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

我们农村有句俗话：“女大三，抱金砖。”母亲比父亲大了三岁，真不知抱的什么。反正这些年，除了我们兄弟三人一天天长大，家庭状况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母亲六十岁生日，父亲提出“庆六十”，母亲却极力反对。最终，母亲拗不过父亲，“庆六十”的事情终于定了下来。

其實，母亲年纪不算太大，“庆六十”也是因为有二叔与小姑。

母亲过门那年，二叔还不足六岁，夜间，冷不丁还会尿床，母亲时常提醒：“尿不？”二叔十六岁参军入伍，后来转业落户到深圳，每次回来，总是带着大包小包花花绿绿的食品，有一种印制着ASAR的罐头，吃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开口的地方。

二叔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释各种食品的吃法。二叔说：“这种饮料，不是大口大口地喝，要用吸管一些儿一些儿地吮。”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心想深圳人怎么不嫌麻烦？

父亲土里刨金，刨的多是土，金很少，我们的学杂费都是二叔准备，未到开学，二叔便汇来一笔可观的资金。所以，二叔是我们炫耀的一面旗帜。

小姑是乡村教师，每月二十八元五角的工资，是不能与二叔同日而语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与小姑同日而语，小姑是介于二叔与我们之间的工薪阶层。小姑不能像二叔那样大把大把地给我们寄钱，我们的各种作业本，却是小姑承担下来的。

我们家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和二叔商量。小卖部安装着村里唯一一部电话机，父亲来到小卖部给远在深圳的二叔打电话，征询着二叔的意见：“你嫂子庆六十，你看，庆还是不庆？”

二叔很干脆，反问：“庆，为什么不庆？”末了，二叔问父亲：“家里缺少什么？别怕贵，尽管说出来！”

二叔这么一说，父亲慌了：“我回家商量商量……”

在农村，有钱人家过寿辰，大多放一场电影或请来鼓书艺人表演，我们与父亲商量来商量去，冒出一个念头：让二叔带回来一部收录机，这样等于搬来了一台戏，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我们催促父亲给二叔回电话，父亲挠挠头：“若是让你二叔带回一口钢精锅，我去说；收录机这洋玩意儿不是我玩儿的东西，我说不出口！”我自告奋勇，一溜小跑来到小卖部，抓起电话说道：“喂，二叔，我是狗蛋！”

电话里是忙音，小卖部的人扑哧笑了：“不拨号，你就是驴蛋，二叔也不会理你！”

真是狗咬汽车——不懂科学。我再次拨打，传来了二叔熟悉的男中音。我很激动：“二叔，我们想要一部收录机！”

二叔回应：“好的，好的，买‘红灯牌的吧，名牌！”

我很小心地问了一句：“贵吗？”

二叔说道：“三百！”

好家伙，相当于我们家养的三头猪的价钱，我浑身一激灵：“二叔，不用买了！”

“咋不买？你这孩子！”二叔把电话挂了。

二叔果然带回来一部收录机，还有包装精美的磁带。

收录机让我们犯了难，因为农村没有通电。二叔解释：“收录机是交直流两用的。”言罢，便去小卖部买来六节干电池。“咔嚓”，二叔打开收录机，反复问着母亲：“听歌还是听戏？”

二叔随便一捯饬，李谷一唱起湖南花鼓戏《补锅》；磁带翻面装进去，侯宝林便说起了相声。母亲夸赞吃着深圳饭的二叔真能。侯宝林嘴皮子挺溜，可慢慢地，舌头发软，支支吾吾听不清说的什么了。母亲焦急地问二叔：“咋回事？”二叔说：“干电池电量不足，磁带转不动了。”

母亲一惊：“听这个比吃烧饼夹肉还贵啊！”

二叔走后不久，小姑就把收录机带走了。二叔是小姑的二哥，小姑拿去听几天，也在情理之中。没承想，小姑一直不把收录机送回来。每当说到收录机，我们就恨恨地说一句：“这个小姑！”

我提出把收录机讨回来，母亲坚决阻止：“谁听不是听啊！”

母亲的话，让我很是气愤，当然，我更气小姑。忍无可忍，我偷偷去了小姑家。收录机罩着金丝绒外罩，在小姑家的堂屋里摆放着。我提出搬走收录机，小姑脸一沉：“收录机不能搬！”

想不到，小姑要将收录机据为己有。我与小姑大吵大闹，小姑气得泪花闪闪：“你这孩子，这般不懂事！”

小姑依然给我们买作业本、文具盒、钢笔之类的学习用品，我们兄弟却在背后议论：“一部收录机值多少钱？作业本、钢笔才值几个臭钱？”

1980年，家家户户通了照明电，小姑把收录机送了过来。此时，我们的母亲业已过世。小姑召集我们听一段录音。收录机里响起母亲的声音：“一节干电池五毛钱，六节三块钱，不到三个小时就干不动活儿了。三块钱可是我们全家一天的柴米油盐钱，不听歌能活，不吃饭不能活啊！我们买得起马备不起鞍啊！我托付你们小姑把收录机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