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的典型”与“典型的个性”

2022-05-30何彦君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11期

摘要：典型是现实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卢卡契和冯雪峰同作为现实主义文论家，在20世纪30-40年代曾专门撰文讨论典型问题，虽身处环境不同，但二者都意欲对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及理论进行纠偏。二者的观点有十分近似之处，虽偏重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试图打破此前典型理论中特殊性与普遍性易于二元对立的状况，在恩格斯的典型观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一种更综合、更辩证统一的典型观，并以期由此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树立边界。不论是卢卡契提出的两种现实主义的联合，还是冯雪峰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都存在理论上的矛盾与局限，但他们的观点仍可为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启示。

关键词：卢卡契冯雪峰典型现实主义文论

“典型”的概念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以来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但到18世纪的歌德那里才真正把人物个性的描写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巴尔扎克正式把典型这个概念与人物相等同，但比之歌德对典型特殊性的强调，他更注重的是典型的普遍性。而恩格斯对典型的经典阐释打破了以往文论中对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单向倚重，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并且将这一美学范畴与社会现实即“典型环境”紧密结合。卢卡契在20世纪30—40年代对恩格斯典型观的再阐释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典型的误读有关，而在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也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冯雪峰虽并未像胡风那样直接受到卢卡契的影响，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为矫正当时文坛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同样重新诠释了恩格斯的典型观。卢卡契与冯雪峰的典型观在这一背景中自然有许多共性之处，但同时也存在差异，而这折射出他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反思。

一、“完整性”视野下的典型观念

卢卡契早期理论著作《小说理论》中的“总体性”观念不仅呈现了他的文学审美观，更渗透了他的哲学历史观。虽然总体观贯穿了卢卡契早期乃至中后期的理论创作，但他在1962年为《小说理论》写序时还是对自己文艺理论偏于抽象的问题做了一番自我剖析与反思。 a

1933年卢卡契流亡苏联，在同年国际作家大会上做了《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的发言，在其中他又再度反思自己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淡薄的问题，而对于新康德主义与黑格爾哲学的接受则与其青年时代的阶级身份与世界观有关。发言的主旨最终落于一点，即他决心要加强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

如果考虑到他主观上强烈地去黑格尔化的意愿，那么1935年他所作的《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可视为他“走向马克思”所做出的实际努力与具体过程。这篇文章中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卢卡契对恩格斯“典型”理论的阐述与生发。

在文中他引用了恩格斯对艺术典型的经典阐述，然后给予阐发，“这种对现实主义所作的概括的、在历史观和辩证法上正确的理解，完美地表述了艺术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因而它本身就要求客观的真实性”b，“从对社会的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深刻认识中汲取力量的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只有当它确实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突破了对历史和社会的‘官方的见解，并且生动、形象地抓住了那些实行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真正的新型人物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潮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c 。卢卡契通过阐释恩格斯的典型理论格外强调艺术形象与客观现实、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而通过他对于巴尔扎克创作评价的变化更能明显地感受到其思想上的马克思化。

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是“形式的最终胜利”d，因为巴尔扎克的每一篇小说与整体没有必然性联系，即一篇小说的撤出与添加都不会对《人间喜剧》的整体性构成影响，因此卢卡契认为总体性没有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形式中诞生出来，他的小说仍旧不能成为总体性的史诗。出于不同的评价标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拥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e 。卢卡契在文章中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并且予以支持，“如果从社会分析中简单得出各个作品和作家的‘好的（进步的）和‘坏的（反动的）方面的结论，同样是非辩证地忽视了不平衡的发展”f 。从《小说理论》到此篇文章，卢卡契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标准已明显不同，从书写人“心灵”的角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卢卡契眼中还称不上杰出的小说，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改变了此前的评价标准，从巴尔扎克能够认知和尊重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这一点给予他充分肯定，换言之巴尔扎克的成功在于他对典型人物的把握。

卢卡契试图强调个性与典型的统一关系，但在突出“典型”的同时仍不自觉地对个性有所偏重，卢卡契认为“只有作家企图创造典型的时候，才有可能生动描绘人的完整的个性”g ，他所说的个性即完整性，“只要我们接受人的完整的个性这个概念，把它当作人类必须解决的社会和历史的任务；只要我们认为描写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转折点以及影响这个过程的一切丰富的因素是艺术的天职；只要美学赋予艺术以探险家和向导者的作用，那么，生活的内容就可以有系统地分成比较重要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分成阐明典型和照亮途径的范围与已然处在黑暗中的范围”h 。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通过完整的个性来呈现，他强调个性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目前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性的描写是最大弱点之一。他以恩格斯对以崇拜事实为骄傲的帝国主义时代作家们的批评来否定那种以罗列事实揭示现实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消磨掉了人物个性，同时也就丧失了人物的典型性。卢卡契在这里所提到的“完整性”使用的是马克思在历史哲学分析中所用的方法，即用整体观来考察人类的历史发展，“完整性”是与他早期提出的“总体性”相互关联但内涵更广的概念。这个完整性不仅指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同时也指个体与社会历史的辩证统一。

为何卢卡契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文章中频繁提到典型的问题？因为典型与人的完整的个性是统一的关系，也是现实主义主要的美学问题。因此他不只是将典型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要素来讨论，而且是要用典型为现实主义确立范畴与边界，即“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i。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典型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了。

二、“人民力”与典型塑造

在20世纪20年代，“典型”一词就已被鲁迅、茅盾等人在文学批评中所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32年瞿秋白在《现实》上首次译介了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封通信以后，“典型”成为中国左翼文坛所关注的热点话题。1940年4月冯雪峰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典型的文章《论典型的创造》，同样是在解读恩格斯典型论述的基础上申发对艺术典型的看法。

冯雪峰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典型是“在艺术家在现实生活的接触与观察中，在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中”！0产生的，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典型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一致。这种典型观和卢卡契基本一致，但二者的偏重有所不同。在关于典型普遍性与独特性相一致的解读上，冯雪峰接着说明：“这种一致，就是社会的生命。所谓典型的个性，是典型的个性。没有典型的意义的，即没有社会的意义的个人的物事，在典型艺术上是不存在的。”！1换言之，这种一致性的产生主要在于对典型的把握，也即典型创造的关键。在他看来，当一个作家能深入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矛盾当中，他所创造出的艺术形象一定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能存在的对立性就消解了，他并未像卢卡契那样将个性从典型中分离出来。

在谈到文学应表现出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卢卡契的回答是“那就是人”，这里的“人”既即指个体也指整体，作品是“通过个人的行为最为有力地将人物的命运提到典型化的高度，并通过具体的典型形象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他们的整体”！2。冯雪峰在1940年2月所写的《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中评论艾青和柯仲平的诗歌，称他们的诗歌“当然‘可以称为诗”，像艾青的诗歌地位早已评定，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等诗还存在是不是诗的争议，是应该拥护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可以被称为诗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抓住了诗歌的本质，那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呢？

“倘若有生命，就有诗；诗和生命同在，诗和国民精神同在，诗和大众同在。”！3关于文学本质，卢卡契所说的“人”与冯雪峰所说的“生命”是极为相似的回答，但冯雪峰的生命首先指向的是群体而非个体，即国民或大众。

冯雪峰提出的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致在其后他所提出的“人民力”与“艺术力”的关系中可得到更形象的说明。人民力是客观地从历史、现实的矛盾斗争中获取的力量，艺术力是指主观的文艺的战斗力量。冯雪峰特别重视“力”这个字，在他1943年写的文章《什么一种力》里这样阐释“力”，所谓“力”包含个体与总体，物质力量与人的主观力量。！4因此“力”在冯雪峰这里是一种动态的呈现，是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结果。“人民力”虽是客观历史的力量，但它对于人民而言就是一种主观力，“艺术力”是主观力量，但同时也是反映人民力的客观力量。他所说的人民力与艺术力的结合并不只是强调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更是强调客观作为主观的根基。正因如此，他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才会给出一定的理解支持，但同时对过于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实际也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作家如果已经有强大的主观力，他分明已经在现实的历史斗争中握住了强大的人民力或历史力，因此，要具有或发扬强大的主观力，就必须投入现实和历史的斗争中去拥抱强大的人民力。作家的主观力不是先在的，也不是和人民力对等地分离的。”！5

对于典型形象来说，能否呈现“人民力”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关键。在这样一种评判标准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陈白尘的《乱世男女》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都称不上是成功的典型形象，对于“华威先生”，冯雪峰认为这个形象的普遍性是具备了，但特殊性不足，而究其原因则是作家对社会矛盾的挖掘不够深入，只是满足于表面的讽刺。！6

不管是强调典型要表现人的完整的个性还是“人民力”，卢卡契和冯雪峰都在试图使作家避免陷入机械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冯雪峰在《论典型的创造》的末尾提出当前典型创作的问题是忙于文艺理论之争而疏于新人物的创作研究。！7在对艾青诗歌进行评价的时候，冯雪峰更看重其诗歌所透露出的与大众的关系，并指出诗歌的好坏与诗人的阶级身份没有必然关系。通过对典型的阐释，卢卡契与冯雪峰都意图重回到恩格斯典型观念的原点，在承续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之上另辟一条现实主义道路，卢卡契将之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联合，冯雪峰则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以此作为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回应。

三、两场“典型”之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边界

1936年和1938年围绕“典型”问题发生了两场论争，前者是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歧，后者是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论争。胡风与周扬的典型之争冯雪峰并未参与，但其1940年所写的《论典型的创造》可以看作是对1936年这场典型之争所做出的回应，他的观点与胡风、周扬都不尽相同。虽然两场论争发生在不同时空，但指出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却彼此相关。

胡风与周扬的论争由胡风的一篇文章所引起。1935年胡风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典型”和“类型”》的文章，在其中他以阿Q为例谈论对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观点：“阿Q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普遍的，对于商人群、工人群或各个商人、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的农民来说，那他的性格就是特殊了。”！8周扬在1936年接连发表《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在其中他很明确地驳斥了胡风的观点。关于阿Q 的典型形象，周扬认为：“阿Q 的性格就辛亥革命前后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殊却并不在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心理和容貌、习惯、姿势、语调等，一句话，阿Q真是一个阿Q，即谓‘This one了。”！9在《典型与个性》中周扬更明确地指出胡风的观点不只是缩小了典型的表现范围，而且“更有害的地方是因为缺乏对于各个人物的特殊性的具体的分析，无由把典型的社会群的意义掘发出来”@0。虽然周扬的观点更强调典型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关系，但对于典型，他概括为：“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以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1如同温儒敏所说：“实际上他同样忽视了典型的个性、特殊性的一面。”@2冯雪峰的典型观点显然比胡风和周扬更综合与平衡，并且试图通过强调作家对社会、历史、世界发展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抓取来实现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而由此呈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是真实而生动的，从而超越对典型普遍与特殊问题的反复争执。卢卡契所言的人的完整的个性也是试图从更本质层面实现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合，并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典型是只属于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而表现主义无法创造出真正的藝术典型。

1938年盧卡契与布莱希特的争论肇始于1937年阿尔弗雷德·库莱拉和克劳斯·曼对弗雷德·贝恩的批判，争论主要是在德国流亡作家统一组织“人民战线”所办刊物《发言》上展开。弗雷德·贝恩是表现主义作家，但库莱拉在《现在这份遗产完结了……》这篇文章中真正想要批评的是表现主义。1938年卢卡契才介入这场“表现主义论战”，论战由此划分为卢卡契和库莱拉等人为一方，布莱希特与恩斯特·布洛赫等人为另一方。在论战中卢卡契写了《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辩》，但论战关系到他早在1934年发表的《表现主义的衰亡》以及1936年发表的《叙述与描写》。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卢卡契将这一脉络的文学视为“抽掉现实的抽象”，在他看来这些文学形式所呈现出的艺术形象是模糊的、支离破碎的，是混乱的、未加理解的、表面的。在《叙述与描写》中卢卡契就对自然主义的作家们予以批评，认为这是屈服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既成的表现形式。@3卢卡契对表现主义的评价同自然主义是一致的，布莱希特和布洛赫等人认为表现主义是一种整体真实的描写，卢卡契对此极力否认，他认为表现主义创作的问题不仅是不抵抗现实的问题，而且在根本上是失真的。在《现实主义辩》中他引用布洛赫的观点，即“表现主义其原来的意思主要是炸毁画面，也就是撕毁原物即主体的表面，用暴力把它撕毁，把它搞乱”，他认为这个观点不仅不能证明表现主义是“非虚无主义”的，相反说明了表现主义的主观因素，“这种本质并不是现实的、整个进程的客观本质。这个所谓的本质毋宁说是纯主观的东西”@4。如同他在《叙述与描写》中所引马克思所说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工人中间，更是存在于所有劳动者屈服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然主义与表现主义所呈现出的都是个别的形象，而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形象，更不是完整的个性，因此卢卡契在《现实主义辩》中认为在表现主义文学中无法产生出典型形象。虽然布莱希特并未像布洛赫那样直接参与论战，但他发表的纲领式的文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广阔性与多样性》足以代表他的观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主张是应对“现实主义概念理解得广些、宽些，亦即现实主义些”@5。

对于现代主义的文学表现形式，冯雪峰的观点与卢卡契是基本一致的，在《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里他谈到了艾青诗歌中象征派诗歌对他的影响，他首先维护了艾青的诗歌创作，认为他的诗歌外表是知识分子式的，但诗的本质和力量却是农村青年式的，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他否定了象征派以及未来派等形式，认为它们对于新诗的创造并不能带来积极意义。@6在他看来，正因为艾青采纳了这些形式，导致了其诗歌本质精神与表现形式的分裂，进而影响典型形象的创造，换而言之艾青对部分诗歌形式采用表现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使得他的诗歌偏于感觉，从而影响其诗歌思想客观完整性的表达。@7

卢卡契和冯雪峰都将典型视为仅为现实主义所有的美学范畴，在为现实主义树立边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现实主义的限制。伊格尔顿在20世纪70年代对卢卡契与布莱希特论战的评论也是明显站到了布莱希特一方，他认为：“布莱希特对他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指出他迷信19世纪的现实主义，错在无视现代主义的优秀艺术。”@8冯雪峰对阿Q 的解读也不免是机械的，他在解读典型人物时还是过于偏重对其普遍社会意义的解读，例如他将阿Q 的癞疮疤视为是社会的物事，他的捉虱子也是社会事件。

伊格尔顿的批评比布莱希特更接近卢卡契一些，但对卢卡契的理解也不免偏颇。无论是卢卡契还是冯雪峰都试图在旧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开辟新的道路，虽然他们围绕典型所树立起的“新的现实主义”观念在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中都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但仅在美学范畴内很难对他们的现实主义文论做出客观的评判，正如卢卡契并不认为他与布洛赫的这场表现主义论战是文学内部的论战一样。

实际上卢卡契与冯雪峰对现代主义文学形式的否定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卢卡契所焦虑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衰落”与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他与布莱希特等人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之争应视作现实主义内部的论争。无论是左拉还是托马斯·曼，在他看来毫无疑问是“左倾”作家。卢卡契自己也提出批评左拉似乎是有矛盾性的。@9如同他并不否认表现主义在美学层面的意义#0，但问题在于卢卡契所看重的是一种文学创作形式所带来的现实影响与后果。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表现主义，他们客观上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冯雪峰对艾青诗歌中现代主义形式的否定也是基于这种文学形式可能会削弱现实主义文学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无论是卢卡契的“个性的典型”还是冯雪峰“典型的个性”，他们为现实主义树立边界的诉求恰恰是打破“无边的”现实主义可能带给现实主义的限制，而使现实主义不被“无边”淹没，并使现实主义向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领域纵深。如果考虑到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身负美学与现实意义两副重担的困顿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处境，或许可以给予卢卡契与冯雪峰所探寻的“新的现实主义”更公允的评价。

ad 〔匈〕卢卡契：《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8页。第78页。

bcf！2@3 〔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第32页，第27页，第113页，第76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ghi@4@9#0〔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0 页，第 49 页。第48 页，第 14 页，第 52 页，第 12 页。

jk！3！6！7@6@7冯雪峰：《冯雪峰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8 页，第 359 页，第 385 页，第361 页，第 361 页，第 386 页，第 388 页。

！4！5冯雪峰：《冯雪峰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90 页，第 55 页。

！8 胡风：《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7页。

！9@0@1周扬：《周扬文集》（第 1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61 页，第 166 页，第 161 页。

@2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26 页。

@5 张黎：《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0 页。

@8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8 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