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和《汉书》都书写了汉代历史，体现了对秦亡汉兴成败得失的见解，但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手法和臧否褒贬呈现出微妙的差异，甚至有迥然相反的声音。这不仅体现了史家不同的叙事笔法和修史立场，还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性情、人生境遇和政治立场及道德倾向和气质趣味。两部著作呈现出文学性和史学性的此消彼长，地理文化圈和学术文化源的不同造就了战国遗风和帝都文化的差异。司马迁用真挚深情的好奇之笔关注悲剧命运，抒发不平之鸣，班固则从学术上回馈皇家恩眷，体现了雍容典雅的皇家趣味。《史记》隐约其辞的矛盾叙述背后暗藏机锋，那不得不隐藏的历史真相恰恰是使用“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汉书》立足官方著述，不得不补充正史史实，恰是史官的盛世追忆，一隐一补，方能真正理解史家的良苦用心。司马迁《报任安书》是苦难命运的心灵告白，两部史书互文互补，是中国人必读的家谱和心灵史。

关键词：《史记》性情《汉书》典雅

《史记》和《汉书》都书写了汉武帝之前的前汉历史，体现了作者对秦亡汉兴的见解，但它们对前汉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书写手法、书写内容、描述态度、臧否褒贬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反，尤其是对一些汉代当代的人物，《史记》和《汉书》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从《史记》和《汉书》对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历史事件的阐释中展开地毯式的对比，去探讨《史记》和《汉书》何以呈现出微妙的差异，对史汉人物书写的生成、嬗变作一番横向的对比，理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脉络，结合两汉的社会生活、政治格局，以及作者的地理文化圈和学术文化源去探究文字异同背后的深层原因，结合书里书外人物的遭际和家族命运的浮沉去体会不同的叙事笔法和修史立场，才能理解史家的良苦用心，还原史家成书过程，揭开历史之谜，反映汉代真实的政坛格局、社会万象、文化生态、人生百態。由此出发，我们感知到这两个作者的心境、性情、人生际遇、政治立场、道德倾向、气质趣味，均有很大的不同。

一、文学性和史学性的此消彼长

《史记》是文史合一的典范，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模式，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都带着深厚的文学模式，这种文学模式又操纵着中国人理解历史的方式，体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和叙事模式。

班固编修史书是用史学家的思维叙述和重建历史，这是《汉书》建立的史学的基本精神，从《汉书》开始中国“文史不分”的传统有所改变，史学有了脱离文学的趋势。由此出发，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把与《史记》相重合的篇章进行了文字上的删改增减，有意消解《史记》浓厚的文学性，追求真实的史实和强烈的现实色彩。

但班固写《汉书》毕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相对比《史记》有很多优点。写作后期班固获得了合法修史的资格，可以接触到皇家藏书和档案，很多文献原文都被他记在了书里。而《史记》作为私人修史，司马迁更多是用自己的话转述，虽然文学性和可读性强，但在学术性和严谨度方面略逊于《汉书》。

二、地理文化圈和学术文化源的不同

汉朝初年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司马迁身处晋南文化，受先秦诸子遗风浸染，战国遗风和游侠精神一直流传到司马迁的笔下。而班固则浸染帝都文化，代表官方立言，体现了贵族意识和儒家经学雍容尔雅的圆融典范，体现了迥异的修史立场。

西汉末年到东汉的动荡年代里，儒生与官僚、儒生与法吏、儒术与政治大融合，在宫廷中需要政治站队的儒生们不免思想性和独立性精神萎靡。正如班固对匡衡等人的评价：“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汉书·匡张孔马传》）也就是说，当时满朝文武都在很优雅地混日子。

班固的家族是宫廷官僚班底中的翘楚，班氏家族人才辈出，出将入相，从成帝到哀帝，从王莽到光武，班氏家族都显赫荣耀，班固晚年更是披甲上阵，直到因家奴得罪洛阳令才意外落狱。《汉书》的书写正值汉家中兴，东汉皇帝需要学术拥戴的体面，需要学术精英在文化立场上臣服于自己，班固出生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班氏宗族是没落的豪门，而班固才学卓越，为了寻找新的政治出路和恢复家族荣誉，他决心用擅长的学术从治学上回馈皇家恩眷。

司马迁处于西汉初年，所以他在展现大汉帝国优越全景的同时会更关注那些不平凡的个体生命；班固出于对西汉充满怀念和追溯的后一代，所以他会更加侧重上层政府管理中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汉书》比《史记》要多一份冷峻的理性，比如：“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汉书·佞幸传》）班固对此有很多痛心疾首的分析。班固父子不乏理想主义的信仰，但出于对汉王朝正统的确信，他们骨子里是御用史官。

三、真挚深情的好奇之笔和雍容典雅的皇家趣味

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司马迁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史记》是一部有侠气的书。

司马迁喜欢奇人奇事，班固喜欢正统儒生。司马迁笔端常舒愤懑，而班固常祛魅邪。《汉书》沉着冷静，中正持平，文笔规矩，政治正确。《汉书》是教科书般的“政书”，用史家的模范来叙述，但相比于《史记》的抑扬顿挫，情深义重，缺少了一种批判的锋芒和慷慨霸气。论传情达意，言辞之恳切动情，文气之充沛感人，《汉书》远不如《史记》。

司马迁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对悲剧人物充满同情之心和不平之鸣，李陵之祸也是他自己的一场性格悲剧。《史记》的情感之浓烈在二十四史中是最浓厚突出的，也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具有诗人气质的史书。司马迁像一位诗人，《史记》是一首抒情长诗，更像是一封情书；《史记》充满人性的情愫，读来悲喜交织。明代茅坤认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是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于心故也，非区区字句之激射也。”（《茅鹿门集》卷三）

《史记》长歌当哭，字里行间处处渗透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千年之后读《史记》，我们仍然为之悲叹，为之动容，为之落泪。清代学者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司马迁写《史记》可谓用情至深。《垓下歌》是项羽写给虞姬的情书，《大风歌》是刘邦这个游子写给家乡的情书，《史记》是司马迁用情至深的一部私史，写世态炎凉之扼腕寒心，写英雄末路之悲歌慷慨，写人生感悟之深刻无奈，都令人唏嘘。

《史记》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书中写了一百多位悲剧人物，这些人或自杀，或被杀，或遭遇悲惨，或终身困顿，或晚景凄凉。《刺客列传》读来惊心：“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通过李斯的“五次叹息”，表现了他的心灵震撼、内心挣扎、良知拷问，揭示了权力斗争对人性的异化，展示了个体在历史旋涡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对项羽可谓惺惺相惜，尽管项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的笔端文字向情感倾斜，对项羽的偏爱就源于“真性情”，他用两千多字描写“项羽之死”，笔端常饱含深情，使这位末路英雄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司马迁文笔激情洋溢，时而掩面悲泣，时而怒发冲冠，时而凝神沉思，时而扼腕叹息。他常常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古人的命运和处境，把历史人物写得活色生香，对侠肝义胆的侠客景仰热爱，对酷吏厌恶反感，对政客的冷静嘲讽，他的血性和无奈，他的抑郁不平之鸣，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龙鳞的勇气，他的超然的人生感悟，都跃然纸上，至今感染着我们。

班固父子不似司马迁那样有舍我其谁的底气，《汉书》中体现的情感是克制的，笔墨字数很省，体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如写苏武持节牧羊忠诚有加：“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这些赞语堂皇典雅，却缺少内在的情感，像是歌功颂德的教条驯化，类似于耳提面命的教育。班固父子在赞扬中也有语气稍微强烈一些的表达，最多的就是“哀哉”。像《史记》中那种“何足数哉！何足数哉！”重复的感叹句在《汉书》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但司马迁的书写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班固继承，史汉外在对立的同时兼具内在的同情共感。毕竟班固有着高深的史学修养，也是史学传统的敬畏者，他并不完全迎合皇家势力，《汉书》也体现了他个人的学术趣味和严谨个性，因此他有别于御用文人的文学侍者身份。这种对史学的敬畏与司马迁有着内在的神通。如《汉书》中的《李陵列传》便对李陵深表同情，体现了和司马迁一样的同情共感，说明班固并未完全泯灭感性和情感而沦为御用文人，可惜后代中国史书往往忽略这种人性真情，心灵渐渐荒芜，我们看到的多是面目模糊的道学和政治说教。

四、不得不隐藏的历史真相和不得不补充的历史史实

《史记》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司马迁书写当代史毕竟有一定忌讳，书写中特有的“春秋笔法”或史料的缺载遗失，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历史之谜。

《史记》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阙载或言之不详，如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司马迁选择保持沉默。又如汉武帝有五个儿子，却只记载了《三王世家》，本篇是自然失传还是人为销毁，这些疑点背后都有哪些历史秘密？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结合《汉书》才能看明白、看完整。史书隐约其辞的矛盾叙述背后暗藏机锋，暗藏着书里书外人物命运的消长浮沉，要真正认清前汉政治需要用心良苦。

司马遷《五宗世家》写临江王刘荣被父亲汉景帝所害的始末，在刘荣下葬时，“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书的笔法并不是志怪笔法，而是“言禽兽怜哀之，人不如也”。这种荒诞的传闻，令人凄然泪下，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司马迁犀利的道德谴责和对弱者的哀怜不平。又如《吕后本纪》开头说孝惠帝无子，后又说其姬妾有子，其实是孝惠后无子，这是宫廷斗争中的老套路。《史记》关于韩信之死的记载也矛盾重重，司马迁详细记载了蒯通对韩信的辩护，透露了韩信一心为汉的真相，还历史人物的冤案一个公道。

司马迁故意在《史记》中留下明显的破绽，让后代读者从中探索到被隐藏的历史真相和隐情。因此，《史记》的这些矛盾非但没有成为这部巨著的缺憾，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体现了司马迁对政治生态的洞悉和私人修史的学术独立立场。

班固修史则被纳入国家行为。《汉书》的记载属于开辟新朝后的往事追忆，班固父子经历王莽篡汉和光武中兴，缅怀追述前朝历史难免有溢美之处，加上新朝的权力因素渗透到此种追忆之中，使得历史和现实权力重新组合，呈现出盛世祥和的圆满，有别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风格。

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历史时，关注到司马迁不得不隐藏的历史真相和班固不得不补充的历史史实，从史家不同的书写笔法和微妙差异，可以体会到司马迁隐藏在文字深处的嘲弄和班固不得不委婉补充的历史真相，进而探究出他们隐藏深处的政治立场和这些分歧背后文化源的异同，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找出叙述者及其家族的恩怨纠葛，理清其中的人物关系，进行条分缕析的剖析梳理，揭开一些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人和事。

五、苦难命运的心灵史告白

今天我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是在阅读和倾听他的心路历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后欲死不能，同关在死囚牢里的任安之间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是肺腑之言，有生之热恋，有死之痛苦。那强烈的羞辱、恐惧和悲愤，那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可以说，整部《史记》都有“李陵之祸”的影子。《史记》中处处渗透了作者的痛苦和郁闷，时常流露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悲。如他写到自杀时充满激情，写到复仇的问题时往往很动感情，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司马迁善于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和恩怨相报，常描绘大人物在微贱时受人轻视，得志后不可一世。《伯夷列传》对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不公平世道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谴责和质疑，包含着对自己身世的不平之鸣。对酷吏深恶痛绝，写周勃被诬陷造反入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那种冤屈和耻辱，不仅是周勃本人的感受，也渗透着司马迁身陷囹圄的复杂情怀。《货殖列传》中对金钱有偏激之言，在他的心中和汉武帝严重对立。《史记》充盈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个人悲剧和历史悲剧叠加在书中，愤懑情愫跃然纸上。司马迁恰如鲁迅所说的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个人的不幸玉成就了《史记》，酿成了一杯浓烈的苦酒。

《史记》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那自由、原始的生命激情，成就了我们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总之，《史记》和《汉书》的差异不仅出于文学的诉求、历史的诉求，也是出于政治的诉求、文化的诉求。学术对比的背后是政治浮沉的对比、社会生活的对比、文化形态的对比、家族命运的对比、个性遭际的对比、学术趣味和个性的对比，《史记》和《汉书》就是回应这种对比的文化学术著作。

读史就是在读故事，读人生。《史记》和《汉书》展现了两汉历史的波澜壮阔，其间有多少国家的兴亡成败，有多少英雄人物的热血慷慨，恰如杨慎在《临江仙》中感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今天，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延续，今天的我们，在坚持什么？追寻什么？什么是人生的终极意义？让我们带着历史和哲学的情怀去思索和追问。

作者：赵明正，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中文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编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