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 任纪帆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观内容丰富，意义重大，是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智慧结晶，其历史渊源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理念、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政德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官德思想的弘扬继承以及习近平长期的政治实践。新形势下，追溯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历史渊源，对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政德观的丰富内涵和加强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政德观；历史渊源；为人民服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11-0016-03

政德是为官者德行的综合表现，包括思想政治素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1]。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领导干部提出讲政德的要求，讲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标志着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的初步形成。新时代习近平政德观包含领导干部的实践路径和政德标准，理论基础丰厚，是党中央从严治党建设系列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时代要求，必须加强全体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深入学习习近平政德观并追溯其历史渊源，对加强领导干部培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历史渊源

1.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为其确定了理论本源。习近平政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直接对无产阶级政德进行论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对以人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道德观、社会公仆、政治纪律有着诸多阐述。政德属于道德的一种，共产党人应没有私欲，有着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利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他们行使公共权力的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生动地诠释了领导干部为政之德的根本遵循，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也是以此为落脚点。马克思认为道德具有阶级性，他认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2]，不同的经济基础产生的道德观也大相径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道德是属于阶级的道德[3]。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不同，无产阶级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其不懈斗争的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多次提到“社会公仆”以及“社会勤务员”，“社会公仆”应该在社会发展中为广大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恩格斯曾提出几种措施来规范“社会公仆”的行为，一是“公仆”由公众共同选举产生并受公众的监督；二是严防产生权力租借，“公仆”等人员享受同等薪酬；三是“社会公仆”要遵纪守法，拥有抵制各方面诱惑的能力以及较强的综合素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权利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他们通过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来对政德进行阐述，但他们的道德观念是无私的，是代表无产阶级的[4]。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为了私欲變成了社会的主人，将社会政权变成阶级统治工具，而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起，就宣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和无产阶级服务的政党[5]，只有谋求人民的利益，才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因此，资产阶级政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具有社会公仆身份、代表广大社会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权才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马克思恩格斯还注重共产党员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的培养，将政治纪律放在了首位。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原则，要遵守党章，要在思想上入党，要对党实行铁的政治纪律。若没有严明的政治规矩，政党便失去了根本立场和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政德思想坚持将为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严明的政治纪律治党管党，以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德思想。

2.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政德理念为其奠定了发展基础。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的发展时期，各级领导干部转变思想，从革命转向建设改革，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核心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德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政德观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政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员首先要弄清楚“为了谁”“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他强调共产党员应该不为自己的名利，要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关心解决人民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密切关注联系群众。此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处理好公私问题，党员干部要坚持集体主义为重，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一个好的领导干部要确保权力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在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重塑了共产党道德评价标准，其中包括是否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水平[6]以及共产党员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要求，进一步发展了群众路线思想，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领导干部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人，特别是肩负重任的广大党员干部。他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任人唯贤，强调要建立完善选拔人才标准，不能存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根据现实情况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从思想上教育干部要起到示范作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思想[7]，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政德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在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方面，江泽民同志强调要规范领导干部权力使用，建立全面的监督体系，防止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8]重要思想，阐释了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官德的核心要义，并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培养。胡锦涛同志认为党员干部要树立公仆意识，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性纯洁。他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决反对用人民的利益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方面不断探索，理论不断完善充实，为习近平政德观的构建提供有益支撑。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官德思想为其提供了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政德观的形成离不开不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治国的智慧，并将优秀传统政治道德文化进行推陈出新，运用于新时代伟大实践，为我党廉政勤政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源泉。

早在西周时期，周武王就在《尚书·泰誓上》阐述其民本思想。儒家也极为重视民本思想，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进行阐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受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深远影响，《贞观政要》《群书治要》等一大批著述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蕴含了中华传统政德建设思想理念。对从政者的德行修养建设进行了论述，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政之道，莫在于勤，在《尚书·洛诰》中就记载了对周公“文武勤教”的高度赞许。唐太宗十分注重勤政，经常劝告大臣要敬畏天地，兢兢业业，经常关心百姓，这样百姓会得以安宁，自身也会变得快乐。清朝康熙皇帝更是把“励精勤政”作为检核治道的一般标准。中国古代选拔人才时非常注重德才兼备，譬如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官员选拔标准是“上马能征战，下马能治国”，形成了唐朝初期独特的官员选拔办法。清朝康熙皇帝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高尚的道德是从政者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10]，强调领导干部要为官清白、为政勤恳、为人严谨，习近平同志能够做到对经典国学著作旁征博引，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理念充满了民族特色，其中蕴含的官德思想更是习近平政德观的思想渊源，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二、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的形成过程

1.扎根基层，政德理念由此萌生。习近平总书记的政德理念在良好的家风中萌发，习仲勋同志鼓励习近平总书记要在基层中不断磨炼，严格禁止搞特殊化，严守党的纪律，做到坚定理想信念、清正廉洁、为国为民而不懈奋斗。良好的家风和习仲勋同志的严格教育为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融入精神基因。在梁家河大队当知青时，习近平总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种子悄然萌发。下乡初期几年的过四大关则是种子破土扎根的起始点。跳蚤关、饮食观、劳动关、思想关，习近平同志在和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学生到农民的转变，为乡亲们修好第一座沼气池，解决了照明、取暖、做饭的问题，修公路解决了交通问题，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样貌。实事求是、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让习近平同志得以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深刻了解农村基本情况，并最终成为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2.地方主政，政德理念逐渐巩固。习近平总书记从基层干部逐步走向地方主政，管理领域逐步扩展、执政阅历不断丰富，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也进行深入思考。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在地方主政时期已初步成形，在什么是政德、怎样培养政德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

初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每天睡在办公室，他走访座谈，既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又虚心向群众听取意见。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谋划发展、实事求是，在得知《红楼梦》电视剧寻找“荣国府”的搭设位置时，他力排众议，主动上门洽谈寻找投资，发展制定旅游业，当年的旅游收益就达1 000多万元。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主义之“德”。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在改革发展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中取得丰硕成果，他开展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专项工作，整治腐败问题，为福建建起良好的政治生态，人民群众幸福感倍增。习近平同志坚持立党为公，坚持从严治党，全身心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此时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的基本内核已初具雏形。“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观贯穿整个习近平同志的浙江主政时期，“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洁、为政以民”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正式提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八八战略”和五大百亿工程建设，为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在理论和实践上得以快速发展。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积极开展下访工作，带领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加强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缓解内部矛盾，將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思想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中，对之后上海的持续向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使得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

3.肩负使命，政德理念迈向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复杂的内外挑战，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迈进。但是，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提高思想觉悟和政德修养，并具备更高水平的工作素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否则必然导致腐败[11]。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肩负时代使命，党风廉政事关国家、政党的生死存亡。党中央坚持以实际行动解决腐败问题，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为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的发展成熟起到重要的作用。选人用人新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干部政德观的一个重要延伸。新时代领导干部来自于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德才兼备的党政储备人才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执政队伍骨干。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首次将道德分成大德、公德、私德三个层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讲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标志着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正式形成。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逐步走向成熟。

三、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观是我国传统政德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官德思想的继承发扬。习近平总书记经过长期的政德实践，为新时代从政者提供正确的实践方向和行为指南。面临新时代、新形势下所出现的新的挑战和新的时代课题，我们党在围绕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对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追溯新时代习近平领导干部历史渊源，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政德观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核心要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新的伟大建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第一，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优良传统。第二，坚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立足现实，汲取古代德治思想，继承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立足现实，以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只有不断守正创新，才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政德的规律，发展和完善政德建设的理论，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增添新的科学要义和时代内涵，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第三，坚持实践出真知，理论来源于实践，习近平政德观的萌生、发展和成熟离不开政德为民的政治实践，它的形成历程实质上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次飞跃。第四，要坚持习近平政德观的引领和指导，这有助于新时代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修养，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习近平政德观为新时代党员干部讲政德、立政德、守政德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领导干部政德观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立场，清晰服务意识，严明政治纪律等具有重要意义，为世界各国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蒯正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与现实启示[J].求实，2014（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论语[M].黄侃，译.北京：中华出版社，2013.

[10]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1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N].重庆日报，2018-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