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再生”

2022-05-30张莉郭君臣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11期

张莉　郭君臣

摘要：小说《伍子胥》从酝酿到写成用了16年时间，最终冯至把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写成了“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伍子胥形象成为古老民族新生机的象征，通过这一形象，冯至写出了“一个民族在他少壮时代所有的做人的态度”，以此提醒自己，也呼唤更多国人在危难间担当起民族责任。

关键词：《伍子胥》《奥德赛》现代

一、《伍子胥》的创作过程

1942年卞之琳要印行旧日译作里尔克的《旗手》，冯至看到卞之琳重新改定的译稿，“一时兴会，便写出了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两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既然如此，我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a 。其中《宛丘》放到了《昭关》之前，《延陵》放到了《吴市》之前，这就是完整的《伍子胥》。

从少年时代起，冯至就喜欢伍子胥的故事。第一次动念重写这个故事是1926年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冯至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喜欢诗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就想着把伍子胥的流亡也写出这样的色彩斑斓和浪漫，“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之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它们把住。”这个阶段冯至是一个有浪漫主义色调的年青诗人，他喜欢同样有浪漫主义色调的《骑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想把伍子胥的流亡描摹为有浪漫色调的旅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不管是里尔克还是伍子胥，浪漫主义色调都是表层的内容，冯至没有“把住”心里的感动和脑海里的“闪念”，也是自然的事。

第二次再有重写伍子胥故事的愿望是1932年，情境是好友梁遇春去世。为了排解哀思，冯至到德国东海吕根岛上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旅行，“在船上望著海鸥的飞没”，“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想到通过重写伍子胥怀念朋友，是因为梁遇春和伍子胥的相应。梁遇春一直有做中国与人类“救火夫”的宏愿，“他认为只有深知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光明的心地”，“他在《途中》强调睁开眼睛在路上观看人生万象的重要意义”b 。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本就是伍子胥故事最明显的主题。不过，冯至也注意到梁遇春身上的矛盾：他想当个“救火夫”，直到逝世却“只不过是一个对人类抱有悲悯之情的旁观者”，“他非常羡慕行万里路，但他只能更多地读万卷书”c。伍子胥显然不是这样的“旁观者”。1931年刚到德国之后不久，冯至就沉浸在里尔克的著作中，里尔克赞美并践行“忍耐与工作”，无疑提供了解决中国青年人困惑的良方，冯至很快翻译出《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赤诚地给中国的青年，我只恨我在二十岁上下的时候无人把这些好的东西翻译给我”d。《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行诗》还没怎么读明白，冯至就想着写给梁遇春一起讨论，显然也是看到了里尔克启示朋友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梁遇春英年早逝让冯至感伤不已，他只能在记忆里留下朋友永远年轻的样子，继续“忍耐与工作”，走可能通向伍子胥的“万里路”。

冯至第三次想写伍子胥是在抗战初期，1937和1938年，冯至是同济大学的教授，负责同济附中西迁，在战火逼迫之下随同济大学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流离转徙”，一年多时间里，学校先是迁到浙江金华，很快又迁往江西赣州，1938年年底又经由广西迁至云南昆明，冯至亲身经历了伍子胥式的流亡。他曾经说“1938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暑假学校里发生了针对他的肮脏政治斗争，秋天妻子姚可崑大病一场、死里逃生，冬天又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路上，冯至“随身带着一部日本袖珍版的《杜甫诗选集》，他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深入”。冯至也曾吟咏颠沛所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e 诗里的自我批评很是严厉，1938年往前推十年是1928年，十年基本上囊括了他大学毕业后的时光。太平幻境打破，纷繁复杂的现实撞入生活，“有时仰望飞机的飞翔”，冯至又想起伍子胥，这一次是与伍子胥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相应，“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

1939年8月，冯至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1942年冬天他再次读到《骑手里尔克的生与死之歌》，16年间的经历和思考涌现，伍子胥的故事终于水到渠成，旗手里尔克成长为英雄奥德修斯，“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

二、“老的枝干上又发出几个新芽”

冯至用“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定位《伍子胥》，可见小说写成前后他心中隐含的创作图景。首先是《奥地赛》（Odyssey ），现在一般翻译成《奥德赛》，是古代希腊文明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史诗中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十年间遍历各种形态的神或人的文明，甚至获得了成为不死神明的机会，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担负起自己在人间的命运，这两个主题也是《伍子胥》的主题。

和奥德修斯一样，伍子胥见证各国文明样态的流亡历程，也正是他不断重新思量并担负起自己命运的过程。父亲和兄长忠孝被戮，伍子胥背上了活下去复仇的命运，楚狂避世的歌声让他心生涟漪，但很快他就明白这避世的虚妄。联合太子建复仇的希望破灭之后，伍子胥选择到吴国去，对各国文明样态的见识并没有分散他的注意力，反而从根本上促成了显现命运的决断。伍子胥最大的犹疑出现在季札门口，季札轻视王位、崇礼尚乐，有兴教化民的贤哲之风，是伍子胥一贯钦佩向往的人物，伍子胥多么想叩门拜访，但他必须担当起肩上的责任。

再就是“现代色彩”。从内容上看，冯至写《伍子胥》完全是针对和应对中国现实的，因此它是现代中国的小说；从形式上看，《伍子胥》继续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传统，是中国的现代小说。所谓现代小说，在英国作家伍尔芙看来，应该写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变迁：“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加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挣扎和生长变迁应该取代情节和故事，成为现代小说关注的焦点，《伍子胥》正是这一创作理念的具体显现。

《伍子胥·后记》中冯至有一个比喻：“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冯至把伍子胥的故事也描摹为这样一条不断有停留和陨落的弧线，“这故事里的主人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在流亡的道路上，伍子胥领略山川风物，见证人心的高贵和卑劣，经历苦难和温情，这是打开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自己变得更加丰厚和强健的过程，自我的质疑、容纳与成长正是现代小说的基本主题。

十六年间，冯至通过里尔克接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面对现实中国境况，写出有部分《奥德赛》格局的中国现代小说来，赋予一个古代中国的老故事以全新的现代气息，“于是伍子胥对于我好像一棵树，在老的枝干上又发出几个新芽”。

伍子胥事迹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其中六个片段似断实连，已构成对伍子胥的完整叙述。编者对伍子胥的流亡、复仇都是一笔带过，倒是花了些笔墨写伍子胥对夫差的两次劝谏，第二次劝谏导致了他的死亡：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f

杜预曾说读《左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g。上述所引《左传》短短一段文字，可见伍子胥对现实政治的敏感，处理家国问题的勇敢和果决，以及通史达用、体达天道的智慧，《左传》编者把伍子胥的国恨家仇放到当时晋楚争霸的天下格局中，并进而上追三代的礼乐文明创制，气象恢宏，伍子胥的形象神完氣足，刚劲有力。后代对伍子胥故事的重写主要有三次，西汉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三次重写都赋予伍子胥的故事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司马迁受汉代公羊学的影响，强调伍子胥复仇的精神，论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h 赵晔的《吴越春秋》以吴越争霸为背景给伍子胥的故事添加了大量的细节，受东汉士风的影响，强调伍子胥的忠义，有意凸显各阶层人物的气节。梁辰鱼的《浣纱记》是昆曲中的经典剧目，以《吴越春秋》越灭吴的故事为底本，添加了范蠡与西施爱情的主线，丰富了伍子胥寄子等情节，是明显的戏说，更富人情味和戏剧性，伍子胥忠而被戮和范蠡的功成身退相应，显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人们对王朝政治困境的理解。这几次改写都保有伍子胥故事的内核，也各有新意，却是屋上架屋，逐渐在伍子胥局限于王朝更迭的历史叙事之中强调其忠孝节义，失却了伍子胥故事恢宏刚健的朝气。

三、结语

借由十几年间对西方文学传统认识的深化，冯至笔下的伍子胥部分恢复了这个故事生成时期的朝气，伍子胥重新恢复了人类文明视野，有了反思历史和自然的能力，有了在这反思的基础上抉择和担当自己命运的能力。《伍子胥》完成后，冯至创作了两篇文章《一个希望》《传统与“颓毁的宫殿”》，谈及周秦时期的创制对现代中国的必要性，“周秦时代距离我们虽然有两千年的隔离，但是那时代的思想与史实比两宋以后的种种我们会感觉亲切得多，这也正如希腊精神对于现代的欧洲人比在他们本乡本土有过的中古时代有更多的意义一样。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周秦时代和古希腊，都同样一再孕育了后世的文化。在西方每逢到了一个危机的或觉醒的时代，自然而然地便发生一种呼吁，向往远古的希腊。现在的觉醒的中国在万事待理的时机，教育实在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许多关于精神的营养不能不从‘过去里去摄取，也是必然的道理。”i但历史遗留下太多“颓毁的宫殿”，“我们过去的经典如今好像被关闭在一座无人能叩得开的石室里，能够阅读它的人日日在减少”，因此需要一场革命，“恢复最深的传统”，实现“一个真实的‘再生，把一个民族在他少壮时代所有的做人的态度恢复过来。真实的‘再生，却不是扫一扫黄帝的陵墓，祭一祭先师孔子，更不是把已经僵化的尸体抬出来陈列或游行，便能实现；而是要当我们想到我们民族里过去的伟人时，我们肯问一问；我们现在是否还能感到他们曾经感到过的事物，他们的血是否还在我们的血管里循环”j ？

《伍子胥》让伍子胥的故事再次恢复了生机。当朋友问冯至是否还会接着《吴市》写下去，冯至说不会写下去了，接着读了一段《吴越春秋》：

子胥归，谓被离曰：“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仇。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

被离曰：“自杀何益？何如亡乎？”

子胥曰：“亡臣安往？”

我读完这一段，我重复着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吴越春秋》经过冯至的别择，有了《左传》般斩截质朴的力量。经历过重生的伍子胥会怎样经历自己的死亡呢？后来冯至并没有继续写，正如走过《宛丘》和《延陵》的伍子胥一样，诗人冯至必须回到中国的现实里来，用“一个民族在他少壮时代所有的做人的态度”担当起这个民族在现代的责任。

a 本文所引《伍子胥》原文均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冯至全集3》，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bc冯至：《谈梁遇春》，《冯至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第294页。

d 冯至：《致杨晦》，《冯至全集·第十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e 冯姚平：《冯至在西南联大》，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115/c404064-31548917.htm。

f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64—1665页。

g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十三经古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