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的书写对女性基本是仰视的，他的爱情小说存在着观念化的倾向，如表达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将女性视为“美”与“善”的化身等。造成他的爱情小说的抽象化与“隔”，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在他独特的女性观、爱情观及审美个性观照下，女性往往成为“美”和“善”的对象化，而情爱和性爱往往超越事物本身，具有了文化观照和精神超越的功能；二是虽然他常写男女性情，其实此阶段他本人的情（性）爱体验并没有那么丰富；三是他的不少小说（尤以《浮躁》之后）并不以塑造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意象、意境为旨归，传达某种诗意化的哲思或情绪。

关键词：贾平凹 20世纪80年代爱情小说观念化女性观

以《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短篇卷》a 收录的短篇小说来看，写女性与爱情的篇目集中在1977—1980年，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的有《泉》《春女》《“茶壶”嫂》《满月儿》（以上写于1977年），《她》《日历》《琴声》《端阳》《眼睛》《岩花》《牧羊人》《花儿》《青枝绿叶》（以上创作于1978年）等；写青年男女爱情的有《第一堂课》（1977）、《夏诚与巧姐》（1978）、《回音》（1978）、《春》（1979）、《笛韵》（1979）、《竹子和含羞草》（1979）、《歌恋》（1980）、《他和她的木耳》（1980）、《七巧儿》（1980），共计22篇，占到该时期总收录篇目的六成以上。《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中篇卷》b共收录他1977—1982年的中篇小说4篇，也多以男女情爱故事作为主线，它们是《白莲花》（1977）、《二月杏》（1981）、《山城》（1981）、《蒿子梅》（1982）。1982年之后的中篇小说，以男女情爱、性爱为主线或重要情节线索的有《鸡窝洼的人家》（1983）、《小月前本》（1983）、《九叶树》（1984）、《远山野情》（1984）、《冰炭》（1984）、《天狗》（1985）、《古堡》（1985）、《西北口》（1985）、《人极》（1985）、《黑氏》（1985）、《火纸》（1985）、《遗石》（1991，发表时名为《废都》）、《美穴地》（1990）、《白朗》（1990）、《五魁》（1991）、《晚雨》（1992）等。贾平凹至今出版的17部长篇小说，没有以情爱或性爱为重要情节或线索的只有《怀念狼》《老生》等不多的几部。从以上作品篇目统计来看，情爱或性爱是贾平凹小说一直以来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

写于1981年至1982年的《二月杏》《山城》《蒿子梅》这三部中篇处在雷达所说的“沉思着人生的少女”c 阶段，因为历史的变迁、爱情的抉择、美的消失，都会造成这些“少女”的迷惘和哀思，即使有爱情也难免带着苦涩与忧伤。本文选取这三部有代表性的爱情小说，来分析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女性和情爱小说的特点及局限。

一、《二月杏》：开始塑造自怜、自恋又自卑的男性

《二月杏》写地质队采矿工人大亮因为违心地和富农出身的初恋情人断绝关系，内心充满愧疚和自责，主动“流放”到荒野的地质队，以“惩罚自己在爱情上的罪恶”。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凄凉爱情故事。两人经历了吸引——回避——爆发——谅解的情感之路后，二月杏终于以“与人订婚”作为试探大亮最终态度的方式，大亮此时的反应是：“他该怎样再回答下去呢？说：‘不！不！谁也夺不走你的！他摇头了：‘我能配上她吗？我这个孱头、弱者，和她能结合在一起吗？他身子抖动着，‘可我爱她呀，爱她啊！他轻轻垂下眼皮：‘既然你爱她，你就盼她能得到幸福，那男子或许使她能得到这一点呢。他终于理智了……”

大亮这个人物开启了贾平凹情爱小说中这一类男性角色的序幕，他们不管是何身份——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都具有如此相似的性格特点：孤苦而脆弱，敏感又多思，对女性尤其是美丽有韵致的女性充满崇拜，但当真正梦寐以求的爱情来到眼前时，又表现出自卑和犹疑。他们似乎过于在乎自身道德的完善，故意要和幸福擦肩而过，在失去爱情和幸福的同时，却又不免病态地自赏与自伤。说到底，这类男性太爱自己，而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是贾平凹小说人物谱系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类型，除了大亮，还包括《山城》中的礼平、《商州》里的秃子、《天狗》里的天狗、《五魁》里的五魁、《晚雨》里的天鉴、《秦腔》里的引生、《山本》里的井宗秀等。在费秉勋看来，这类男性是贾平凹笔下男性形象的第一部分，即“作家作自我观照即表现自身生命体验的男子”，也是最接近贾平凹本人性格心性的一类。第二部分男性是“带有流氓气或匪气的，是作家作外向体察而再现的男子”，包括《黑氏》里的小男人、《浮躁》里的雷大空、《远山野情》里的“村长”、《美穴地》里的苟伯都等。第三部分男性是“前两部分杂糅的，即外向体察与反求诸己复合而成的”d ，有《远山野情》里的吴三大、《小月前本》里的门门、《浮躁》里的金狗、《鸡窝洼的人家》里的禾禾等。费秉勋从贾平凹生命审美化的人格气质来分析为何贾平凹喜爱写第一类人物：“从人格深层的神韵看，五魁等就是贫苦农民中的贾宝玉，这些人的灵魂中都化入着贾平凹自己的人格。正如他在《四十岁说》中说的：‘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敬，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我想曹雪芹与贾平凹也正是如此，这是创作活动中的‘生命审美化。”在贾平凹看来，在这些“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情爱描写中更能产生出审美价值。

二、《山城》：左右摇摆的女性观

《山城》是贾平凹早期爱情小说中人物情感展现最充分，也是最能体现当时作者女性观（爱情观）的作品，可以说是《废都》之前的一部心灵自传。小说男主人公叫礼平（贾平凹原名是贾李平），小说写道：“十多天来，礼平从大上海来到陕西。陕西关中是他的故乡，在外当了专业作家，常常写些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社会上稍稍有了名气。但是，他的作品并不畅销，而且遭到很多非议。他口上不吱气，心里却暗暗动摇了，开始修正自己的创作路子，便经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来到陕南山坝县体验生活。”可见，人物的经历和贾平凹当时的境遇是颇为吻合的，只是在地域上做了一点变形的处理。礼平先是爱上了纯朴、善良、庄重、自然如山地精灵般的剧团编剧秀儿，后又遇到大城市来的现代女性高云，高云的现代做派受到世俗的孤立，也激发起他男子汉的保护欲。就这样，礼平陷入了爱情的两难：古老与时髦，传统与现代之间该作何抉择？秀儿面对爱情竞争中表现出的“小”与“旧”，令礼平“感到不舒服了”；而高云也与他在艺术观念上有了分歧，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她在男女关系上的随便。秀儿的一句“你是个不安分的人”，一语点醒梦中人，“他一向痛苦着自己的优柔寡斷，徘徘徊徊，他爱恋过秀儿的安详，也爱恋高云的潇洒。一个太古老了，一个太时髦了，他不知道自己倾向了谁，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甚至咒骂过自己的道德，认为是不是喜新厌旧，朝三暮四呢？”这何尝不是贾平凹此时矛盾心态的一种写照？

贾平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也承认了自己这种左右摇摆、莫衷一是的女性观：

是的。也可以是我的妇女观吧。以你所言的“女菩萨”式和“女妖”式的女性，我喜欢的，两种特性能结合起来最好。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少见。换一个角度，“女妖”式的（这个词可能不大准确），也可以看作现代性的吧，“女菩萨”式的是传统性的吧，我是倾心于前一个却也难丢下后一个。我有时讨厌我自己，也就在这里。 e

《山城》借一个爱情故事，表达了贾平凹早期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但整体上来说，在情感态度上还是明显偏向传统的，礼平最终和高云形同陌路，但离开山城和秀儿却表现得难舍难分就是明证。

三、《蒿子梅》：女性作为美与善的化身

《蒿子梅》讲述了卫生员高梅来到六十四个男人组成的钻井队，给钻井队带来巨大的变化。工人们变得讲卫生了、爱美了，连最孤僻、邋遢的路平也变得自信、合群了，甚至对高梅产生了爱情。小说借队长喜子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认识：

喜子高兴地说：“高梅，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上面写道：在世上，木匠是作用于木头的，泥水匠是作用于泥水的。难么，你呢？是不是作用于美的，贡献于美的？你给大家看了身上的毛病，也治好了心上的毛病呢。”

小说很明显是将高梅当作善与美的化身来塑造的，她善良、美丽，为了工人们的团结，拒绝了所有人的求爱，“觉得那样会破坏了这个集体”，她知道“禁欲主义，是要使人变态的”，积极地给工人介绍对象，解决他们的婚姻难题。如果说《二月杏》是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古老凄美意境的现代演绎，《山城》是借一男二女模式表达作者两难的女性观及文化心理，那么《蒿子梅》则是对“女性是作用于美”的观念的具体化。正因为高梅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她的“善与美”就显得孤高缥缈、不近人间烟火，当个人幸福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集体。这样的“善与美”是很难坠入凡尘和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搅和在一起的，所以维护和成全它的最好方式只能是让人物死去。

四、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爱情小说的特点及局限

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小说，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作品的男主人公具有相似的性格特征，作者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心性来塑造这些人物的。其次，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基本是仰视的、崇敬的，处于“女神”的阶段，认为女性是美和善的化身，女性对于世界（或男性）的意义就是贡献美的，写女性合于他的性情和审美追求。第三，他的爱情小说很注重意境的营造，比如通过情景交融的形式、以物喻人的方式等，渲染出一种缱绻缠绵、哀伤幽怨的格调，但具有观念化的倾向。

正是由于仰视的女性观、观念化的爱情观以及自我的比附，贾平凹那时的爱情小说存在一些局限，主要在于：贾平凹笔下的爱情悲剧，很少能给人撕心裂肺的创痛感，因为他笔下的人物离时代、离现实、离读者有一定的距离。《二月杏》里的大亮是贾宝玉和《沉沦》中男主人公的结合体。第一次遇见二月杏，“那眼光却立即使大亮惊异不已了。这是何等熟悉的眼光！好像那是一束电光，立即在他的心灵的铁器上爆起了火花来。他已经来不及作什么考虑，也说不清是惊喜，是高兴，浑身所有的神经一齐反应，像兀然间一个梦幻，整个身心都浸着兴奋，叫出声来了：‘你？”且不说大亮与初恋女同学相爱到何种程度，如果真的程度很深，大亮也不太可能因为家庭出身就和她分手，而且过了15年，旧女友的眼光还能激起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还是有些不合常理。又比如大亮和女友分手，并未对她带来实质性的灾难后果，大亮因此而产生的强烈的忏悔和自责就显得缺乏情感基础。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并不鲜见，《秦腔》中引生对白雪的情感似乎更多停留在肉欲的层面，加上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读者很难对两人的情感发展产生心理认同和发展预期。《带灯》中带灯和丈夫的关系很紧张，却和素未谋面且从未给予回应的元天亮通过手机短信谈起了柏拉图之恋，这种恋爱的基础如此虚无缥缈，以至于她最终患上夜游症，真的成了孤魂野鬼。更不用说《五魁》《白朗》《美穴地》《晚雨》等所谓“土匪小说”里离奇诡谲的爱欲纠缠，都无法真正地令我们为他笔下爱情的美好而感动，为爱情的悲剧而伤感。反观中外那些优秀的爱情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一定是令人牵肠挂肚的，爱情故事一定也是荡气回肠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要么他们的情感可以让读者产生共情，要么他们的生活离读者很近。前者如《安娜·卡列琳娜》里的安娜和沃伦斯基，《简·爱》里的简·爱和罗切斯特，后者如《人生》里的高加林和巧珍，《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与田润叶、秀莲，孙少平与田晓霞等。

五、结语

贾平凹小说中的情爱书写之所以给人“隔”的感受，大概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是在他独特的女性观、爱情观及审美个性观照下，女性往往成为“美”和“善”的对象化，而情爱和性爱往往超越事物本身，具有了文化观照和精神超越的功能；二是虽然他常写男女性情，其实此阶段他本人的情（性）爱体验并没有那么丰富；三是他的不少小说（尤以《浮躁》之后）并不以塑造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意象、意境为旨归，传达某种诗意化的哲思或情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们的情爱小说多借情爱、性爱的外壳，表达人性解放、男女平等、时代进步的宏大社会、历史主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受戒》《在同一地平线上》《人生》等都是如此，而贾平凹却独辟蹊径，借情爱或性爱透视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开启了“寻根”的序幕，因此也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a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短篇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b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中篇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c 雷达：《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读书》1986年第7期。 d 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2页。

e 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承创新省級优势特色学科群资助

作者：江河，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影视美学。

编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