立刻收刀,不准再杀人流血:

我要战败的人们,从此能松一口气。

(范希衡译)

成吉思汗的内心独白表达了自己认识到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灾难,并希望做出改变让百姓安居乐业。成吉思汗形象的转变体现了伏尔泰崇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并希望普鲁士君主或法国国王也能像成吉思汗一样,在仁者爱人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变成一个治国英明、待人宽厚的国君。

三、多愁善感的情郎

《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战无不胜、有勇有谋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情郎。《中国孤儿》不仅是一部英雄剧,而且还贯穿了成吉思汗和伊达美的爱情故事。有关于爱情故事的设置,国外学者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1883—1936)认为《中国孤儿》中的爱情故事和女性形象可能受到英国作家阿法拉·本(Aphra Behn,1640—1689)于168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奥尔诺克》(Oronoko)的剧情和人物设置的影响。剧中的伊达美美丽、聪明、勇敢,当得知自己的孩子有生命危险,便义无反顾地将真相告诉成吉思汗;当成吉思汗提出用她自己作为交换而保全他人性命时,她选择放弃生命而保全忠贞。作为一名母亲或一名妻子,伊达美的坚强与勇敢感动了成吉思汗。因此,当成吉思汗下令杀死反抗者,他的内心充满各种矛盾。

免不免完全在你:我的尊严被冒犯,

我的命令被藐视,我的威权被侮辱,

总之,你知道,我是受欺到什么地步。

切莫说我要杀人,你偏要把他收藏,

切莫说我发命令,你偏要把我违抗,

你早就学会欺我,你早就欺人太甚:

我不是从今天起才应该报仇泄愤。

……

我为啥老是叹气?我怎么这样优柔?

什么天神附了她,句句话替她辩护?

难道是忠义之行,难道是妍美之貌,

具有一种法力,比我的威势还高?

(范希衡译)

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伊达美人物形象浓缩了伏尔泰对人类高尚德行的一切美好想象。

伊达美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伏尔泰受法国骑士文学的影响。理性的英雄剧与爱情剧相结合无疑是受到法国传统骑士文学的影响。骑士文学于12世纪发端于法国,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爱情故事。女性在骑士文学中通常被视为美与爱的象征。伏尔泰笔下的伊达美即是美的化身:“伊达美幽娴贞静,魔力却在她眼里:哪怕她一言一笑,都能够引人入胜。”(范希衡译)伏尔泰把成吉思汗描写成一个情郎,一方面,还原了一位统治者作为凡人的一面,形象真实可信;另一方面,成吉思汗面对伊达美的勇敢与执着而为之动容,也从侧面表现了这位战将具有欣赏女性之美与道德之美的能力。

剧中伊达美的形象塑造既符合大众的戏剧欣赏习惯,又突破了大众的欣赏期待。伊达美人物形象不同于《赵氏孤儿》中晋国公主——赵氏母亲将儿子托付给心腹臣子——程婴之后便悬梁自尽,随亡夫而去,其体现了为了恢复家族荣誉和传递家族生命,女性对夫权的顺从;然而《中国孤儿》中的伊达美誓死捍卫孩子的生命,她无视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其抗争与呐喊代表着伏尔泰本人对君权专制的思考。伊达美身上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感化了成吉思汗,使其由此转变为一个豁达大度,贤哲般的君主,成吉思汗形象也再次得到升华。

伊达美身上具有骑士文学中女性的美与爱,并且体现了启蒙运动思想下敢于反抗君主专制的智慧和勇敢,其既是美的典范,也是文明和道德的象征。伊达美形象的塑造和她与成吉思汗之间的爱情更好地烘托出成吉思汗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统治者。

四、结论

本文以《中国孤儿》为例,探讨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创作意图。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并创作了《中国孤儿》,在主人公成吉思汗的形象刻画方面承袭了《诗学》中有关戏剧动力的理论阐释和骑士文学的写作特色,塑造了一个善恶复合、情感丰富的英雄人物形象。此外,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升华,一个冷酷无情的军事统治者在中国儒家思想道德的熏陶下变得开明、仁爱、有情有义,其形象的发展变化体現出启蒙哲学对人性复杂在道德感召下的成功转型。综上所述,伏尔泰在成吉思汗的人物塑造方面将自己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解、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和法国传统文学特色巧妙地融为一体,证明了中国主题和法国文学之间存在彼此成就和相互兼容的潜能。

作者:丁燕,文学硕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孙静洁,内蒙古科技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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