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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梦”与“母梦”交织的精神困顿

2022-05-30阳子芯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10期
关键词:梦境秩序

阳子芯

关键词:《望春风》 梦境 秩序 精神困境

《望春风》是格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继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作品之后的长篇力作。抒写了20 世纪50年代之后大半个世纪之内江南农村的社会生态的蜕变过程。迄今为止,关于《望春风》的叙事研究成果颇丰,或关注格非在少年视点叙事、元虚构叙事和知识分子叙事等多种叙事方式之间的自由切换(森冈优纪);或关注其叙事折返与循环风格体现出的人性温情(姚瑞洋、陈少华);或关注其对中国小说叙述传统的回归(解志熙、吕正惠、谭彬彬);或关注作品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与西方小说叙事资源的融合,重塑“讲故事的传统”(林培源、樊娟)。

纵观种种研究,对于《望春风》中的梦境关注较少。文本中频频出现的梦境,大多带有神秘色彩,对于其内涵的解读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些梦境是文章发展叙事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应当对此细节予以重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指出:“梦是潜意识的某事某物的替代,而释梦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些潜意识的思想。”精神分析学者在释梦方面的种种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理论工具,借此可以探求到水面之下幽微的潜意识冰山,揭示心灵无法言说的一面。本文在精神分析的视阈之下,将文本中的诸多梦境作为切入口,聚焦于《望春风》所展现的一代人的特殊精神生存状态。

一、预言性的“父梦”——秩序的构建与摧毁

据笔者统计,小说中提到梦境且有确切内容的片段共有十处。这些梦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父梦”与“母梦”。“父梦”所共有的特征便是其神秘性与预言性。父亲在文本中作为算命先生这样先知角色而存在着,这些梦境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梦”不仅象征着父亲这一实体的存在,同时也代表着文章发展叙事的存在。而“母梦”则是寻母的再现,代表着主角内心潜藏的欲望。主角虽然一直对母亲充满着渴望,人生轨迹的种种变动也因母亲而起,但他一直处于寻母而不得的境地。“父梦”与“母梦”不仅是双亲之爱的隐喻表达,更是在肯定与否定的双重结构中,揭示着主体在特殊生存状态之下的精神内涵。

在所有的梦境中,最为显眼的便是神秘性的预言之梦,也就是“父梦”。父亲在可以看见前世今生的伽蓝殿里做的梦是:“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水底也倒映着一条船。岸边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水里也倒映着积雪。天上浮动着白云,水里也倒映著白云。一个尼姑坐在船头,背对着他。他一直看不见她的脸。”当时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也会在漂泊无果后,选择在便通庵自尽。梦里的元素与他悲惨的归宿联系在了一起,“我”在父亲走后,也做了一个梦:“天落着雪。我看见父亲在大港的渡口,上了一条下水船。他要去南通找一个叫徐新民的人。”雪与船的意象与父亲儿时的梦出奇相似,父亲在自尽前的最后时光里,四处奔波,却最终选择结束生命。德正总是梦见:“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后,朝他冷笑,窸窸窣窣地跟他说话。”他果不其然中了郝建文的圈套,赴了唐文宽家的宴席,最终遭受迫害,丢了公职。在德正出事前夕,“我”梦中的父亲说:“没关系的,让春琴不要着急。唐文宽家的宴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他的病会好的。”事后证明的确是唐文宽捣的鬼,经历变故之后德正的病也随即痊愈。

这些梦仿佛是肉身的父亲的化身,它们也拥有着算命先生般预卜未来的先知效能。其实这些预言式的梦带来宿命性与秩序性,正是“父之名”的体现。在精神分析的维度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父亲”,其一是作为肉身的父亲,其二,若从拉康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父之名”(Name of the Father)。后者在原初语境中,与婴儿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有关——婴儿最初与母亲处于自恋但又充满欺凌性的关系中,它渴望自己成为母亲爱的全部,但是它又发现自己只是母亲欲望的一个替代,只是此刻它并不知道母亲欲望是“菲勒斯”。终于在某个时刻(弗洛伊德称其为“菲勒斯阶段”),孩子通过父亲的性差异知道了“菲勒斯”才是母亲真正的欲望。于是父亲成为一种禁止的存在,禁止着孩子与母亲之间的乱伦。至此母婴的二元关系被一种三角关系所取代,孩子也就从想象界进入代表秩序的象征界,对于父亲的态度也将由敌意走向认同。“父之名”是“一种权力,一种功能,一种命令或律令,一种社会的象征法则和象征秩序”。故父亲的名义并非一种实在的肉身,而是一种代表着象征秩序的位置,它令人相信并折服于象征秩序的规则。

而这又何尝不是主角之父所折射出的两种维度?这些梦境连缀起了已经死亡的肉身父亲与象征着预言秩序的“父之名”,这是父亲角色的一体两面。在此,所谓预言,其实也就是秩序,它征召着每一个人,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都被预制了提前的轨迹。正如春琴所说:“世上的一切事,不论大小,其实通通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下。”如同齐泽克笔下的“预先假定”:“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重视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符号的上下文中,在这一上下文中,我们的行为被赋予了意义。”预言便正是这一“上下文”,也就是意识形态。当人们将所有的一切都放进预制性命运这一“上下文”时,正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为特定阶级服务的观念体系,构建着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它如同幽灵一般潜入人心,以一种询唤的方式让人们代其说话。在意识形态这个抽象的大空间里,人们相信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是“冥冥中有人引领”,命运的轨迹都是提前预制好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所处的现实。

但是现实就等于真实吗?真实来自于拉康的著名概念实在界(The Real)。拉康提出了心理的三层拓扑结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实在界类似于康德物自体的存在,它相对于想象界与象征界而言,是被现实所排斥的东西,是无法为符号象征穷尽之物。而现实却是“以特定的符号运作,假装事情以自然而然发生的方式,最终形成的一种人类生活的‘世界”。在现实中,人们生活在自我编织的故事层面,用“故事”的方式将一切通过这套编码系统勾连起来,使得经历之事变得可理解、可解释。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化约到象征秩序中去,完满自洽的“故事”在它面前现出裂痕,各种阐释与理解开始变得无力。恰如黛玉之死,是《红楼梦》与那个时代无法完全解释之物。它超出了文本,成为这个世界的剩余。在《望春风》中,依然有大量的剩余物,它们对叙事进行破坏,对象征秩序进行抵触。“小说却同时显示讲故事能力的匮乏——它不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控制故事,而是用不能讲述故事的‘困窘来讲故事。”梦境便是这些剩余物之一。在分析《望春风》中的梦境作为剩余物之前,先看看拉康关于梦境的一个分析案例。

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讲到这样一个梦:“一个孩子死了,父亲到隔壁房间躺下休息。这位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站在他的床边,抓住他的胳臂低声责备:‘爸爸,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在燃烧吗?他醒了过来,看到邻屋传来耀眼的火光,便匆匆跑过去,发现儿子的裹尸布和一只手臂被倒下的一根蜡烛点燃了。”弗洛伊德依据梦是愿望的满足与梦的内容来源于生活进行解读。但是拉康对此做了全新的阐释,这个梦不是虚幻的,而是比现实更为真实,这是与实在界相逢的时刻。正是在现实的叙事中,父亲用各种葬礼的仪式压抑着内心的痛苦,躲避着死亡这一来自实在界的恐怖。但是在梦中,孩子的言语将主体召回了实在界来与之相遇,父亲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创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梦成为一种“剩余”,这是实在界突入象征界的时刻,是意识形态的叙事化遭到破坏的时刻。

沿着“梦比现实更为真实”的逻辑,“父梦”亦体现着一种令人震撼的“真实”。“父梦”是预言性的,它仿佛预知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预言性,却是我们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经验中,回溯(petrifaction)是一种分析时间,“是以当下和未来重建过去的方式,是主体从当下或未来的效果去综合和解释过去的事件的运作”。正是在德正赴了唐文宽的鸿门宴,受到令人羞辱的迫害后,我們才明白德正梦中的红衣小孩是一直想要整他的郝建文,也明白梦中父亲对“我”说的话是精准的预言;父亲在奔走无果后选择在便通庵自杀,我们才明白他儿时梦境中“船”与“尼姑”竟预示着他最终的归宿。我们正是站在当下的角度才将这些过去的梦境理解为预言,是从“果”中推论出那个“因”。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事件发展是线性的,是在种种原因的交织中,最终走向了那个“果”,而这些梦在线性的时间逻辑中也许无足轻重。当我们用意识形态的叙事化回溯性地重构我们的行动时,永远不要忘记“预先假定”的行为本身最终的偶然性。

故而“父梦”指向预言的象征秩序,却又内在地拆毁着象征秩序,从而成为逃离于意识形态幻象的那个剩余。“这是被所有的语言剩余的时刻,因此又是多种悖论并存的时刻,即‘多异性的时刻。”我们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述出这样的梦境对于未来的结果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却只能用否定性的句式,梦不是对未来的预言,也不是未来结果的原因……因此“父梦”很好地揭示出了意识形态最具欺骗性的一面,人们仿佛认为命运都是预先假定的,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象征秩序的谎言。

二、幻象式的“母梦”——永随的挫折与缺失的认同

如果说“父梦”代表着一种肯定性的存在,无论是作为肉身的父亲还是作为象征秩序的“父之名”,始终陪伴着主角的一生;那么“母梦”便是一种缺失性的存在,虽然主角一直在寻找着母亲,在梦中去挽救那个虚幻的母亲形象,但是母亲始终是缺位的,由此也伴随着满足与认同的缺失。

在拉康看来,当婴儿发现啼哭就意味着需要的满足后,那么啼哭不再只是用来召唤生理的需要,也开始用来召唤别的东西,尤其是召唤母亲无条件的在场和给予。拉康把这理解为一种索求无偿给予的爱的需要,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种生理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变成了一种“要求”。当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不仅代表着生理需求的延宕,更是爱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于是婴儿产生一种挫折感,此一挫折不同于与母体分离的原初性创伤,而是“在某一象征秩序中发生,它根本只能在要求和给予的关系中来理解。”主角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正是充满着这样的挫折感,他在出生后母亲便离他而去,是老福奶奶将他拣回,喂他菜汁,才勉强挽回他的性命。虽然他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是这种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的无条件的爱,始终是缺席的。母亲的缺席与拒绝造成的创伤从一开始就被刻进了主体之中,是难以抹平的。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是祝福与和平,不需要争取。但是主角始终缺乏这样一种无条件的支撑,始终感受着这种拒绝的挫折。与拥有婶子的溺爱而成为一个征服者的礼平相比,主角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被动和无所谓,他将自己比作“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撵得到处乱跑”。

母亲缺位所带来的不仅是满足的缺乏与永久的挫折感,更是认同的缺失。所谓认同(identification),就是“主体在力比多投注中以投射的方式对自身以外的某个他人或对象的某些属性的承认、接纳和吸收”。认同既有自恋性认同,即对自身躯体的认同,使人类获得了对自身躯体的统一感;也有对他人的认同,使人类进而在象征界去确立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在拉康看来,认同的构成需要通过镜像或他人的形象认同来完成,“自我是在与他人形象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在最初的母婴二元的结构之中,母亲则扮演着这个至关重要的镜子,也就是他者的作用。

在主角关于母亲的种种梦境中,无一例外是对母亲相貌的构想。“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象,虽然也混有感情、思想及他种感觉,但总以视象为主要成分。”“母梦”也同样是以视像为主,“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主角只能看见母亲虚幻的形象,“她的面容看上去也很不真切,影影绰绰的。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在井中和池塘里所看见的倒影——每当我就要看清她的面容时,一阵风来,吹起一片涟漪,她的形象就在无声无息中变得扭曲、破碎,最终消迹于无形”。

主角不断地通过梦境找寻着母亲的形象,“在黑暗中试图要挽留住母亲那正在消退的虚幻面容”。这不仅是对于母爱的找寻,更是对于母亲这个镜像与他者的找寻,对于“认同”的找寻。但是悲哀的是,母亲始终是缺位的,这个镜像的缺失对于主角认同的形成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倘若没有镜像建立起来的这种对掌控的预期,那么婴儿便永远也无法抵达将其自体知觉为一个整体或完整存在的阶段。”当从泰州来的女人对主角说:“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主角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对于相貌的模糊也许只是一个隐喻,它更深层次地指向了主角无法抵达的认同。“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这是主角生存状态的绝佳注解,就自我认同而言,他缺乏对自己清晰的认识,生活在“黑暗中”,混沌、破碎地存在着;就他人认同而言,他无法回答自己与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人生,当他来到“阳光下”、进入社会,却始终迷茫与漠然,不知将向何处。

母亲与父亲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在弗洛姆看来,母亲是孩子的“自然世界”,父亲是孩子的“思想世界”。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他代表着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主角缺失母亲的陪伴,缺失心灵的故乡与根的存在,它始终生活在挫折感中,生活在认同缺乏的破碎之中。他虽然拥有父亲,沉浸于“父之名”构建起的象征秩序,安于这一秩序的浑圆对破碎的掩盖。但是他不得不面对梦境这一剩余带来的悖论性时刻,这一意识形态幻想撕裂的时刻。父亲向他解释算命靠的不是先知的能力,而是观察,算命的结果也只是带来心理的安慰。这一行为已经昭示着“祛魅”的努力,所谓的预言秩序只是意识形态的欺骗,秩序之下其实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无序与迷茫。所以父亲的存在与母亲的缺位,看似是差异的两面,实则它们有着共同的指向——挫折与迷茫。

值得注意的是,“父夢”与“母梦”构成了这种迷茫的一体两面。“父梦”指向的是集体意义,无论是“父之名”代表的预言的秩序性还是梦境作为剩余物体现的对秩序的否定,都是聚焦于一种宏大;而“母梦”指向的是个体意义,母亲的缺失是个人成长中难以抹除的创伤,聚焦于个人经验上的对自我与世界的感触。赵伯渝便是深陷于这种集体与个体迷茫的双重压迫中,在作为小人物的“什么都不是”中,走完自己的一生。

主角是如此,而他周围的人亦是如此。唐文宽对小付说:“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梅芳在辞职时说:“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小武松说:“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沈祖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向自己的死亡。”在小说的封面上标注着故事发生的时间“1958— 2007”,在第一节“走差”中提到“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由此可以推测,主角与新中国同岁,他与新中国共同走完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这些人物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忙忙碌碌,摸爬滚打,当他们回望自己的人生,却又无一例外地展现出人生在世的虚无。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挣脱了“母亲缺位的遗憾”,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与认同?又有多少人看破了“父梦”揭示的预言幻象?他们沉溺于虚无与麻木,感叹于时光流逝却又再无勇气去建树意义。我们从农耕经济时代,进入集体经济时代,发展至市场经济时代。物质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得新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奔驰着。赵伯渝这一代人,见证着这日新月异的一切,他们以乐观奋进、骄傲自豪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当中,但现实中他们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却被长久地忽视。而此困境也许才是《望春风》作为一部精神史想要真正去探究的。

三、困境中的种种可能

两种梦境相异却又内在交织,“父梦”对于秩序的建构与拆毁,“母梦”对于挫折的弥补与认同的找寻,分别在集体与个体意义上指向了一代人的迷茫困境。主角读完了母亲遗留的信件。“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我朝东边看,我朝西边看,我朝南边看,我朝北边看。不管朝那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无论他如何呼唤,他的母亲将永远不会回来,缺憾也永远无法补偿。当主角面对千疮百孔的儒里赵村,他强忍泪水,“我朝东边望了望。我朝南边望了望。我朝西边望了望。我朝北边望了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这正是集体秩序破碎的时刻,人们曾以为故乡在血缘宗法传统里将千年不变,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之下,如此稳固的秩序也终将消亡。这两次“东张西望”,正是对应着“母梦”与“父梦”所指向的围困现实。两种梦境的交织指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代人,他们在伟大建设的时代不知如何找寻自身位置与意义,感受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的迷茫,他们“都不回头”,却又不知将去向何处。

究竟如何走出这样的精神困境?格非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但是给出了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我”和春琴在这“世界的中心”成为村庄的始祖,并非要历史重来,再次构建一个集体的神话。而是希望万物各得其所,人们各安其分,摆脱走着走着就迷茫的精神状态。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需要寻求个体精神的彰显,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应当由自己掌控。人们需要找寻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应当拥有独立的精神,顽强地对抗虚无的困境。

“望春风”,“望”是期盼,“春风”便是某种抵抗困境的良药吧。也许困境无法摆脱,但是至少应当在困境中构建创造力和价值。格非提出的深沉一问,有待我们每个人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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