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法国文学批评家波确德·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理论中，“空时性”与“越界性”是两大要素，凸显了地理疆域在文本批评中的主导地位。而就殖民行为的本质来说，“越界”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本文以移民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为蓝本，从土地疆域的越界、人物的意识与伦理道德的越界及特殊时间与地点中的“时”与“空”的越界三个方面论述文本中存在的多种越界现象及其与殖民霸权体系的关联，从而揭示帝国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本质及其带来的恶果。

关键词：越界第三空间阈限人物时空体

自20世纪70年代学界的空间转向以来，空间不再被视为一个空洞的容器和静止不变的元素，它在文本中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叙事的必要背景。相反，随着列斐伏尔、福柯、苏贾等空间理论学家著作的问世，空间越来越被挖掘出多样的特性、功能和隐喻意义。法国文学批评家波确德·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关于“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说引入自己的地理批评观点：空间在本质上就是具有越界性的，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性的，它被各种力量控制，这使得它处于永恒的变动中。并且他认为要研究空间就必须要着眼于它的越界性和它的异质性。所谓越界不仅仅指的是跨越疆域的物理的界限，它更指一种触犯道德的界限。它所带来的危险性和颠覆政治形态一样。

疆域突破与土地占有是殖民行为的基本前提与本质特征，因而以“越界性”来研究殖民文本无疑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使我们能更清晰而准确地把握相关表征，从而更形象而透彻地解析殖民霸权行为的恶果及其在文学中的再现。本文即以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以下简称《野草》）为例分析文本中存在的各種越界现象。

一、第三空间：疆域间的越界

韦斯特法尔在他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第二章“越界性”中专门设一节讨论“第三空间”，他认为这是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空间，一个未被探索的空间，一个在所有的地图上缺失的空间，它集中体现了空间的异质性特征。

在索亚的理论中，“第三空间”本质上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异质空间，“充满了相互纠结在一起的真实与想象的内容，充满了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充满了其他具体的空间实践活动。它们是生产、再生产、剥削、统治及服从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索亚的这一论述与福柯的“异托邦”本质上是相通的。福柯认为“殖民地扮演的就是异托邦的角色”。殖民者跨越地域的疆界登录殖民地后，占有土地，摧毁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在这块被他们视作蛮荒之地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想象图景现实化，并完成空间布置与地图绘制。

《野草》的故事就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非洲，“这是一个被金融巨子和开矿大王一手创建起来的南部非洲，也是被旧日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视为‘黑暗大陆而怕去观光的南部非洲”。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帝国事业将英格兰的船队、人员输送出国土，通过武力的征服占领遥远的异域，从而实现了从岛国到帝国的蜕变。因此，大英帝国对非洲大陆赤裸裸的掠夺与侵占首先就是最大规模的地域的突破。这种明显的越界性行为将非洲变成了一个“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一个充满各种权力与规训的异托邦。殖民地的人民从而变成殖民者眼中的“他者”。

小说中的迪克就是在帝国殖民事业的号召下来到南非进行农场经营的穷苦白人。农场在白人殖民者的掌控下就变成了由众多对抗力量集结形成的一个“第三空间”。在这里，迪克既是黑人土著对立面的“老板”，也是白人社群里让人嘲笑不屑的穷人和倒霉蛋。他整天从早到晚地在农场上忙碌，娶了玛丽后，他便开始盘算经营一个家庭，努力改善生活条件，甚至梦想有一个孩子。他更加努力地干活，整日待在农场监督佣工们，期待境况慢慢好转。然而，他既经营无方又运气不佳，他在农场的投资计划总是失败，每年总是亏损，最终落得了破产的结局，把农场卖给了大农场主斯莱特，虽然“农场和农场的所有权就是他的命根子”。

同是农场主的斯莱特与迪克不同，他善于做投机生意，对于他自己的农场他一年又一年地榨取土地的价值，除非迫不得已地下一点工本，他决不肯采取任何改良措施，他甚至都从来不考虑施肥。当土地变得贫瘠荒芜后，他的办法就是另外再找有价值的土地。他先后占有了几个农场，而现在则迫切需要与这几个农场接壤的迪克的这块土地。他买下迪克的农场，替他还清债务也并不是对迪克抱有怜悯之心，而是在满足自己贪欲的同时“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办事，那就是‘你不应当使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你们白人一样高贵了”。

无论是热爱土地的迪克，还是只将土地看成赚钱机器的斯莱特，他们都以殖民者的身份越入他者疆域，在盘剥土地、压榨当地土人的殖民行径中获取利益，实现发财致富的英雄梦。他们秉承着这样霸道而荒谬的信念：蛮荒之地上的土人是野蛮、懒惰、无用的笨蛋，他们不配做土地的主人，而文明的西方殖民者用勤勤恳恳的工作成为土地合情合法的拥有者，也从而改造着脚下的土地。

在弥漫着种族思想的殖民体系中，女性也常常跨出疆域以同男性一样的殖民者面貌参与到帝国事业的同谋与协助中。在嫁给迪克后，玛丽虽然对农场的恶劣环境不满，但也还安于扮演着“房中天使”的角色，她布置房屋、缝补绣花、管理家务、照顾丈夫起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被迫走出房屋，跨进农场之界，替丈夫行使着管理黑人劳工的农场主职责。她很快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因为一想到自己是将近八十个黑人雇工的主子，她原本自卑的心里就燃起了信心；可以任意指使他们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的确叫她舒心惬意。她甚至挥鞭向违背她命令的黑人摩西的脸上抽去。玛丽的这次越界体验虽然短暂，却让她体会到了作为白人殖民者的幸福快感，这甚至抵消了她作为女性、作为穷人的受歧视的屈辱感，这也是一种对女性主体意识缺乏及阶级压迫的补偿心理。

文本中英帝国对非洲的侵入、侵占，斯莱特与迪克等在异域购买农场、雇佣当地人成为土地的主人，斯莱特对迪克农场的吞并，玛丽从家庭空间走向农场的管制经历均是主体越过地理疆域的行为，从自己的空间领域跨入一个原本属于他人的界域中并行使主体行为，而《野草》中的这一系列疆域的越界又都始于主体的殖民意识和一个体现着霸权思想的“帝国的感觉与参照体系”（爱德华·W.赛义德语）。被突破疆域后的非洲，被殖民者占有并盘剥的农场都成了被这一体系所笼罩的异托邦，一个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一个在大英帝国的地图上被绘以红色从而失去了其原本属性的区域。

二、阈限人物：人物身份的逾越

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一书第二章“越界性”中写道：“所有的界限都召唤着跨越。对一个具有游牧精神的漫游者来说，越界就是他的宿命。”小说中黑人雇工摩西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游牧精神的人物，他以非凡的勇气与力量冲破种族的、阶级的、伦理的界限，对自己的空间领域进行“解辖域化”。

摩西原是农場里的一个雇工，在玛丽替代生病的迪克管理农场期间曾经因为不服从命令而遭到过玛丽的鞭打。后来因为相较于其他懒惰肮脏的雇工，他做事主动，也爱干净，就被迪克挑选到家里做佣工。由于在教会当过差，摩西比一般的佣人懂得多，而且会说英语，尽管这让玛丽痛恨得咬牙切齿，认为黑人说英语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摩西干活很好，对玛丽也没有不尊敬的意思，他总是会“迫使玛丽不得不把他当一个人看待”，尽管在玛丽眼里一个土人本来比一条狗强不了多少。他甚至还想和玛丽讨论战争的问题，问道：“难道耶稣认为人类互相残杀是正当的吗？”不仅如此，他对被贫困和绝望折磨得歇斯底里的女主人充满了同情，对她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对自己同种族的女人说话，有时又极其温和，几乎像父亲对女儿说话一般。他甚至还伸出手推着玛丽的肩膀从起居室一直到卧室伺候她去休息，不顾这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白种女人”。摩西就这样一步步逾越着束缚自己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界限：他从农场的矿工院来到白人主子的家里，他从站在玛丽对立面被训斥、责骂到与她近距离的肢体接触直至为她穿衣脱衣“宛如一个溺爱妻子的丈夫一般”。在一次次的越界中，摩西突破“黑”与“白”泾渭分明的辖域，从边缘走到了中心。

在特纳夫妇简陋的棚屋内，摩西暂时挣脱了在农场矿工院里的肮脏而臭烘烘的低下的黑人雇工的身份，而扮演起了女主人的生活照顾者、精神安慰者、心灵寄托者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代了白人主子迪克的位置。这个“黑”与“白”之间的中间地带为摩西提供了一个他在那个社会中所决然没有的奇怪的与白人“平等”相处的机会。弗里德利克·乔纳森在分析《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将每个朝圣者看成是阈限人物，“他们是阈限人，因为他们不再是磨坊主、律师、乡绅、女修道院院长，或厨师；所有人都平等地成为一场精神旅行中的宗教悔罪者”。在这里，特纳夫妇的“家”——这个脱离了外部社会环境的“阈限空间”也将摩西变成了一个“阈限人”，使他摆脱了原有的身份，而以“被看成是一个人”的胜利姿态找到了自尊，他所要奔赴的是一场对“自由”与“平等”的朝圣。

同样，对于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玛丽来说，这个暂时的阈限空间也使得她成为一个游离于日常行为规范的阈限人，跨越了伦理与道德的界域。童年的玛丽就目睹着父母的无穷争吵和父亲每次醉酒后的猥琐形象，成年离家后她仍摆脱不了不幸家庭生活的影响而一直活在少女般的梦想中，成了别人眼中与众不同的怪人。嫁给迪克后，迪克的软弱无能又使她深深感到她要么整日白白地气愤、白白地抗争，最后粉身碎骨，被境况逼疯；要么就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逆来顺受，直至麻木。生活中每一个阶段的失落使玛丽定位不了自己的身份，她的一次次逃避（逃离父母、逃离同事、逃离农场）给她带来的是更大的迷失。

她从鞭打摩西到害怕摩西（报复），再到被他高大结实的身躯与温和自信的声调深深迷住，再后来她就无可奈何又不可自拔地落入了这个佣人的掌控中。玛丽一步步地跨越了她与摩西之间的界域，在经历了“厌恶、惊骇、无法理解、莫名其妙的恐惧、深沉的不安、像噩梦般”等种种对抗性情绪后，她最终对社会伦理道德实现了“解辖域化”，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被白人社会行为准则管束的白种女人竟这么不计后果地跨越了界限不由得使周围人感到极其吃惊。她的行为模糊了白与黑的界限，使她从一个白种女主人的身份走下来去追求一个普通女人所需求的关爱与温情。

美国地理批评的领军学者罗伯特·泰利在他的新书《处所意识》（Topophrenia：Place，Narative，and the SpatialImagination ）中说：“的确，一个界限或边界，当它被越界了就可能会变成一个门槛，就成了一个进入另一个空间的点。”因此，越界行为往往是建构个人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同时它也充满了冒险精神与危险本质。非洲农场的阈限空间里的种种奇异矛盾体——黑种人与白人的接触、主与仆的颠倒、丈夫与妻子的错位——注定了摩西与玛丽这两个“阈限人物”越界后的悲剧性结局。

三、时空体：时间与空间的交汇

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的第一章就探讨了时空性问题，只不过他用的是“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y）这一术语。除了强调的空间及空间隐喻在文学批评中的主导地位，他还专门讨论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的关联，提到时空体是地理学、哲学以及文学研究中对于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整合性概念，“这是艺术地表现在文学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固有的联系”。

韦斯特法尔这里的“时空体”概念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巴赫金首次借用“时空体”术语来分析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他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术语表示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在这个时空体中，“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巴赫金的理论也正指出了空间与时间在“时空体”中的相互越界与融合，这种越界也决定了它不是同质的、均匀的，不是静态不变的，它带有流动性，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对峙与较量。

《野草》中特纳夫妇的铁皮屋顶的房子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体”，它既是空间，容纳着主体的活动；它同时又是时间的载体，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并记录了一切人与物的变更。在这样一个将时间的流逝与空间压缩为一体的房子里，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主人翁之间多重的对抗与冲突，恰似一幕幕舞台剧。

当摩西被迪克从农场带到家里，玛丽就一眼认出他正是自己两年前鞭打过的那个土人。因此，她后来对待这个佣人怎么都不能像对待其他佣人一样。她脑子里也总是驱除不掉一种怕他报复、反击的恐惧，她在这个“土人”面前总惴惴不安。直到有一天，玛丽无意间看见摩西在灌木丛洗澡，这个黑人不但毫不避讳，还一动不动站在原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玛丽看。这一幕再次激起玛丽极大的愤怒，她甚至又产生了当年去鞭打他的冲动。奇怪的是，从那以后白人与黑人、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严格区分被一种涉及个人关系的情感破坏了：一个白种人在偶然的情况下与一个“土人”对视，从“土人”的目光和神情中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特征，于是从前的傲慢与排斥中滋生出一点愧疚和莫名的退让。在后来的相处中，玛丽一步步地陷入对作为一个土人的摩西的厌恶、排斥和对表现出一个男人的坚忍、温和甚至关爱的摩西的迷恋的折磨中，她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和他相处下去，只“等待着那个可怕的终点的来到。他们两人好像是两个敌手，在暗地里斗法”。

玛丽的状态生动而逼真地体现了霍米·巴巴理论中的“矛盾状态”，它被巴巴用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那种既相互吸引、彼此依存又敌视对立的复杂状态。巴巴认为这种悖论关系打破了殖民统治原本泾渭分明的权力与规训，它也同时将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简单关系复杂化。于是，“优越与卑劣、纯正与杂糅、模仿与戏拟”这一系列矛盾体就铸就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我们在小说中也看到作为被殖民者代表的摩西恰恰以一种“说英语”“谈战争”的人的姿态戏拟着以玛丽为代表的白人文化，同时又以自己强健的体魄、果毅的个性嘲弄着懦弱、无能的白人男主人迪克。

然而，这样一种在当时的殖民地被视为不可思议的骇人之举终于有一天被斯莱特发觉，他感到愤怒而不可容忍，毫不犹豫地赶走摩西，并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一个白人青年托尼去接管农场事物。在斯莱特、托尼，以及玛丽的厉声斥责与驱赶中，摩西的屈辱与失望同玛丽的依恋与羞耻构成了这个时空中最后的一组较量，也加速着它的最后完结。

在这个“时”与“空”相互越界、融合而成的结合体中，玛丽、迪克、斯莱特、托尼，还有摩西，他们的人生中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代表着不同的种族、阶层、性别、身份的他们形成互为镜像的对照，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在这个空间内碰撞。最终，一组组矛盾状态的变化打破了时空体的平衡，一切张力与矛盾消散。这个远离当地区域人群，在烈日炙烤下早已飘摇欲倒的房子成了特纳夫妇的坟墓与摩西的刑场。正如巴赫金所说，这个时空体“是事件起始之点和事件结束之处”。

四、结语

《野草》中特纳夫妇所居的非洲农场只是大英帝国在全世界浩大的殖民属地里微不足道的一隅，然而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却集中反映了帝国霸权及殖民统治的实质及其后果。殖民行为突破疆域、霸占他者土地的本性注定了小说中的一系列越界行为和人物的反抗意识；而殖民地这一第三空间的异质性又铸就了一个流动而异质的时空体，彰显着一个特殊时间与地点的交错与汇合，种种帝国体系下的矛盾体在这里缔结与较量。

“越界”从定义的本源出发首先就意味着对空间的突破，同时意味着不安分，一种冒险，和一定的危险性。而殖民行为本身就带有跨越空间的性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过程又都体现着彼此的不安分和冒险精神。因此，对于记录与体现殖民经历的殖民文学来说，作为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核心的“越界性”及其相关论述既可以还原文本中对有形与无形疆域的突破，又可以让我们探究在越界行为中的一切空间的隐喻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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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英国女性小说家文学地图及其殖民思想研究”成果（18YJAZH073），项目主持人：沈洁玉

作者：沈洁玉，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与文学空间批评。

编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