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毅

【摘要】梳理历史文献发现，19世纪以来美国三次全民阅读运动并非政府刻意为之，而是其社会文化变革的产物，迎合了特定历史时期公众的需求。前两次运动关注的是知识的普及和内化，第三次运动关注的是社群的共生和社群共同体的维系。三次运动都不单纯强调为读书而阅读，也未赋予阅读纸质书以道德優势。作为社会运动的全民阅读难免存在政策延续问题。无可否认，以阅读为载体或名义的全民运动，一定程度满足了美国社会的文化需求，达成了特定时期社会教化与社会控制目的。

【关键词】全民阅读 “大阅读” 阅读组 书籍史 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99-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13

随着全民阅读在我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1]国内学界和业界越来越关注国外相关政策和实践。现有研究认为，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全民阅读推广进行顶层设计颇为先锋，并提倡加以借鉴。[2]或许受史料局限，现有研究未曾注意到美国早在19世纪就已在国家层面推行全民阅读，并对今天欧美全民阅读推广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缺乏历史观照和批判意识，现有研究也未注意到美国全民阅读运动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阅读史角度讲，阅读行为与社会秩序相联系。[3]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对19世纪以来美国的全民阅读运动进行还原和历时性考察，能够看到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全民阅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更有助于理解微观阅读行为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借以透视相关政策和实践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存续的特殊性及其问题。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本文使用19世纪以来的英文档案和历史报刊，重点考察工业革命和南北内战后的进步主义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尼克松时期，以及21世纪初新社群主义思潮中的三次全民阅读运动。

一、美国全民阅读运动的萌芽：工业革命和内战后的互助会与阅读组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激发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工人阶层的自我教育意识，也改变了欧美社会的性别关系。妇女进入工厂工作并获得报酬，主体意识随之增强，进而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望。这一结构性变革致使英国和北美出现大量“互助会”。这些互助会常定期在会员家中举行活动，集体阅读和研讨书籍（通常是小说），以达到学习新知的目的。[4]

1854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专门强调，读书“是一种高尚的锻炼”，这反映了当时美国读者的普遍心态：读书被视为获得知识的途径和帮助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法门。很快，集体阅读活动开始从互助会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阅读组（reading circles）。这些阅读组呈现精英化，拥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如1862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东部城市奥本成立的一个以阅读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阅读组章程中，严格规定小组成员不得超过30人，申请人必须经过现有会员全票表决通过后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候选人，当产生空缺时再按次序递补为正式会员。在其后二十余年间，奥本阅读组始终恪守这一规定。[5]尽管准入机制严格，这一时期阅读组的组织形式却相对松散。绝大多数时候成员每周见面一次，大声阅读相同书籍，并彼此分享阅读笔记和心得，之后一起聚餐。

美国南北内战后，阅读组对妇女的意义超出知识获得层面，渐渐变成妇女参政意识萌发和孕育的场所。内战结束后，黑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而妇女参政仍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随着妇女参政的呼声日益强烈，许多本来以增长知识和接受再教育为宗旨的妇女阅读组发展成为妇女参政组。如1866年由12名伊利诺伊州妇女在昆西城成立的阅读组，除研读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外，还约定每周二见面讨论时政。[6]像这样的阅读组在南北战争后遍及城镇，它们为后来的全民阅读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进步主义思潮中的“国家阅读运动”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阅读运动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潮中诞生，其具有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与南北内战之后的美国家庭教育观念及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

1. 第一次全民阅读运动的诞生

南北战争后，工农业复苏，美国人的家庭环境大为改善，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家庭对知识的渴求，家庭教育和成人教育日益凸显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战后出版业迅速发展，形成了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四个主要的出版中心，为知识的大众化传播和普及创造了条件。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一些家庭教育组织，如1870年成立的“伦敦促进家庭学习公会”（London Society to Encourage Home Study），和1873年针对美国家庭妇女建立的波士顿“促进家中教育公会”（Society to Encourage Studies at Home）。这些组织迎合了美国社会日益兴盛的自学风气。

1874年，纽约肖托夸地区诞生了一种在夏季开展的专门针对成人教育的集会。起初，肖托夸集会完全是宗教性质的，但很快扩展到教师和中学生，进而变成一种以讲座为主的暑期培训。1878年，肖托夸集会借鉴了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家庭教育公会的经验，成立了著名的“肖托夸文学与科学阅读组”（Chautauqua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Circle）。与南北战争前的阅读组不同，肖托夸阅读组面向全民开放。[7]阅读组没有规模限制，只要申请即可加入，会员每天集中阅读40分钟科学与文学书籍。肖托夸阅读组取得极大成功，在随后的20年间，会员多达22万人，其中80%是妇女。[8]

19世纪80年代，进步主义思潮在美国诞生。当时人们意识到经济膨胀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衰颓，纷纷要求在一个强势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社会改革。以家庭教育和成人教育为核心的“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 Movement）逐渐席卷全国，呼应了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气氛，催生出美国阅读史上第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阅读运动”（National Reading Movement）。1885年，美国内政部教育局（教育部前身）宣布在国家层面成立“全国阅读组”（National Reading Circle），呼吁各州动员群众参加。

全国阅读组是一个向全美提供阅读指导服务的非实体组织。在教育局的领导下，18名大学教授组成阅读指导委员会，以密歇根大学的文学教授威廉姆·佩恩为主席。委员会研究制定了18门阅读课程，其中6门指导阅读专业技术领域的27本图书。申请人只需给内政部教育局写信并提供姓名、住址、职业和教育背景，即可免费加入。注册后，教育局便将阅读指导课程材料邮寄给申请人，材料中清楚写明获得相关书籍的途径，申请人或自行购买，或寻求公共图书馆帮助。申请人完成规定阅读任务后，只需函告教育局家庭教育处，并附上读书总结，便可获得结业证书。其间所有信件往来均由联邦政府支付邮资。到1918年，超过10万名读者成为全国阅读组会员。[9]

2. 国家阅读运动中全国阅读课程的设置

南北内战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大众文化程度偏低。美国政府认为大多数读者“缺乏选择优质图书的能力和阅读训练”，[10]因此全国阅读组开设阅读课程，以便使那些已经离开学校并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获得文化素养方面的再教育，同时为有文化需求的父母们提供阅读指导。[11]

项目推动者、美国教育总长克莱顿曾是田纳西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他将文学经典列为全民阅读的首位，认为文学经典“展现了种族、时代和文明精神”，它们“充满人性”，应当被所有人阅读。[12]因此首批开设的两门课程是“世界文学经典”和“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巨著”，包括阅读旧约、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尼伯龙根之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弥尔顿的《失乐园》和莫里哀的戏剧选段。到1916年，又增加了“30部著名小说”和“美国文学”，以及主要面向辍学青年的“男生综合阅读”和“女生综合阅读”课程，阅读书目有《亚当·比德》《一千零一夜》《一个现代的例证》《克拉丽莎》《大卫·科波菲尔》《盖伊·曼纳林》《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艾凡赫》《约瑟夫·万斯》《诱拐》《洛娜·杜恩》《咆哮营的幸运儿》《理查德·费弗雷尔的困难》《天路历程》《傲慢与偏见》《鲁滨孙漂流记》《罗莫拉》《双城记》《回廊与壁炉》《名利场》《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最后的莫西干人》《红字》等。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四位教授辅助教育局筹备课程和期末考试，以书信形式提供阅读指导。[13]

首批开设课程中最受欢迎的是“父母阅读”。家庭教育处试图训练父母，使其培养出优秀子女并养成“顺从和诚实的品性”。[14]这门课程组织阅读家庭教育和家政方面的40本书，选题涵盖儿童保健、家庭遗传、儿童权利、性教育等內容。加州的一位年轻母亲在给报纸编辑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参加了两年半的家长阅读组，学习了教育局家庭教育处的阅读课程。我们每周集体学习一次，每次百人以上参加。我们不为取乐，而是为了认真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母亲。”[15]

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达到顶峰，培养公民爱国意识和参政意识日益迫切。美国政府认为增加公民历史知识利于培育公民政治常识和爱国情怀，因此相继推出“美国历史”“法国历史”“世界英雄”“美国英雄”课程，鼓励阅读切尼的《美国历史的欧洲背景》、罗斯福的《西方的胜利》、威尔逊的《分裂与团结》等。

3. 国家阅读运动在地方层面的运作

美国内政部教育局还鼓励各州在“全国阅读组”的框架下自行组建实体阅读组。1887年，美国内政部教育局局长道森（N.H.R. Dawson）的年度报告中提到，实体阅读组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促进人们的文学与文化修养，增进大众对地区文化知识的兴趣”。[16]除完成“全国阅读组”规定的读书任务，各州县还组建了艺术、旅游、历史、新闻等不同主题的专门阅读组。到1919年，仅威斯康星州参加实体阅读组的读者就有10万人。[17]

在具体落实层面，教育局家庭教育处在全国招募了1 500名妇女下沉到各州协助组织阅读组工作。在印第安纳、爱荷华、肯德基、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威斯康星、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八个州，州政府与联邦教育局合作推广阅读组活动，共同签发结业证书。[18]一般而言，州一级阅读组的会员年费是25至50美分，自愿加入，每周集体学习一次，修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可获得结业证书。为配合全民阅读活动，各地出版了一些阅读组交流杂志，小组间还常常分享开办经验，阅读组的运转模式越发相似。当然，各地还存在一些标新立异的阅读组，它们在阅读活动之外，还邀请歌唱家演唱与阅读作品有关的音乐选段。[19]

为配合国家阅读运动，各州还建立了教师阅读组和面向辍学青年的“青年阅读组”。教师阅读组由各州教师协会组织实施。仅1886年美国就有20个州成立了教师阅读组，超过7万名教师成为会员。这些阅读组旨在提升教师文学、科学和专业知识，以达到文化自强和教师进修之目的。会员必须完成规定的阅读课程，方可结业。以美国最早的州立教师阅读组为例，在1886年的阅读学习中，共有四门阅读课程，分别是心理学、文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州教育厅负责以低价向会员提供至少两本课程所需的书籍。青年阅读组是教师阅读组的补充，通常也由教师协会组织。青年阅读组兴起于美国中西部，在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威斯康星、密苏里、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八个州取得了巨大成功。各州有权自行制定书目清单，通常一年内阅读超过五本以上者可以获得证书。至19世纪末，一些州的教师阅读组和青年阅读组逐渐合流，在学校中开展。例如1893年北达科他州将教师和青年阅读组活动列入一些学校每周三下午的固定课程。在田纳西、堪萨斯等州，教师阅读组不定期举行阅读考试，并要求所有教师和高中生必须参加。[20]

有书可读是全民阅读的关键，图书馆和书商在国家阅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配合阅读组活动，各地新成立了大量图书馆。美国内政部和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885年全美共有公立图书馆5 338座，藏书2 000万本。[21]到1900年，公立图书馆数量超过一万座，藏书超过5 000万本。[22]在威斯康星等州，图书馆系统通过两种方式为阅读组供书：一是读者向州图书馆申请，通过地区流动图书馆借阅；二是读者向州图书馆申请，通过邮政系统送达读者。1917年有10万份阅读材料通过图书馆系统发行，到191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3万。

各地阅读组也与书商取得直接联系，以低价向会员提供阅读清单上的图书。如1913年密歇根州阿尔玛市阅读组，会员只需支付11.98美元便可获得原价为18.4美元的25本图书。1918年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阅读组里，会员可以14.9美元购买原价为22.8美元的24本图书。这种做法不仅方便了读者，更令书商获得甜头。如1920年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规模阅读组里，仅半年就卖出近6 000本书。[23]许多书商甚至要向阅读组缴纳一笔费用，其图书才能得到阅读组的推荐。[24]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阅读权运动与立法失败

美国第二次由国家推行的全民阅读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一方面，当时国际竞争愈发激烈，能源价格、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飞涨，美国社会进入动荡时期。另一方面，二战后至1964年美国迎来“婴儿潮”，大量海外移民也涌入美国，致使人口暴增。20世纪50年代起电视大规模生产，至60年代超过90%的美国家庭每日开机时间超过6小时。种种因素造成美国社会阅读能力下降。到60年代末，美国有近1 900万文盲或半文盲成年，5%的中学生达不到小学四年级的阅读水平，在贫困人群中这个比例更高。[25]而阅读能力缺失进一步增加了失业、犯罪和社会异化的风险。

阅读权运动（right to read）于1969年由美国教育家詹姆斯·艾伦（James E. Allen）率先提出，得到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响应。[26]与进步主义思潮下的第一次全民阅读运动不同，阅读权运动的目标是在1980年前基本扫除文盲。阅读权运动亦是尼克松总统任内的一项重要议程。1970年3月，尼克松发表教育改革特别咨文，提议出台举措帮助各州保障每位成年人的阅读权，以使全民享受读书的乐趣。这一运动中，政府鼓励社会服务机构和私营组织积极参与，在各地开展免费的识字项目和阅读技能培训。如美国文化志愿者协会每年为一万名学生提供阅读指导，劳巴赫国际组织则为超过两万名菲律宾移民提供识字服务。[27]阅读权运动让很多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美国人和移民获得教育，一些识字和阅读指导项目很快满员，后来者需排起长队预约等候才能加入。

阅读权运动中，美国还尝试立法促进公民阅读。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小学阅读强化法案》，明确要求加强对小学生的阅读指导，以提高其阅读能力。法案提出以财政拨款聘请专家驻校指导师生阅读。同时，在国家层面成立阅读提升研究中心，在公共电视台开办阅读训练节目，并设立阅读成就奖。同年，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递交了“国家阅读促进法”提案。提案計划在三年时间内实施一系列中小学阅读促进措施，包括筛查并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学生，在校内开展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活动，定期测试学生阅读水平，对无法说流利英文的儿童或成人提供双语教学服务。此外，提案还主张充分发展社区文化教育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广播电台），为师生和家长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28]遗憾的是，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突然下台，“国家阅读促进法”终究未能落地。等到卡特政府时期，提案最终不了了之，阅读权运动也在70年代末黯然收场。

四、新社群主义思潮中的“大阅读”

第三次国家层面推行的全民阅读运动是2006年兴起的“大阅读”（big read）。这场运动由联邦政府下属独立机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发起，受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和美国中西部艺术基金会支持，到2018年已有超过480万美国人参加相关活动。[29]国内已有不少文章介绍了大阅读的基本情况，本文不再赘述。但由于缺乏对美国全民阅读史的纵向梳理和对具体历史语境的分析，现有文献未能触及大阅读运动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1）大阅读运动的诞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阅读权运动的失败。阅读权运动以政府为主导，以消除社会文盲、提振全民文化素养为目的，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它以十年为期限，又难免沦为一场运动式的政治表演。这场运动随尼克松的下台而落幕，阅读并未内化为美国人的文化习惯，因此社会阅读能力低下的问题并未经阅读权运动彻底消除，反而延续到21世纪。可见，阅读权运动早已为大阅读的出现埋下伏笔。

（2）大阅读与前两次全民阅读运动相联系，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阅读运动借鉴了阅读权运动的一些做法，如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不同的是，大阅读运动尽量避免政府在全民阅读中父权式的领导，而且不设期限，持续进行，试图使全民阅读常态化。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各地大阅读项目通常在政府资助下，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图书馆、学校、文化中心等）牵头筹划若干活动。每个行政地区都有一个大阅读项目，覆盖一定的人口范围，辐射当地的图书馆、学校、博物馆。这与19世纪国家阅读运动中的各州阅读组颇为相似。与19世纪阅读组一样，大阅读项目也鼓励参与者共读一本书，但后者参与方式更加灵活，可以读书，也可听书，或看与书相关的电影。由于大阅读项目活动丰富，参与者甚至可以只参加其中部分活动，而不读书。

（3）大阅读运动是美国新社群主义兴盛下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新社群主义思潮，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社群的共同体”。对于像美国这样拥有多元社群的移民国家，社群共存共享和社群共同体的维系是重大公共议题。对此新社群主义主张建立“公共道德的基础设施”，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大阅读实际上是家庭、学校、组织、社团紧密配合的一种道德建制（moral institution），其本质上不是为了读书而阅读，而是以“阅读”的名义，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增进不同文化社群间的理解，促进社群共生共享，维护社会稳定。从2009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对全美35个大阅读项目的跟踪调查可见，各地大阅读项目所举行的活动中，有许多与读书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包括免费看电影、音乐会、舞台剧表演、参观博物馆、艺术展等。在各地，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数远比参加读书讨论会的人数多。[30]阅读仅是一个由头，它的根本作用是将社群内各色成员联系起来，通过人际交流，使不同背景的社群成员直面性别、种族等社会问题，消弭代沟和文化隔阂。因此，许多地区的大阅读项目都选择共读深刻反映种族冲突问题的《愤怒的葡萄》。在一些州，主要的活动形式不是读这本书，而是让社群成员彼此分享移民经历和生命故事，从而达成文化谅解。

结语

从全国阅读组到阅读权运动，再到“大阅读”，美国150余年来的三次全民阅读运动并非政府刻意为之，而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迎合了特定历史时期公众的需求。工业革命和南北内战引发的社会变革激发了进步主义时代公众通过阅读求知的渴望，阅读组成为全民再教育从而提升文化资本的场域，也培植了新一代女性的参政意识。在婴儿潮等社会因素造就的20世纪60年代，提高识字率和阅读能力成为时代呼声，政府适时发动了阅读权运动。21世纪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社会阶层和种族间的隔阂日益激化，在兴起的新社群主义思潮下，全民阅读成为维系社群共同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建制。因此，尽管三次运动都以阅读为由头，彼此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立足点却是不同的。前两次运动关注的是知识与文化素养的普及和内化，第三次运动关注的是社群的共生和社群共同体的维系。

从阅读组到“大阅读”，三次全民阅读运动都不是纯粹为读书而读书。与我国当下对“全民阅读”的理解不同，美国历史上的全民阅读既无意突出读书相较于看电影、看电视、游园会等文化活动的道德优势，也未将阅读，特别是读纸质书视为高尚的精英行为。这是由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作为当代大众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代表，美国不可能给予某种媒介形态或文化消费形式以道德优越感。在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以复兴传统的书籍阅读为目标的复古运动缺乏社会根基。在美国的全民阅读实践史中，阅读从来不等于对纸质书和阅读传统的怀旧。怀旧或许可以成为特定阶层或文化精英的兴趣，但这既非美国在国家政策层面的關注点，也难符合大众化社会的审美口味。信息传播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对某种单一阅读传统的迷恋或许显得不合时宜。

基于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三次全民阅读推广都表现为一种社会运动，难免存在政策的延续性问题。作为社会运动的全民阅读容易随着目的达成，或者受国内外环境的干扰戛然而止，这注定阅读难以被内化为一种持续的社会文化习惯。无可否认，以阅读为载体（或名义）的全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社会的文化需求，达成了特定时期社会教化与社会控制目的。这正是美国历史上这些全民阅读运动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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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ding Circles to the "Big Read"： A History of American National Reading Initiatives

GUO Yi（School of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Using English-language archival material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hree national reading initia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resulted from domestic socio-political changes and had met public demand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initiatives wa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while the third one emphasized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All the three initiatives did not regard reading physical books as a morally superior behavior， thus were not launched exclusively for reading books. The national reading initiatives were social movements in nature， which appeared to be relatively short-lived. However，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ame or carrier of reading meets the cultural needs of American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social indoctrin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a specific period.

Key words： national reading; "big read"; reading circle; book history; reading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