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非作为极具现实关怀的作家，他关注一直存留于人们想象空间的乌托邦，极尽描绘其美好，营造患得患失的梦境，又残忍地将具有乌托邦象征义的花家舍毁灭给读者看，用微弱的笔尖为我们写一首时代的挽歌，借此呼吁完全平等自由的良性社会的建立。乌托邦是一个骗局，但它是最终的理想地。在现实层面的乌托邦理想走向末路，作者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精神危机，并为他们提供另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即退守内心，经营自己的精神园地，关注内在的生命体验，在灵魂深處汲取生命力，找寻个人独特的人生意义。本文依循失落——迷茫——退守的线索展开论述，呈现乌托邦的多重阐释，揭示格非在小说中构造精神乌托邦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乌托邦精神园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开篇便以普济和花家舍为支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图。但随着三部曲的深入，自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开创的乌托邦小说创作传统逐渐被作者毁弃，不堪的、隐秘的现实暴露无遗。

我们不禁思考，这一转变的用意何在？是否仅停留于反乌托邦叙事？文本的深层内涵为何？鲁迅曾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纵观全书，格非亦是将乌托邦的梦境打破，那些停留在作者记忆中的真实——无论是人生的充满戏剧性的现实，还是难以变更的人性——都以令人扼腕的叹息告终。因而有学者认为三部曲的历史叙事是悲观乃至绝望的抒情，但悲观与绝望并非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最终判定，格非在作品中以一种形而上层面的救赎途径赋予人物以光明的未来。这种救赎不再是依靠外界的拯救，而是试图倚仗人的精神力量达成内部和解，只不过这一过程漫长而又煎熬。

一、失落的乌托邦

德国学者曼海姆在分析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提到，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能否实现阶级目标，永不能实现的便是所谓的乌托邦，那些代表统治阶层的社会秩序与思想体系的关系结构则叫作意识形态，其基础更为稳固不易动摇。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常常浸透着意识形态因素，二者的矛盾关系表现在一旦新社会秩序实现，乌托邦便有向意识形态进行转化的趋势。从这一层面来说，乌托邦始终是未完成式的，是相对的。

花家舍可以说是遵循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转化关系模式在发展变化。在格非笔下，它原本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它的发展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映射。

从外部因素来看，在外界因素渗透、商业利益入侵的情况下，它与世无争、邻里和睦、安居乐业的“江湖乌托邦”性质消解，昔日的淳朴自然远去。“社会急剧变革和历史快步发展总是将乌托邦想象作为动力的，但实现了的变革和发展又总是以乌托邦的抛弃为代价。”a 谭端午在当地的一场演出中意识到，曾经为革命献出青春热血的英雄人物，最后只能成为舞台上供人一笑的噱头。

人物的精神性品格遭遇解构，庸俗笼罩舞台，低级趣味鼎盛。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欲望从不缺席。在物质利益的碾压下，人们纯粹的面孔早已荡然无存。个体生命向外张扬获取物质文明快感的同时，精神世界落寞空虚。为了排遣寂寞，这代人解放心灵、追求自由的最佳方式便是肆意放纵欲望，看似怒放的生命实则蛀满虫眼。从其自身内部演变来看，花家舍将乌托邦理想发挥到极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成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101集团的意志体现。

《江南三部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描绘出一幅乌托邦由幻想走向破灭的现实图景。“《春尽江南》不是乌托邦小说，而是为乌托邦预作悼亡的小说”b，王德威如是说。谭端午常读的那本《新五代史》是一部衰世之书，其作者欧阳修借编撰史书力图重返醇正，他在书中对五代乱世生发的议论之辞寄予了自身深切的愤慨。自古以来对芸芸众生命运的关注和现实关怀的文人情操依旧在作家格非的精神血脉中涌动。欧阳修的一声“呜呼”也是作者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时代发出的长叹，与《新五代史》构成镜像关系的《春尽江南》可以说是格非作为知识分子“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情怀的一次书写。

《春尽江南》指向的只是乌托邦的结局，破灭的预示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早已浮现朦胧的暗影。陆秀米在“世外桃源”花家舍亲历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害，为力求自保而产生无端猜忌与试探，极大地伤害颠覆了读者对乌托邦的幻想。谭功达初入花家舍看到的便是一条通向山顶高大烟囱的风雨长廊。从隐喻的角度看，“风雨长廊”代表着“大庇天下寒士”的乌托邦，而它通往的烟囱则是公社的殡仪馆，预示着乌托邦的结局是灭亡。花家舍管理者郭从年手中的那本《天方夜谭》早已说明建立完满的乌托邦仅是“天方夜谭”，是“沙上筑城”。他甚至道出人性的基本原则，即好奇心的原则，它同欲望一样永远不会餍足，也无从约束。郭从年从上帝视角向我们揭开了乌托邦虚幻的面纱，只要人性尚未泯灭，“乌托邦”就是一句空谈，这就再次指向“乌托邦”的穷途末路。

“乌托邦”叙事由此为“恶托邦”书写所替代。但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并未细致深入刻画个人的心理活动，作者大多数笔墨只是停留在外部环境的营造，渲染出一种紧张的氛围，仿佛是以此笔法构成对隐私暴露无遗时代的无声控诉。

小说引发的另一思考是真正的“乌托邦”是否就是完美的？抑或怎样的社会才能称之为完美？花家舍作为社会的缩影，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确符合乌托邦的完美构想，但这种完美既然受到人性的阻挠，那么就只能施以不完美的运作机制达成。这其中人性更为丰富饱满的一面展现出来，人物形象漂浮的失真感逐渐沉淀，这是否可以说明不完美也是对完美的一种变相的成就？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也许我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并不在于对丑恶的强烈拒斥，而更多的是对不完美因素的合理包容与转化。

历史推动着个人前进，个人被历史洪流裹挟。同地缘关系上的花家舍一样，个人原本相对独立自足的精神空间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原生态的保护外壳剥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精神危机乍现。但另一方面，出于追求完满，打破封闭的需要，与外界沟通必不可少，于是一边渴望着独立和保留，一边又等待着理解与拯救。

二、“迷失的羔羊”

格非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c 作家关注历史现实在个体精神上的反映，在他看来，社会现实只是真实的一个部分，而这背后隐藏着更深更大的背景，即人性。花家舍居民曾经看似有着高度的自由和选择权，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至上；但101集团统治力量支配下的个人主体性丧失，能动性薄弱，作者刻意隐去人物独特的内心活动，意在揭示外部力量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在服装和动作整齐划一的外在表现下，花家舍居民缺少个人独特的内在生命体验，关注点停留在他人而非自我身上。作家可以在如此宏观的时代主题下发掘个人的发展轨迹和心路历程，关注芸芸众生的命运，这种书写本身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纵观全书，陆秀米、谭功达以及谭端午三代人之间除了血缘羁绊，几乎无一交集，代际关系零落。精神谱系的断裂导致个体内在的支撑性力量缺失，只能在迎合外在价值的过程中试图摸索沉稳的道德观念和坚实的精神支柱。“他们的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光宗耀祖或‘致君尧舜的理想不同，都在有意从各自角度将生命价值汇入关于国家、民族或自我的现代性叙事。”d 对自我感受的忘却催生出义无反顾的勇气，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宏图大业。面对无法把控的外在环境，人们束手无策，一方面意识到革命行动势必夭折，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罢手。乌托邦幻想的破灭，催逼着人们陷入精神困境。矛盾、纠结、无助，他们有视死如归的前景，却沒有安身立命的退路，但局势又逼迫着收手，突然的松弛让灵魂堕入空虚，精神被茫然吞噬，成为新的“迷惘的一代”。

究其缘由，环境的强力对脆弱生命的摧毁是巨大的，尤其是施加于毫无招架之力的女性身上的罪恶更是难以计量。《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遭受着男性无情的凌辱，在那个宛如梦境的年纪，稚嫩而又朦胧的个体意识无法提供解脱途径，只能向外界求助。可家庭的抛弃、亲情的淡漠让她封闭内心，在环境的摧残下，凭借一己之力在乱世当中摸爬滚打。这种无助化为激进变革的动力，通过大修学堂、练兵习武等方式达到对尊严丧失的遗忘，自我蒙蔽式的成长建立在内心的与世隔绝之上。个体内在的生命体验一片空白，成为精神上迷失的羔羊。拥有相似经历的姚佩佩遭朋友出卖，遇强权欺凌之后，将茶杯底托用力掷向金玉。这一投掷行动客观上也是向压制女性囚笼的有力对抗。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又无外力相助，只能通过流亡逃脱现实绝境。她在写给谭功达的信中透露出个人的迷茫和对死亡的恐惧，信中深切的自我解剖也反映了其意志力的薄弱，因而时间的流逝只会加剧毫无信念的逃窜，支撑她继续流亡的动力成为流亡本身，或者说走向死亡。这种流亡一定程度上也是精神流亡的表征，而不加挽救的精神流亡最终导向的则是灵魂空洞化，人变得懈怠，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姚佩佩在与外界的周旋中被迫忽略了精神需求，内心世界愈加混乱，最终在灵魂放逐中走向生命尽头，孤独地面临死亡。绿珠只能通过撕心裂肺的嘶吼与仇恨宣泄不满，李秀蓉改名换姓从此迎合时代潮流而上。这些原本纯洁无瑕、稚气未脱的女子都在以绝望的方式找寻自我救赎的途径，绝望深处却空无一物。所爱之人与她们的灵魂远隔山海，因而被忽视、被抛弃、被置之不理。莫言认为，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但这种存在对于女性来说毫无意义。“他”以及“他们”从来无法承担起拯救者的重任，充当的只是女性命运的参与者和旁观者，甚至摧毁者的角色。

格非在女性身上投注的热情绝非闲来之笔，作者意图不在建功立业以改变现实环境，而是承担社会“显微镜”这一角色观察个体生存境遇，因而受到侵害的那一部分群体为作者所看重。但这是否意味着男性命运相较而言更为平顺呢？格非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平等才是这部书的底色。人生经历更为丰富的谭功达辗转于政界多年，积极投入普济水库的修建中，一开始便以正面人物形象立于读者眼前。对理想的追求销蚀了他捕捉爱情的敏锐，在感情方面笨拙迟钝又犹疑不定。谭功达眼中的女子清澈透明，他欣赏着她们的美妙，回应的也只有哀伤低回的目光。让人不禁疑惑，这样一个“痴呆”的男性何以吸引姚佩佩、白小娴等女子的倾慕？他存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便是改革，而他的人生目标也只有变革，对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上级的严格听命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从一开始就模糊不清，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被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命运。这种精神世界的缺失同“一战”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深受精神创伤，继而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是他的儿子谭端午身上病态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对世事抱以听之任之的态度，人生理想的若有似无，投射出欧美青年一代精神悲剧的影子。他们都通过躲进自己狭小天地的方式排遣抑郁，反复挣扎寻找突破口，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时代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无形的枷锁，让原本脆弱的生命不堪重负。但这种精神危机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它促使人们重视个人价值，竭力思考与解决人生形而上层面的问题，缓和内心冲突，而不是将目光停留在短浅的现实层面。

现实乌托邦的失落导致生存于此间的个人难逃厄运，格非直面人类的脆弱本质和精神涣散的局面，在批判中又有所收敛，恩威并施，人物在失去中也有所得。同时人为赋予明确的价值判断，对恶的零容忍促使作者采用“恶人终有恶报”的古典叙事模式，这对于小说中的受害者来说是莫大的慰藉和关怀。作者的客观之处在于，他并未将人物命运仅仅归结于外部环境，内心的空虚、放纵或者堕落，即精神史层面的发展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因而何以解决“迷失的羔羊”的困境成为作者在文本中思考的关键问题。

三、精神乌托邦的建立

《江南三部曲》的叙事囊括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等丰富的时代背景。面对如此浩瀚的历史长河，作家在小说中意在表现什么，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格非曾经说过：“小说家介入历史，更重视个体生命以及记忆的复杂内容，他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出于某种政治、时尚或道德的约束对这种内容进行简约。”e 感觉和经验成为他原初的创作动因，而通过文本将其呈现在读者眼前则印证了作家的独创性思维和个性化写作。也许个体生命及记忆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其中融汇的作者个人的哲学思索和神秘性写作无疑提供了一条应对庸常生活的路径。

细观之，无论是轰轰烈烈参与革命抑或坚决反抗命运的安排，人物总在其特定的位置扮演着叛逆者的角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甘也是反叛的证明。他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甚至妄想成为他人生活的主宰，将轰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似乎天翻地覆方能罢手，因而初读文本会觉得众声喧哗。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个人的落幕而停止滚动，在个体完成了人生使命后，历史需要新的一代接替重任。继而陆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等三代人在历史洪流中交替更迭，通过血脉相传的革命精神见证着曾经的存在。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者的叙事笔调趋于温和，激烈转为安静至极。陆秀米被捕，水库倾覆，诗人梦破碎，反抗化为泡影，喧哗归于死寂。值得注意的是，这片死寂并非意味着人物承认被打败，而是声音的转移——“向内转”。如果说之前是向外界呼求前进的方向，那么在梦想破灭后，他们开始回归内心，与自我对话，构建内心的家园和归宿，不干预也不改变他人的决定。这样突如其来的回归有点类似周作人在乱世中精心打理“自己的园地”，以便安放疲惫的灵魂，也与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相仿，他们全心全意过好自己的生活，忍受了孤独落寞后，找寻到自我的声音，个体独立性增强。

从陆秀米、庞家玉等人的遭际可以看出，现实让脆弱的个体生命蒙上羞耻，而人性尚未泯灭的良知和强烈的个体尊严感驱使她们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完成自我。革命失败后，陆秀米锒铛入狱，当她回到昔日的阁楼，对外界“失语”，筑起内心坚实的“阁楼”，实现了静穆的高贵。如果说陆秀米一开始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被卷入历史洪流，那么庞家玉则是主动迎合世俗利益关系，出卖肉身，不愿被时代抛却，力争上游，在律师界如鱼得水。但面对丈夫和儿子在情感上的日渐疏离，她意识到以往追求的无意义，只身一人前往西藏，找寻生命的意义。在去往圣地的旅途中，她清醒地认识到渺小个人终将被时代遗忘，外在的声名显赫远不及精神城堡持久稳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量只能通过向内汲取，因而选择独自一人坦然面对生命的终结。即使最终也未能抵达西藏，心有不甘，但旅途带给她的思想变化远比抵达更多。她们在思想的国度、虔诚的信仰中回归平和，无论反抗抑或迎合都是个体倔强存在的证明。

如果说以上只是女子的浅吟低唱，那么像谭端午这类本该混迹于上层社会的男性知识分子，则采取更加决绝的态度，不问世事，退守内心。在妻子眼中，他“正在一点点烂掉”，成为“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殊不知，自风暴之后，他们早已清醒地听见时代残云下的雷鸣，与之对抗只能粉身碎骨，虽心存不甘仍退避三舍。格非在叙述此段历史时有所屏蔽，采用曲笔回环往复，从个人的感受出发隐约透露出些许时代病症。“他们的忧伤、失望、思虑、不落地、内心暗夜是小说中宽广的视域，也是与时代危机、物欲横流相适应的消极抵抗方式和内心乌托邦（园地）。”f 这种疏离于时代的局外人的身份和隔岸观火的心态给人物的深沉思索提供了便利。南帆提到，“局外人的视点也可能回避了深刻的内心矛盾乃至精神分裂，例如，不得不违心地从事一些自己所不愿意承担——甚至是所反对——的工作”g，在笔者看来，谭端午并未回避，相反，他在正视自己的病态。跟着古典音乐舒缓的节奏，他想象着古尔德弹着琴，“病态的哼唱”的场景，也只有内心平和的人才会有如此闲情逸致，迅速进入音乐营造的氛围。这种病态已经被他所消化与接纳，并在荒芜的内心开辟出“自己的园地”，音乐在其中给了他莫大的共鸣。同时对于妻子的背叛再也不能装作熟视无睹，终于在忍无可忍中爆发，这是一次畅意的宣泄，也是化解内心矛盾的重要途径。看似失去理智的歇斯底里却让人物麻木的形象复活，重视自身感受，释放本真自我。妻子的离去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爱意，在焦急寻找妻子的过程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变得丰满，不再浑浑噩噩度日，生活的交响曲徐徐吹响。

原本迷惘的一代，无论男女，似乎在精神上找寻到归属，小说最后提出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合乎道德，成为精神乌托邦建立的一句宣言。这一切完满的结局归功于人物的自我审视和反思，他们永不止息地寻找合理又舒适的生活方式，在一次次调整人生航向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精神回归之路。即便落入平凡，也自得其乐。心灵漂泊的疲惫过后才能发现安宁的珍贵。因而与生命达成和解，必须历经失落和迷途，整本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作一场精神的历练，作者的喧哗转向内敛的笔调也是心境由青春躁动转向成熟平和的印证。小说结尾谭端午的那首《睡莲》诗中将呼吸的重量等同于世界，悲观早已洗刷，剩下希望的种子萌芽。我们还活着，这就是生命全部的意义。

四、结语

格非认为失败者能承担起反思的重任。作为普通人不仅可以思索社会历史发展等宏大主题，还应当重视人生意义的探寻。恰恰是这些在理想道路、奋斗旅途中的失败者会从批判的视角反观社会和生活，他们不再企图依赖外界的是非标准评判以及自身得失，每个人心目中的乌托邦也大同小异，而精神乌托邦则是人们用以挣脱尘网的心灵净土，那一片土地除了自己无人可以抵达，因而也保证其不受干扰和侵害。精神家园是我们砥砺前行中唯一的退路。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精神乌托邦的提出也体现了作家成熟的心智和现实关怀的热情，他竭力为读者提供一条应对世俗的出路。全书笼罩在悲观的笔调下，却暗藏着冷静而希望的微光，这种冷静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绝非空想的乌托邦。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物在反思，作家也试图通过整本书达到对时代与个人生存境遇的反思。小说从“希望—绝望—希望”的否定之否定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乌托邦的重生，乌托邦不再作为一种政治推手，而是人类自身需求的产物。它由单一的社会属性转向丰富的自然属性，由政治功用恢复至存在价值思考，这是乌托邦自身的内部革命，因而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和生发空间。在格非笔下，乌托邦不再是寄托于时代躯壳上的虚无缥缈的幻影，它可以存在而且稳固坚定地驻守内心。

a 周景雷：《文学与温暖的对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b 王德威：《乌托邦里的荒原——格非〈春尽江南〉》，《读书》2013年第7期，第45—51页。

c 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作家》2005年第8期，第91—104、122页。

d 姚晓雷、张清媛：《知识分子“时代病”患者及其精神游弋——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主人公形象书写为例》，《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第70—75页。

e 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f 项静：《“岛屿”：从先锋装置到江南时空体——格非论》，《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第63—69页。

g 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第5—8页。

参考文献：

[1]格非.江南三部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2]喬治·奥威尔.1984[M].吴妍仪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王鹏程.论“江南三部曲”中的“常”与“变”——从“春尽江南”谈起[J].小说评论，2016（6）.

[6]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2（2）.

作者：芮文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