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将杨勇入朝作战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再送一个‘羊（杨）到朝鲜，美国佬就彻底认输了。”

杨勇（1913—1983），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大队长、红4师连长，红三军团4师1团1连副政委，红2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红2师5团政治处主任，红2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5师14团总支书记等职。全面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兼政委、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1958年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杨勇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志愿军。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中，40岁的杨勇率四个师，仅用一小时便全线突破敌军25公里防线，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签下了停战协议。

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百战生涯中的精彩战绩之一。

每处伤疤都有一段传奇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多处伤疤：“头顶，子弹伤；右大腿部，炮弹伤；腮部，子弹贯通伤；左臂肘部，子弹伤……”杨勇每一次负伤，都有一场恶仗；每一处伤疤，都有一段传奇。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40师14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相遇，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入敌群。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抱头鼠窜，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头顶也留下了一处两厘米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1934年，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拉开了帷幕。红40师10团政委杨勇率部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壮烈牺牲。杨勇杀红了眼，这时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紧牙关，一把将弹片拔出，边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边冲出战壕，战士们紧随其后。经过两昼夜血战，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腿部留下了一处伤痕，被他称为“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三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有利地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临战场指挥。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唇部钻出，顿时血如泉涌，杨勇从此失去了6颗牙。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便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手上、笔上、纸上都是血，杨勇最后昏倒在血泊中。伤愈后，杨勇脸上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手术填平。

平型关大战中，八路军115师686团政委杨勇，在与日军抢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突然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他咬牙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聂荣臻、徐海东、杨成武等一起响彻华夏。

平型关一战后，115师转移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招兵买马。在同一地区招兵的國民党军门口冷冷清清，最后不得不“抓壮丁”。杨勇的扩军队一个月就招募了3000余人。

日军占领午城后，115师686团予以重击。日军很快组织援军反击，与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卫立煌部队相遇。卫立煌部队不敌，向115师请求支援。

杨勇命令团特务连掩护卫立煌部队向后转移，以争取时间。特务连占领了半山的有利地形，利用两边的悬崖构筑野战工事，硬是挡住了有飞机大炮掩护的800多名日军的攻击。

战斗中，杨勇陪卫立煌在后方阵地观察战况。卫立煌说：“请问杨团长，前面打阻击的有多少团的兵力？”杨勇微笑着说：“只有一个连。”卫立煌不相信：“怎么会是一个连？”

傍晚，卫立煌望着得胜归来的特务连，感叹地对杨勇说：“杨团长，你们八路军真能干！”

为了感谢杨勇，卫立煌分别时以10万发子弹相赠。

“吕梁三捷”打得日军防不胜防

1938年3月，杨勇率部参加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伏击战，粉碎了日军西进黄河的企图，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同年9月，日寇为发起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草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

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杨勇反复思考后下达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命令。

几天后，杨勇接到敌人车队已经出动的情报，下令设下埋伏。待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他一声令下，三发炮弹让碉堡飞上了天。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名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第二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开始运输物资。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运送一车粮食，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放走了这车粮食。

第二天，敌人出动200多人押送16车物资。杨勇率部伏击，全歼敌人。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在公路重点地段用重兵设了据点。

杨勇改变了战术，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个伏击战。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成了枪下鬼。

三次伏击战，歼敌近千人，山口也一命呜呼。接连几天，汾阳城门紧闭，敌人在城内焚烧尸体，召开追悼大会。与此同时，杨勇正在召开祝捷大会。在锣鼓声中，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挑战书”，大意是：“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唯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看后一笑置之。朱德听说686团的战绩后，连连说：“686团打得好。”

后来，“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1年底，杨勇到了延安。由于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杨勇要来锄头和菜种，回到驻地马上忙活起来。

第二年夏天，杨勇把自己种的蔬菜装了满满一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杨勇同志，你真不简单呢，能当生产模范了呢。我听别人反映，你在党校学习也很认真，生产搞得又好，文武双全，真是个好同志！”

1944年4月，结束延安军事学院的三年学习，杨勇再赴冀鲁豫抗日战场，就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他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坚城之下”的意见，与党中央随后的指示不谋而合。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部队组建之初，战斗力不是很强，许多人有些担心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杨勇则气定神闲：“‘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第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同年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一纵队包围郓城之敌。一夜激战，全歼守敌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共1.5万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通令嘉奖。

在随后的六营集战斗中，杨勇用“围三阙一”的方法，虚留生路，让走投无路的敌人全部钻进了他准备好的“口袋阵”。战斗历时三日，歼灭相当于敌军两个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刘伯承夸奖一纵打得好。邓小平说：“杨勇真勇。”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通过黄泛区时，部队遇到了一片泥泞沼泽。杨勇斩钉截铁地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杨勇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同年10月，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打击后企图突围逃窜。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参谋指挥人员一开始判断不准。

一天，敌人的轰炸机突然沿第一纵队阵地西北方向一路轰炸过来，一直延伸到敌阵地前沿。这时，杨勇边观察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对参谋长潘焱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机轰炸的方向，就是黄维要逃跑的方向。”潘焱立即作了防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开始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逃跑之敌遭到了第一纵队的猛烈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1949年夏，杨勇率领解放军第五兵团开始进军大西南。进军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杨勇说：“要用加速进军、多打胜仗和模范执行政策的实际行动，向伟大祖国和毛主席献礼。”

为了阻碍我军行动，国民党军队烧毁、破坏沿途桥梁道路。杨勇和工兵部队一起扛木材、搬石头，一起修桥铺路，有时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杨勇带领兵团主力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0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迁回等战术手段，在各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万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迁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任务。

在成都战役中，我军以出敌不意的大迂回、大包围动作，首先切断了敌军的逃路，尔后将敌军合围于成都地区。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大部敌军起义投诚。我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20万人及退到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其他军队数十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大陆西南负隅顽抗的阴谋。

善待国民党投诚人员，毛泽东评价他“是一个很能团结人的人”

1949年12月，国民党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宋希濂被解放军第五兵团俘虏。一名解放军干部准备给他拍照，宋希濂扭头相抗，并和这名解放军干部吵了一架。

杨勇得知情况后，决定和宋希濂谈一谈。

据宋希濂回忆：

在一所中学，我被领到一个年轻的军人面前，此人穿着普通战士的衣服，脸上露着笑容。他一见我进来，便放下手中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一个为我倒水的战士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兵团司令员杨勇。”“什么？”我惊得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坐下谈，坐下谈。”杨司令员和蔼地笑着说。他和我谈了一個多小时，很耐心地为我讲解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嘱咐我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思想。最后他送我出门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还很年轻，不大懂事，希望你不必计较。”

一听此话，我知道是指照相的事，心里很受感动。本来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可杨司令员还这么讲，使我感到解放军确实了不起。这件事使我有很大感触，我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十年后，宋希濂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之一。在一次国庆招待会上，宋希濂与杨勇在人民大会堂相遇。宋希濂专门敬了杨勇一杯酒，以表达敬佩之情。

1950年，杨勇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他特别注意请贵州有影响的人物出山。晚清秀才周素园曾在大革命时期出任政府要职，因不满贪官辞职返乡，曾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周素园说，杨勇年轻干练，精明豪放，要不是杨勇说服他，他不会出山。

杨勇还先后与贵州军阀王家烈、王天锡等一批旧军人、昔日国民党上层人物打过交道。杨勇不计前嫌，选贤任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他们从杨勇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为此，毛泽东评价杨勇：“他是一个很能团结人的人。”

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战，一举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

1951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时说：“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拿出去，叫作‘三杨（羊）开泰！”

1953年4月8日，多次请缨入朝的杨勇正式接到毛泽东签署的任命，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毛泽东幽默地说：“再送一个‘羊（杨）到朝鲜，美国佬就彻底认输了。”

杨勇入朝后，战局异常复杂，被敌方中断的停战谈判虽已恢复，韩国李承晚傀儡集团却玩起了拖延战术，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千方百计阻挠谈判进行，妄图拖着美军继续打下去。杨勇审时度势，向中共中央、志愿军总部提出了严惩李承晚集团的建议，迅速获得批准。志愿军总部当即决定以杨勇兵团为主力发起金城反击战。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时，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方阵地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20兵团三个突击集团就在友军配合下开始从正面突袭敌军25公里的防线。一小时后，敌军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

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2万余人，彻底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通过这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致命一击。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韩国人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时期的柏林战役。

在朝鲜期间，杨勇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一次，杨勇乘坐的吉普车被受惊的马踏破挡风玻璃，他当场面部血肉模糊。金日成得知后马上送去药物和慰问品，后来每次见到杨勇都关心其伤势。到中国访问时，金日成多次对毛泽东说：“杨勇是个好同志。”

1958年10月2日，杨勇率领志愿军回国。离开平壤时，金日成亲自送行，朝鲜方面组织了20万人欢送。周恩来说：“我们欢迎也不能少于20万人。”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团，见到杨勇的第一句话是：“都回来了吗？”杨勇激动地回答：“我们全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毛泽东紧握着杨勇的手不住地摇动，连连说：“好！回来好哇，热烈欢迎你们。”

枪法折服蒙哥马利，“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9年10月，北京军区接到空情通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正接近北京。在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指挥下，部队用地空导弹将其击落。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不仅是中国第一次，也是世界第一次。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蒙哥马利对杨勇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蒙哥马利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他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对于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500名士兵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从一名士兵手中拿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然后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杨勇微笑着接过枪，虽然有很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齐刷刷落地。

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毛泽东闻言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主持修建北京第一条地铁

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杨勇还主持修建了北京地铁。1965年1月15日，北京地铁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杨勇等人向中央和军委呈交了开工报告。2月4日，毛泽东批示了这一报告：“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設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1965年7月1日，在北京地铁第一期开工典礼上，朱德为地铁破土，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领导人出席了典礼。

地铁正式开工后，杨勇每天白天处理军区工作，吃过晚饭就开始处理地铁事宜。杨勇的儿子杨北北记得，“那时好多人常常来家里开会，大地图桌上摆不下就铺在地上。父亲脱了鞋，穿着袜子在地图上研究来研究去”。那时，杨勇的办公桌上装了三部电话，分别直通中南海、中央军委等。三部电话轮番“轰炸”，白天黑夜铃声不住。

在军事工作繁重的情况下，杨勇多次到施工现场，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上上下下地检查施工面是否漏水，水泥标号是否符合标准。参与施工的铁道兵12师政委陈辛火记得，1965年冬天第一场大雪后，杨勇顶着北风，钻进地铁主体结构里向施工人员嘘寒问暖，询问他们冬季施工如何保证质量等。杨勇说：“这是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一定要把地铁修好，让毛主席放心！”

1969年国庆前夕，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正式竣工。周恩来和几位开国元帅闻讯后先坐为快，还眉开眼笑地围着地铁绕了一大圈。

为邓小平复出积极奔走

1973年5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后，杨勇只给在沈阳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连行李都未带就赴新疆上任了。

在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后，杨勇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必须修路，首先要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将北疆和南疆贯通。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杨勇的汇报，最后予以批准。此外，杨勇还主持建造了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6年，杨勇得知自己将调离新疆的消息后，决定到南方去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二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工作。他向在中央政治局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叶剑英反映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并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杨勇与邓小平的情谊由来已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勇与邓小平都在红一军团工作。杨勇对25岁就领导百色起义的邓小平十分敬佩，而且杨勇原先任职的红三军团一部就是由百色起义余部改编的。邓小平对军政双优的杨勇也印象深刻，颇具好感，但由于戎马倥偬，两人接触不多。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拍板杨勇担任第五兵团司令员。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在同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杨勇继续当選为中央委员。

1977年9月，杨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由于邓小平身兼党和国家的多个重要职务，总参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杨勇负责。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甫一发表，杨勇就敏锐地察觉到它的分量。在杨勇的推动下，总参在全军率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1978年底，总参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505人落实了政策，为432人平反昭雪。

次年7月，杨勇率领军事代表团出使英国，英方接待人员特意准备了一只蛋糕。看到蛋糕上的国民党旗，杨勇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将其往地下一扔，一脚踩烂。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兵，不是官老爷”

杨勇17岁离家参加红军后没有回过一次家乡。1949年11月，杨勇率部队途经湘赣边界，离文家市不到60里时，经政委苏振华同意，杨勇回了一趟家乡。

那天，杨勇一早就带着几个警卫人员赶往文家市。为了不打扰乡亲们，杨勇绕小路悄悄地进了家门。

尽管杨勇小心翼翼，还是被乡亲们发现了，欢迎他的鞭炮声很快响了起来。大家围在他家门口，村中一位长辈拉着杨勇的手说：“你在外面当了大官，回家却这样不声不响，冷冷清清的，太不成体统了，明天乡亲们准备再为你办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杨勇一面招呼乡亲们进家，一面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兵，不是人民的官老爷。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讲究人人平等，不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大家还应和过去一样看待我才行。”

乡亲们听完纷纷称赞：“共产党的干部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总把百姓放在第一位，难怪能够一直打胜仗。”有人提议重修杨家祠堂，告慰列祖列宗，杨勇也谢绝了。他告诉大家，共产党不搞修祠堂建祖庙的事情。

杨勇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家乡的亲友，曾多次热情接待过家乡党政领导和亲友听取汇报，并对家乡的建设提出中肯意见。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家乡、为亲友谋取特殊利益，但在不违背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凡公家的事而他又能帮上忙的则尽量帮助。1958年上半年，杨勇得知浏阳县政府欲成立县汽车运输队，但苦于资金匮乏又弄不到汽车指标，便热情地从抗美援朝的战利品中调出十多辆性能好的载重汽车送给县里。

杨勇十分孝敬母亲，却未能实现为母亲送终服丧的心愿。杨勇参加红军后，家里惨遭国民党破坏，在文家市街上开的饭店被封。父亲在贫困和压迫交加中病故，年仅46岁。母亲刘廷珍曾七次被敌人抓去监禁，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她坚强地挺了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勇曾接母亲跟他一起住。但刘廷珍不习惯城市生活，坚持回老家。

1963年5月，刘廷珍病逝。杨勇十分悲痛，但无暇返乡。为了不给地方党政部门和亲友添麻烦，杨勇寄回200元治丧费用，并发回电文表示：“一切从简，速送老母归山。”

1982年，杨勇在妻子林彬的陪伴下抱病去广东省视察工作，途经长沙时向湖南省委提出想回文家市看看。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立即为他的回乡之行作出周密安排。杨勇夫妇反复商量后，觉得回乡会给各级地方单位造成压力，带来很大的麻烦，最后毅然放弃了回乡。

“我还有30天的时间可以工作”，他要打最后一场胜仗

1982年9月，杨勇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工作愈加繁忙，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

杨勇之女杨菁回忆：

当父亲得知自己肝癌晚期并且已经转移后，没有一丝慌乱和不安。他对大家说：“医生讲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取个中间数，就算我还能活45天，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醒，5天用来处理私事，我还有30天的时间可以工作。”此后，父亲一秒钟也没有迟疑，为自己在世上的最后几十天作出了周密安排。他要打最后一场胜仗。

在临近死亡的日子里，父亲的生活节奏丝毫没有放慢，被他约到病房谈话的各部门负责同志每天都川流不息。他在争分夺秒地料理工作，也在与那些老战友和年轻同志话别。说话时，父亲依然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连医生们都难以置信，面前这个说话有力的病人，肝脏已经大得超出脐下几指，而且几乎变成了整整一个巨大的肿块。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病房，见他在跟护士学唱当时正在流行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极度清瘦的脸上带着笑容。“今天是第46天！”父亲一看到我，就兴奋地说，“我今天刮了胡子……”他显得那样满足，那样心情舒畅，他这是在告诉我，要做的事都已做完。

父亲比自己估计的时间多活了5天，直到临终，他的神志都很清楚。医生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总是摇头。最后两天，他常常沉睡不醒。因为怕别人担心，他醒来后总要说：“我没什么……就是疲劳……想睡觉。”

1983年1月6日，父亲真的就这样在睡梦中走了。整整70年，戎马一生的父亲终于可以安歇了。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赵雪纯 来源/《杨勇上将》，舒云著，军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杨勇将军传》，姜锋、马晓春等著，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革命忠心贯日月，战功卓著载史篇——杨勇将军风采侧记》，余振魁/文，《党史博览》2022年第2期；《“星火”与“薪火”：文家市点燃两把火》，熊远帆/文，《湖南日报》2021年4月21日；《抗美援朝，有多少热血故事像血战长津湖一样可歌可泣》，贾永/文，新华网2021年10月5日；《邓小平和杨勇的将帅情》，水新营/文，《世纪风采》2018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