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悦

摘要：《诗经》中的战车非主要承载情志与文化的载体，却也具有关键少数的意义，如传播《诗经》中文王之德与征夫之痛的礼乐之声，传递夸耀功勋的贵族话语。战车既记录了由王朝礼乐到贵族意志的嬗变过程，也折射出不同阶层对民族文明的根源性文化记忆，是西周文化的“传声器”。

关键词：《诗经》战车礼乐文明贵族话语

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层中沉积着平民与士族、贵族文化激荡与冲刷的痕迹，凝结着多元价值，其中叙述往昔、凭借生活叙事与多元图示折射时代“大”历史的《诗经》当属主流价值之一。跨越历史长河，它又因为文明赓续、文化递嬗、社会转型以及价值流变等复杂背景，承载了符号所代表的多重文化、累积了不同人的生命体验。其中有些极为特殊的符号，本身非文化载体，但是可以催生多重意义之间的互文及对话。

战车正属于《诗经》中极其特殊的，但是长期掩埋在其他名物中、被遮蔽的文化符号。“《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記》又云：‘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贾疏：‘一器者，车也……是一器工聚者，车为最多，多于余官，以周所上故也。”a 是知周之车乘，世远源长，见诸《尚书》等先秦典籍及西周铜器铭文中，与频繁的战事相呼应。与其说《诗经》中的战车是个体生命的缩影或族群文明的载体，不如将其当作西周文化的“传声器”。因时因地的战车传递着西周人的文化，可以由此窥见《诗经》中流露出的人文理想，探赜其中的精神价值，倾听其传递的蕴藏着多层含义的“声音”。

一、文王之德与征夫之痛：“战车”中的礼乐形态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b 欧阳修对“遭秦变古”（“三代而下”）之前“礼乐达于天下”中的“周礼达于天下”之论的判定赢得古今学者的认可。“周礼达于天下”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意指社会外层典章制度、政治体制、行为规范的“礼乐”配套，同时也影射内部铸成了精神观和价值观的源代码，并外显于文字——《诗经》，尤以其中“文王之德”与“征夫之痛”的战车记述为线，显著于西周早中时期战争诗篇中。

（一）文王之德

《诗经·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毛传：“洋洋，广也。煌煌，明也……言上周下殷也。”郑笺：“言其战地宽广，明不用权诈也，兵车鲜明，马又强，则暇且整。”c 此处的战车为“檀车”，可以理解为用檀木制成的战车。值得注意的是，古人乘车是需要严格遵守一定的典章制度的，《诗经·大雅·韩奕》记载明晰：“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此处的“章”就指车、服典章制度，在此种背景下，不难推测乘“檀车”者的尊贵地位，而纵观全诗所指亦可知判断正确。《周礼·春官·车仆》：“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这里把战车分为戎路、广车、阙车、苹车、轻车五种。《诗经·大雅·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传：“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冲，冲车也。”郑思虞认为此处的临车、冲车，其为戎车（兵车）无疑。张连举更是进一步指出，冲车为战车中的轻车。

此处的兵车有一个共同点：皆非各自诗的“主角”，甚至非主要的“配角”，用“龙套”来为其定位可能更为准确。不仅如此，在上述诗中，如战车一类的主要装备、武器，乃至战争本身都如同一个羞答答的姑娘，仅仅快速且匆忙地露了一面，便着急地退出了“舞台”。这就引发后世追问：为何战车由应然的“发声者”变成实然的“传声者”？战车又传递出怎样的“声音”呢？

《毛诗序》说：“《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又言：“《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直言两首诗篇皆旨在歌颂文王之德。一方面再现历史过程：“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大雅·大明》），“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大雅·皇矣》）。一方面则是宣示克商、周家建立的“天命”：“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大雅·大明》），“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大雅·皇矣》）。在属于“再现”的方面，难免有暴力杀伐的内容的展现，例如讨密、伐崇的过程，“执讯连连，攸馘安安”的动作，还有可以想象的伴随着征伐混战的触目惊心的血腥与暴力。然而，这方面的内容，亦即暴力杀伐的描写，在整个诗篇中，是要尽力加以限制和消除的内涵。这就是“歌以发德”的诗篇竭尽气力意图到达的最终目的地。克商建周需要兵刃相接与战车飞驰，然而暴力与杀伐绝对不是此篇称赞文王之诗最终要宣示的主张，高歌文王之德之意已然在“大武乐章”中透彻展现，用《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楚庄王对“大武乐章”“止戈为武”的主旨概括十分贴切。偃武修文、高扬文治主张，《大雅·大明》《大雅·皇矣》正是将以武力夺取的胜利结果克殷建周归之于“天命”，战车象征的暴力与战争的目的只为达成“求”“天下”之“定”，这是蜿蜒在文本深处的一条文化意识之根：在天命的光耀下，不得已的暴力杀伐只是“求定”的手段，是在华夏推行“懿德”政治的过渡措施，最终要消除不义、护佑海隅苍生。如此战车在战争诗中沦为“注脚”也不难理解。

“天立厥配”的周文王、周人，成为“配命”者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对万民好。他们秉承“懿德”的精神在“天命”与“民心”之间建立联系，通过“立德”获取“民心”以得到“天命”的佑助，此时为“征夫之痛”“发声”的战车又一次发出呐喊。

（二）征夫之痛

此时周人视角中的战车出现价值分野。《大雅·大明》《大雅·皇矣》这一作品序列，以其政治理想、生命理想、艺术观念把战车酿成一种周文王最高统治者类的文化价值。战车传递出的声音被修改，在早年治国理政状态的理想化想象之上，还叠加着他们对其所属族类“配命”文明渊源的怀想和向往。《小雅·采薇》《豳风·东山》一类的作品，则投射了属于普通民众之声，毋宁说战车是上层建筑的标识，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战车是个体生存之痛的“扬声器”。

《诗经·小雅·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又“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郑笺：“腓，当作芘。此言戎车者，将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说文解字》注：“兵，械也。从开持斤，并力之貌。”按：“兵，像两手持斤。械，则像两手持戈与木，均戎器也。兵车，则以车载戎器以战也。”据此则戎车为兵车，并且该诗的“主人公”是《诗经》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君子以‘令仪而生‘令德，又以‘令德生‘威仪，并构成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互动制衡关系。”d 君子以礼乐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君子之车”亦是该理念的产物。那么，战车在这里寄寓着西周礼乐文明怎样的“声音”呢？《诗经·豳风·东山》：“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全诗述戌役东山、三年而归之况，此处的“车”自系戎车无疑，杨文胜指出征夫白天驾着这种车，晚上可蜷缩成一团于车下，此时驾车者并非上层贵族、亦非君子，而是普通的士卒，关注此类的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阵，又可聆听到战车发出怎样的“声音”呢？

此类的战车虽然也和上述战车有一共同点，即战车非文化的载体，非刻意選择出的蕴含写作者独特情感的意象、承载独特审美的文化形象，但是作为传播“征夫之痛”的媒介，此时的战车也可以凭借其分量站上与“文王之德”共生互补的席次。朱熹《诗集传》评《小雅·采薇》：“此遣戍役之诗。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曰：采薇采薇……”这与《毛诗序》“《采薇》，遣戍役也”观点相契，表明这是一首出征典礼上的乐歌。方玉润《诗经原始》评《豳风·东山》直言：“此周公东征凯还以劳归士之诗。《小序》但谓‘东征，则与诗情不符。《大序》又谓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谬。诗中所述，皆归士与其室家互相思念，及归而得遂其生还之词，无所谓美也。”这里的战车虽种类不同，主旨释意存疑，但是其皆表示一些与上文迥乎不同的情感倾向与创作视角。其一，久别故里之慨与思乡之切。“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豳风·东山》），“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其二，对战争的厌恶。“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豳风·东山》），“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其三，如果说《大雅·大明》《大雅·皇矣》是战争的旁观者，那么《小雅·采薇》《豳风·东山》就是战争的亲历者，正如数次重复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与“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豳风·东山》），“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忧心孔疚，我行不来”“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战车乃至战争在诗篇中呈现“隐退”的趋势，他们是为人所厌恶、苦闷但是又镌刻于精神图景的一部分。这与歌颂文王之德不同，其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是传播立功受奖的贵族之音，而是在西周的文化场域里，集中展示了参战者“况瘁”的内心世界，让普通民众的战争情感的声音在王朝仪式中回荡。面对战火兵燹的忧伤、苦闷成为整个参战团体的情感底色，统治者也不刻意回避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人们心灵的创伤，将其放诸典礼仪式上，使自然酝酿成浓烈的悲哀情绪弥漫于诗篇之中，彰显了“西周较早时期战争诗篇的‘礼乐立场”，即“立意抚慰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士卒”“抚平其精神创伤”e 的征夫之痛。

二、夸耀功勋：战车中的贵族话语

《左传·成公十六年》：“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记载王朝战争依靠“王族”，即享有封建权益的贵族，出土的《禹鼎》的铭文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见西周王室在战争中需要依赖诸侯贵族，甚至战争的关键就在贵族之中。在周朝统治者沉浸于“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的既定“天命”之中的时候，王朝的盛世正悄然淡去。昭穆时代以后，国势已不如从前，而西周末期，厉王、幽王的乱礼伐德，让贵族与王朝的裂缝不断扩大。同时，《多友鼎》《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八》与上举金文《禹鼎》所载高度吻合，可以揭橥西周初期就已经埋下的封建君臣关系相对独立的影子，在后期随贵族阶级日益壮大而鸠占鹊巢，彻底侵占了王朝礼乐的领地，使《诗经》充溢着夸耀功勋的贵族话语。

《诗经·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路车有奭，簟茀鱼服。”《周礼·春官·仆人》所载的“五戎”之首便是“戎路”，郑玄注：“戎路，王在军中所乘也。”可知戎路在最开始是王之所属，但此诗中乘坐戎车的是方叔，而非周王。回到礼制规范至严苛的周王朝时期，典章制度警示不能将此处简单地划至历史的偶然或自然趋势方面，而是应敏锐注视到其中权力的兴替与更迭。《小雅·六月》：“元戎史乘。”闻一多《风诗类钞》记载：“兵车在前者曰元戎，将帅所乘。”随后亦有《左传·庄公九年》记载乾时之战鲁师败，“公丧戎路，传乘而归”。

贵族意志已然初露。再细腻观察战车的形式，行军作战时，冲锋陷阵的第一线是马车，紧跟其后的是步兵，两者一般同时出现。则“其车三千”并不仅仅是约有战马一万两千匹，还有近二十三万的士兵，不可不谓万军万马，气势如虹。诗歌宏观探赜了此次车马之况，接下来将目光聚焦于较为微观的主将的车马（“路车有奭”，路车，即戎车，主将所乘）。该车装饰考究，华美精良。奭，赤貌。“窜茀”，蒙在车盖上的竹席，即《孔疏》所说：“其车以方文竹肇之席为之蔽饰。”“约軧错衡”，《商颂·烈祖》：“约軧错衡，八鸾鸧鸧。”郑笺：“约軧，毂饰也。”也有学者f 认为“軧”是用来缠束以便加固的皮革。“错衡”根据《释名》《礼书》可理解为衡上雕刻的纹饰。“八鸾玱玱”，鸾是安置在马衔铁两旁的铃，四马共八只。诗人以精细的眼光，寥寥数语，刻画出了主将之车的华贵精美。战车与战马一般成对出现，诗篇中夸耀战车的同时亦不忘夸赞战马“四骐翼翼”“钩膺鞗革”。“翼翼”，马高大强壮貌。“钩膺”，《毛传》：“樊缨也。”樊，指系在马胸前的大带缨，指大带上的璎珞。“鞗革”指马笼头首端的佩饰。诗歌还着重描写了战鼓（“伐鼓渊渊，振旅阗阗”）与军旗（“旂旐央央”），极尽夸耀之词，以名物的铺叙再现了一幅万马飞驰、战旗飒飒，征夫齐进、鼓声雷动的宏阔战争画面。诗篇虽然一开始就“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看似声势浩大，然根据全诗记载并未有明确的大规模的冲突。方叔的前来，诗篇也直接点名，是“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即对人们进行武力的威慑以宣扬政治权力，“颇带有虚张声势的色彩”g 。这里的“战车”与前文的“战车”相比，看似篇幅有所增加，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此种反差可以拨开诗篇表层名物堆砌的迷雾，高调渲染王朝军队战车、战马、兵器等繁饰仅为途径，最终目的是彰显贵族方叔在战场上的英勇无敌，炫耀贵族功勋。与其相反的是民众的死亡痛苦与生命呼号被刻意忽视并掩盖在贵族功绩的光晕中，彰显了贵族话语对早期诗篇中礼乐属性的颠覆性叛逆。

《诗经·小雅·黍苗》记载的同样是一位贵族召伯姬虎率众南行，诗中是这样描写行军行列的：“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诗中通过对“我徒我御”“我车我牛”“我任我辇”三种车辆的不同描述，反复强调召伯凯旋的功绩，先表归乡之喜，继而大力称赞召伯带领的军队整齐划一，高歌召伯之丰功伟绩，然而这也不能改变诗篇“有征无战”的特点。战车的属性在这里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仍然是虚夸军队的强大与所向披靡，凭借反衬、正衬等多种形式吹嘘贵族的功业的“传声器”。

《小雅·黍苗》与《小雅·采芑》中“战车”这一传声器与前者有何不同呢？这里采用的是典型的贵族视角，体现的是典型的贵族趣味，礼乐的色彩已经很淡了。其一，周王的隐退。通篇描述召伯之能，周王仅仅在最后“王心则宁”出场。其二，战士的消失。战士在这里仅仅是赞美召伯的工具，“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连他们传递自身文化记忆的“归乡”，也隐藏在召伯功绩的阴影里，反之，对“召伯成之”“召伯有成”“召伯劳之”的高调赞美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其三，仪式的淡化。理论上王朝征战结束应有相应的典礼，然而诗篇却并无这方面的内容，与之类似的还有《小雅·六月》《小雅·江汉》《大雅·常武》等。不容忽视的是，显耀兵力、夸炫功绩的背后隐藏着节节败退的现实，晚期器铭《禹鼎》可为佐证。诗篇中王师战无不胜的语句与其说是对现实的真实描摹，不如说是文学化的勇猛。如此，诗篇不仅夸大兵力与功绩，而且遮蔽现实。对战事的大肆渲染乃至激昂慷慨的诗篇中，战车“传声筒”的功能仍在发挥作用，但是传递出的是由王朝安抚社会的礼乐之声嬗变为贵族意趣之声。

三、结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意与象结合，并将其列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于文之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么，那些并不主要起承载情感、充当审美对象作用的名物便毫无意义吗？就可以理所应当对这些仅扮演“龙套”的陪衬之“物”视若无睹吗？不是。《诗经》中的战车就是这一类被忽视、低估之物。不可否定也无须否定“战车”的“发声”功能的确不如花、鸟、兽等动植物强大，但是其“传声”的功能却不能被无视，它们在各个诗篇中穿梭，流淌在不同时空、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文字中，传播礼乐之声、传递贵族之音。

a 郑思虞：《〈毛诗〉车乘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95页。

b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7页。

c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同，故不再另引）

d 石群勇：《〈诗经〉君子观探析》，《船山学刊》2010年第2期，第78页。

e 李山：《〈诗经〉文学的宣王时代》，《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第15页。

f 王莹：《浅论〈诗经〉中的“车”》，《汉语史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第410页。

g 李山：《礼乐大权旁落与“采诗觀风”的高涨——“王官采诗”说再探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第13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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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莹.浅论《诗经》中的“车”[J].汉语史研究集刊，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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