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研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传统的文学理论力不从心，无法解决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文学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文学的危机，这一研究方法既有文学性也有人类学性，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带到“田野”中，从新的角度理解文学作品。这一研究方法也是沟通文学和人类学、联结文学内部世界和文学外部世界的有效桥梁，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也是实现“人—文”世界的互联互通的关键渠道。

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危机文学民族志

一、文学理论的危机

J ·希勒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的出版，引起文学界的巨大震动，作者以一个富有震荡性的问题发问，其实质上是对文学已死的否定。但是米勒后来在《全球化时代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认为纯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文学与其他问题相关联的研究。实质上，米勒的观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陷入了危机。面对文学的困境，传统的文学理论力不从心，无法解释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部分研究者主张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有的学者对这一主张提出批评，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存在并且文化研究不应该取代文学研究。争论的根源在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出现了相关概念、命题等的混用和滥用，对于这种困境，有必要从根源上理清二者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研究，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在合理的维度中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和方法，从而为文学民族志的研究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形成了一个向外转的变化，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文学的批评主体和批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学理论模式无法应对出现的新兴问题而陷入了危机。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和生机，然而文化研究的矫枉过正使得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走向了反面。文化研究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引起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运用的是跨学科和反学科的方法，关注的是大众的、边缘的文化，关注文学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权利、性别等相关问题，传统的文学研究关注经典、精英、主流文化。当文化研究走向高潮的时候，传统的文本研究被忽略，文化研究甚至成为政治、经济斗争的一个资本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有各种各样的场域，而场域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本研究，甚至对文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定，而是把文学放置在一个大的文化场域中，在这个文化场中各种资本互相角逐，单纯的文学文本已经不能承载种种资本和社会力量的较量，所以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对文化研究进行梳理，才能解决文学面临的这一困境，让文学文本和文学理论焕发生机。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會学、哲学等多个学科，自其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转向。第一个转向是“文化工业”转向，在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操控下，在欲望的驱使下，艺术的独立性被瓦解，渐渐趋向同质化和千篇一律，文学文本变成在工业化驱使下的批量生产，传统文学作品的“魅力”消散。第二个转向是“文化社会学”转向，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研究，文学的研究不再重视对其审美要素和文本内在规律的研究，而是与社会学的研究变得紧密，关注社会阶层、种族等相关的社会问题，甚至走向了科学主义与社会考证。第三个转向是转向文化政治学，文学研究开始以政治、阶级、种族的视角进行研究，加入了权力、资本等要素，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审美倾向的研究不再成为关注的重点，甚至沦为边缘。这三个转向都使得文学的研究离开了文本内部，转向了文学的外部世界，这就造成了文学重要的特性——文学性的丢失。

危机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再生并置，文化研究的转向确实会给文学带来意想不到的困境，但是文学研究并不会停止发展的步伐，文学民族志是文学和人类学交叉学科下的一个创新性的方法论。在文学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时代，这一研究方法既重视文本内部的研究，避免文学失去其最本质的文学性，又注重文本外部的研究，避免“文化工业”的侵蚀，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困境突围和对文学作品的多维解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文学理论、文学思想进入中国，推动了本土的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艺术世界的沟通、对话和交流，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视，造成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将近失声状态，西方文艺理论一统天下，但是全面运用西方文艺理论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哲学基础上的特定产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固定不变的真理，中国理论如此，西方理论亦如此。任何理论本质上都带有假想或推测的成分，所以尽早跳出唯西方理论独大的思想，避免中国理论退出历史舞台的状况，给本土理论适合发展的空间和平台，才能为文学理论的生长、发展、繁荣、沟通、对话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提醒我们在中西文学理论交流时，不能削足适履，厚此薄彼，不能一味引进西方文学理论而使自己本土的文学理论褪色甚至是消亡。

文学理论要摆脱危机，摆脱不平等地位，改变不良倾向，需要加大力气钻研，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否则理论创新只是一句空话，望梅止渴而最终走向歧途。理论的创新离不开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如果没有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精神作为依托，那就很难做到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很难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为传统的理论做出现代化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如果文学理论离开了本身所属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系统，那么它对本民族文化事项的解释和生活意义的诠释将会失去解释的有效性和解释的合理性，并且也会损伤人们对其服膺与信任的程度。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研究者要从现实的具体问题出发，平心静气地做好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同时要在理论中注入中国精神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优质内容，切实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理论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与其他的文学理论相互交流和对话，与西方文学理论在“和而不同”的语境下沟通交流，进而求得“不同而和”，使中国文学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回到文学民族志可以看到，这是中国本土学者运用交叉学科的视野对文学理论提出的新兴理论和方法论实践，是文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突破性进展，其中对于“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强调，更是体现和凸显了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并且有助于文学作品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获得新兴的见解和阐释，这是属于中国本土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有助于克服理论嫁接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何为文学民族志

文学民族志是指以人类学田野作业为基本方式，以文学为对象的一种新的、实验性研究范式，即运用的是人类学学科书写民族志的方法，但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深描，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再理解和再分析。

文学民族志的理解可以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文学的向度，即是以文学作品为出发点，第二个向度是运用民族志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据此，文学民族志研究范式有三个层面。所谓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既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团体成员的共识，也是共同的文化逻辑。第一个层面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回于生活”的整体性方法论；第二个层面是明晰文字表述具有一定的权力性质，恢复多元表述；第三个层面是研究者运用田野作业的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参与观察，获得尽可能多的材料，从而理解文学作品。

文学民族志倡导回到生活本身的整体性方法论，文学一直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大众普遍认知，如果文学作品最终只是停留在作品的赏析阶段，那么读者了解的只是作家笔下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再者，通过回归生活可以了解作家在处理作品和生活之间的智慧以及作者的写作逻辑，返回生活的本真，寻找作品的原型。这样做既可以改变读者无限制的过度阐释的泛滥，回到知识本身，也可以使读者、人类学者、地方民众都得以发声，甚至可以提供一个让不同主体得以平等对话的平台，即文学民族志强调四维四合立体的解释。四合强调文学民族志是作家、作品、当事人和民族志者的“四合一”表述，四维由四合而来，强调作家、读者、当事人、人类学者的四维阐释，从而以不同维度对文学作品和地方性知识进行阐释和表述，为作品提供新的理解维度。

由于文学民族志以多重表述的原貌恢复和机制的探寻为己任，所以，作家的作品只是多种表述的其中之一，还有地方的、个别的、族群的表述方式，这些多样的表述形式需要以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方式加以挖掘，并关注这些多样的、复调的表述与文学作品的互动机制。文学民族志强调不同表述样态的彰显，在分析的时候可以对不同于文学的表述和文学表述两者之间进行对比分析。所以，文学民族志包括几个关键概念即文学文本、参与观察、现场取证、乡土知识。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学文本为基础，在运用文本细读法的基础上，选择具体的田野作业点，运用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再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对当地人的观点记录研究，力图在实地调研中，在多主体复调发声中获得乡土知识的还原，获得对乡土原貌的了解，获得对民间知识、乡土智慧的了解，从而在更深层次、更大的维度上理解文学作品。

文本和本文是人类学学科中一对相对应的术语，“文本”是相对于“本文”的，“文本”是對“本文”的理解和表述，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认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言谈。如果我们可以把民间文学看成是民族文化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由语言等构成的“文本”即为能指，而蕴涵着多层面背景的表述过程则以一种事实、存在的方式表现为“本文”，这才是所指。但在很多情况下，“本文”和“文本”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变动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本文”，而“本文”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种“文本”。具体到文学民族志而言，对于文本中的本文，有原型印证、景观印证、整体印证、符号印证、细节印证这几种印证方法，具体包括整体的视角、文化原型的视角、细节的取舍、景观的变迁、符号的意义变化等。

文学民族志是一种在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和路径，因此对文学文本这一概念的讨论也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层面，不是把文学看作静态不动的术语，而是把它视作社会成员的共同动态参与的结果，也就是现实生活的部分。这一方法论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展的空间，任何一个理论的出现都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文学民族志同样如此。

三、文学民族志的实践

文学民族志是一种新兴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目前对它的研究较少，学术界发表的关于文学民族志的成果主要有《两种博弈中的三种生态——贾平凹乡土小说的人类学解读》《乡土的表述永远的秦腔——贾平凹小说〈秦腔〉的人类学解读》《文学民族志：一种学科协作的方法论范式》《文学经典重塑乡土景观——以川端康成〈雪国〉为例》等。

在张颖对川端康成的《雪国》进行文学民族志式的研究时，作者来到了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原乡沙沢，探讨文学作品与乡土景观的互动关系，以往的研究把重点集中在《雪国》的内部，而张颖另辟蹊径，探讨文学作品和外部生活世界的关系，对比了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和现实的生活景观的异同，对比《雪国》出现前后沙沢的变化。研究发现，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一经完成就完全封闭不动的世界，而是对生活世界有重要影响，重塑着乡土景观的文本，不是作家独自创作文本，而是作者、读者、当地人和景观世界在共同创作着文本，创造着现实生活，地方性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着新的生机。彭兆荣在研究《秦腔》时对文学民族志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说明，即文学民族志强调四合四维的表述方式和研究理论。作者运用这一方法，来到《秦腔》的“出产地”陕西进行田野作业，运用原型印证、景观印证、符号印证等方式对生活景观和文本描写进行了对比和印证，揭示了当地秦腔所承载的地方文化，挖掘了一定的乡土智慧和乡土知识。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有民族志者的声音，还有作家笔下的原型人物和作家的亲属以及当地人的声音，是真正的思维四合的立体研究，文学文本不再是一个扁平的面貌，而是活灵活现的、立体的文本，与生活的大场景实现了真正的互动互疏，与此同时，文学民族志也体现了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科互动和跨学科交流，也真正响应了新文科打破学科壁垒的要求。巴胜超在对叙事长诗《阿诗玛》进行研究时，同样选用了文学民族志这一研究范式，在他的文章中立足于叙事长诗《阿诗玛》，选择具体的田野点，进行深描式的田野作业研究，作者以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民间的动态展演为书写对象，对《阿诗玛》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田野深描，提出了文学民族志的方法和重要意义，即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应该以经典的文学文本为依托，来到民间文学诞生的场所了解当地人的生活，读懂当地人的世界，重新认识民间文学，以新的视角对民间文学进行解读。

文学民族志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少，在理论上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文学民族志力图对文学作品书写的地方文化展开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进而了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民间知识和文化体系，在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相互对照印证中，深入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文学民族志倡导复调发声、田野作业的方式，提倡在文学的虚构和真实的现实生活空间中，在这二者的对比和沟通中，提炼出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文化知识。

四、文学民族志再思考

文学民族志是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新兴的理论和方法论，文学人类学顾名思义，既有人类学特性，也有文学性。文学是人学，创作主体是人，接受主体是人，关注人的喜怒哀乐，表达人的感情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也是人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民族志是人类学重要的表述文体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标志着科学民族志的诞生。他强调田野调查的科学性，以此保证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及书写的民族志是客观的，但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质疑民族志的客观性。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打破民族志这一发展瓶颈，他把民族志看作是解释的，通过“深描”展示和研究当地人的文化语法，民族志写作承认民族志者解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大潮中，民族志也开始迎来了自己的反思时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得民族志也走向了一个新的实验时代，承认民族志写作中的主观情感和文学风格，民族志写作带有文学性。

“文学民族志”不仅是指将文学作为田野调查的目标和方向，更是指“文学性”的事实本身对民族志方法的牵引。面对文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人类学家的描述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科学的，而是包含着主观情感，因此，文学民族志是搭建文学和人类学这两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文学民族志也弥合了文学研究中只注重文本内部世界和只注重文本外部世界的缺陷，而是沟通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结我者和他者、交汇史学和诗学的枢纽。以民族志的方式研究文学，文学的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得以关照比对，得以将人放置在人类学、文学、哲学的三重世界里重新定义和理解。

在面对具体的文学文本时，每一个个体的感受都不同，透过具体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透视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而读民族志也是在读文化。人类学关注如何对文化进行表述；在民族志的表述中，书写了怎样的族群特色、地域的文化、自我的认知；在民族志者与当地人对话后书写民族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化。可以看到，围绕具体的文化和具体的人群，面对二者的互动交流，文学文本和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对话交流的，文学民族志这一新兴的方法是站在了文学表述的“田野”中，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文学理论的危机，同时这一方法是沟通文学和人类学，连接文学内部世界和文学外部世界的方法论，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是对“人—文”关系的“深描”，从而实现“人—文”世界的互聯互通，在更多维度中、更深层次上加深对文学作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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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佳丽，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