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故事新编》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寓立异于返本开新之中。这里所说的返本，有双重含义：第一层是返回文学之本，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生动的细节作为基本的手段，寓意于文学之中；第二层是返回中国文化之本，利用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和流传上千年的古老故事，加以改编、重述，以新思想照亮这些旧素材，赋予它们崭新的含义。这新思想就是鲁迅所立之“异”。

关键词：历史传说立异返本开新镕古铸今重估一切价值

一

鲁迅在厦门（1926.9.4—1927.1.16）的四个多月里，除了给厦门大学教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程外，还写了不少文章。在筆者看来，这一年里，他最重要的文字，是《奔月》和《铸剑》，以及《故事新编》的整体构思。

鲁迅的小说集的名称，颇能说明其心态的变化，从《呐喊》到《彷徨》，特别是那首《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从小说形式看，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仍是《呐喊》的延续，叙事艺术上更加成熟，主要受契诃夫、果戈理的影响；从手法而言，是写实的，刻画人物性格的，写底层民众的。但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则大不相同，不论在形式还是题材方面，都是崭新的，对于白话新小说这个体裁，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想象。

文学启蒙的主旨，鲁迅一生未变，但启蒙的策略在其晚年透过《故事新编》显示出来，我以为可以概括为寓立异于返本开新之中。这里所说的返本，有双重含义：第一层，是返回文学之本，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生动的细节作为基本的手段，寓意于文学之中。考虑到鲁迅在散文诗《野草》完成之后，就以写杂文为主，返回到小说创作上来，当是他的一个夙愿。第二层，是返回中国文化之本，利用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和流传上千年的古老故事，加以改编、重述，以新思想照亮这些旧素材，赋予它们崭新的含义。“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a

文学固然是天下公器，却离不开私人的叙事角度、个性化的感受与大量生动的细节。1926年在厦门，写《奔月》的时候，鲁迅就借嫦娥奔月这个古老故事，把自己当时的处境投射到后羿的身上。照鲁迅在《两地书》中的话：“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b 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被引用在《奔月》里，诸如“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而那个忘恩负义在暗地里朝羿放冷箭的逄蒙，被认为是高长虹的形象之写照。鲁迅讽刺幽默的天才，在这部小说集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c 这里，鲁迅自己说的很可能是《铸剑》的草稿，因为《铸剑》是1927年4月3日在广州写完的。这一搁起，就放了将近十年，直到1935年底，在不到两个月里，一口气新写了四篇《理水》《采薇》《出关》《起死》。《非攻》稍早，写于1934年8月。

鲁迅的写作，大概前后共三十年（1906—1936），一首一尾，就是“《河南》五论”（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五篇文言论文）和《故事新编》，在主张上面，我们也许可以说，从早年立异树人，到晚年的返本开新。这个转变中既有一贯的主张，又有对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适应和调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鲁迅一生的思考，这些看法未必能变成某种明确的观点和判断，也很难为了让人容易理解而进行简单化处理。《故事新编》正好达成了他的这一愿望，鲁迅以小说家的敏锐犀利以及小说研究家的渊博通识，别出心裁地处理历史题材，既不抱残守缺，也没有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将民族文化传统一笔抹杀。

二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古代称作会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向吴王复仇的故事，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历史传说。复仇也是鲁迅一向喜欢的一个主题。鲁迅最早发表的冠以小说之名的作品，既不是《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也不是《小说月报》上的《怀旧》，而是《斯巴达之魂》，它发表于1903年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署名自树，写的是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王利奥尼达率领三百名勇士在温泉关集体战死的英勇故事。三百人里，有两人因眼病而离队，其中一人返回，英勇战死；只有一人，逃回去见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为他感到羞愧，当着他的面自杀，此人受到激励，在一年之后的另一战役中战死。这个故事来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不是对于原著的忠实翻译，而是用古文复述了这个故事。特别是故事的结尾，突出了幸存者之妻的“死谏”之功，没有明说令“顽廉而懦立”，但实际上却是雪耻而后已。鲁迅对复仇主题的爱好，还体现于他的散文诗《野草》中，二十四个小标题里，“复仇”竟然占了两例。《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应该看作鲁迅一生所喜爱的复仇主题的完成，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大多数评论家，都一致认为《铸剑》是整个《故事新编》里写得最精彩的一篇。这篇小说最初在《莽原》上发表的时候，题名《眉间尺》，动笔写作在1926年10月，完成于1927年4月3日，《鲁迅日记》有明确的记载。眉间尺的父亲是铸剑名匠，王妃产下一块铁，国王要用它铸剑，三年后剑成，王杀了匠人。匠人知道自己必死，所铸的雌雄二剑，只献出了雌剑，藏起了雄剑。十六年后，母亲告知眉间尺实情，挖出雄剑交付他手后自杀身死，令其复仇。眉间尺既无武功也没出过门，性格似乎也不具有复仇的刚烈素质，但他遇见一位神秘的黑色人宴之敖者，此人刚毅勇敢，足智多谋，善于复仇。他向眉间尺借剑借头，后者慷慨给予，毫不怀疑。宴之敖者进入宫廷，成功地砍下王的头之后，又自砍其头。沸鼎之中，眉间尺头、黑色人头、王头三头莫辨。这个荒诞的故事，并不是鲁迅虚构的，在魏晋时代的《列异传》和《搜神记》中，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不足百字，却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传说。在鲁迅笔下，铺陈为万言之小说，充分展示了鲁迅善于营造气氛、刻画人物和叙述故事的超凡本领。至于故事的寓意，却很难概括，读完这部作品，我们只能感慨地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1936年3月28日致增田涉信中，鲁迅曾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但‘堂哉皇哉兮嗳嗳唷中的‘嗳嗳唷，是用在猥亵小调的声音。”d

三

《补天》原先题名《不周山》，写于1922年冬天，曾收入《呐喊》中。《故事新编·序言》中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须怎样的手腕。”“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e

以鲁迅对于先秦和汉魏六朝的文献之熟悉，这八个新编的故事，除了《采薇》出自《史记》外，没有一篇出自所谓正史，这充分表现出鲁迅在官方史料和圣贤传统之外，重构中国文化传统的意图。这些来自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的资料，包括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大禹治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墨子非攻止战、老子出关、眉间尺复仇、庄周起死回生。作为古代的传说，它们并没有很高的地位，却脍炙人口，几乎所有读书人都耳熟能详。但越是这样的题材，对于别出心裁的功夫越是巨大的考验，他们充分显示了鲁迅天才的创造力。鲁迅一贯擅长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运用得炉火纯青。每篇的寓意到底是什么，供后人读者动脑筋去琢磨，而且恐怕也不会止于一种答案。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演义”两个字，非常耐人寻味，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中的“演义”不同，《故事新编》赋予“演义”以熔古铸今的价值和意义，甚至以颠覆旧有的评价和向来的褒贬为能事，不惜做成翻案文章。比如伯夷、叔齐，《史记》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天下义士和隐士之祖；唐代韩愈还有《伯夷颂》，甚至变成了贤人的代名词，人人都懂得称夷齐而贬盗跖。鲁迅却在这篇小说里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虚伪、自私和矫情，延续了他早年写的《我之节烈观》中批判名教的思想，还有对于隐逸传统的深刻質疑。1935年1月25日写的杂文《隐士》，可以当作理解《采薇》的另一个备注。“汉唐以来，实际上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隐士这块招牌，谋隐之人要油漆要保护，鲁迅却想将其噉饭之道的真相揭发出来。正如鲁迅所言：“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采薇》的结尾，鲁迅和读者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候还曾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f

鲁迅向来是爱憎分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遗产之继承等问题上，总是能够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和非黑即白的结论。总的来说，大禹和墨子所代表的实干精神，无疑是鲁迅所歌颂的“中国的脊梁”，而老子的退避、庄子的油滑，则是他讽刺和批判的，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故事新编》是一个具有整体寓意的短篇小说集，始于《补天》，而终于《起死》，每一篇的标题统一为两个整齐的汉字，与《呐喊》《彷徨》相对应。而且，每一篇的主题也并不单一，有的还非常复杂。比如《奔月》里，对于有关逄蒙卑劣行径的描写，就暗含着对于高长虹的讥讽，但又概括了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阴谋家和野心家的各种特征。《故事新编》在取材上也变化多端，有的大体依据传说，而有的就别出心裁地加以改编。“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小说是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一幅图画，是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传奇则以玄妙的语言描写从未发生过也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新编》是传奇，传说中的事情未必真的发生过，有些明显还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小说里它们构成艺术的真实，其目的在于揭露人生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实。《红楼梦》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庄子》所谓“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魑魅魍魉，都是这个路子。

四

中国文化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面临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遭遇到前有未有的危机，要克服就需要转型，有勇气否定过去，才有可能开创未来，而鲁迅正是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时代孕育的一位英雄和斗士。

鲁迅是一名经验丰富、讲策略、懂战术、强调依靠韧性战斗到底的文化斗士，在闲散的氛围下，斗士总是显得偏执甚至不近人情，但一个民族却不能缺少战斗者的护卫与开拓，尤其是在危急存亡的关头。鲁迅在这本只有七万字的《故事新编》里所做的，就是重新思考和评价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是非曲直。

意义不是作品中现成的东西，而是由读者通过“归化”式阅读而生产出来的。文本的解释没有边界，而且一个文本是属于所有时代的，它的意义是向未来的理解和阐释敞开的。这是我们今天阅读《故事新编》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庄子·达生》中有一则寓言，即庄子在行路中遇到一只骷髅，与之有一个简短的对话，是《起死》的出处。但在鲁迅个人，却有一次真实的经历。1924年11月的一天，鲁迅遭遇了一名自称“杨树达”的青年学生的造访，不仅无礼，而且直接向他要钱，甚至露出凶相，鲁迅怀疑来者是装疯讹诈的，不得不“将我的座位略略移动，预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事后鲁迅将这一事件写了两篇文章登在《语丝》上，后来知道那人是一个真的精神病患者。《起死》中的汉子，叫作杨大，想必和这个“袭来”的杨君有些瓜葛。《起死》中哲学家——汉子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郑家建说：“对这一意义结构的思考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这个用对话体写成的故事，因为直接用了庄子和汉子，作为主人公的称谓，特别易于误导读者的理解方向，很多人用这部作品作为鲁迅彻底否定和“拒绝”庄子的一个主要的证据。笔者看来，这个新编的故事，既然是小说，并不适合引证去讨论哲学和思想问题，如果真的要加以利用，也应该从文学的形式上重新讨论一番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古人说不善读书者，死于句下，意思是不应把书读得太呆。鲁迅与庄子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鲁迅受庄子的影响，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深入骨髓，但由于他好说反语，多用讽刺笔调，制造了很多很深的误解，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故事新编》的原创性在于，它把作者写作时代的生活与古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古人虽然穿了现代的衣服，说话举止也完全是今天的口吻，但仍然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故事里。那故事早已脍炙人口，读者一眼就可以认出，正不妨让射日的后羿天天吃乌鸦肉炸酱面；治水的大禹，随从是一群黑瘦的乞丐；伯夷、叔齐住在养老堂；出关的老子，讲道竟然是陕西腔夹杂湖南口音。

《故事新编》虽然只有七万多字，薄薄的一册，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深思熟虑的鲁迅，从1922年到1935年，从容地写了十三年之后完成了它。

a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b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c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4页。

d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9页。

ef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第412页。

作者：李秋花，中文副教授，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中华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

编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