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鹏程 徐永明

摘要：文学家的典范意识与文学实践密不可分，“典范的视距”影响具体的创作过程。清初王士禛的《蜀道集》与《蜀道驿程记》采用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方式，具有强烈的典范意识：接续远典范的意图与树立新典范的渴望。从纵向来看，王士禛基于“为我所用”的征引策略，通过“行记作者”“诗人”“诗论者”的三重身份来重构作品与远典范的关系，凸显创作能动性并消解了远典范的部分压力。从横向来看，王士禛的诗歌和行记注重时代特征，合力表现清初蜀地的社会风貌和“世变”之感，两种文体功能互补与主题一致的联动构成了有机的文学整体。王士禛对表达方式和内容的自觉追求塑造了近视距的新典范，深刻影响到清初诗、记二体并行创作的风气。

关键词：典范的视距;清初;文体并行;王士禛;《蜀道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2-0166-008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文学典范的形塑过程，需要不断接受后人的阅读、品鉴与效仿。行记文体起于两汉，渐兴于魏晋至唐代，并在宋代形成创作高峰，呈现出新的书写风貌和主旨转向。行记与诗歌两种文体兼作的风气，也是在北宋至南宋时期渐趋盛行。（1）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行记及其纪行诗，成为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典范。后世文人或参照其行记的体例，如明代李日华《玺召录》、岳和声《后骖鸾录》，清代王钺《粤游日记》等，或仿效行记与诗歌并行创作的方式。后者的难度显然更高，作家不仅要面对单一文体的书写典范，还需注重两种文体的相互关系。

清初王士禛创作的《蜀道集》与《蜀道驿程记》采用了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典范意识：接续远典范的意图与树立新典范的渴望。清初诗歌、行记并行的作品屡屡出现，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效应。从时间维度看，考察典范的确立过程是顺流的叙述脉络;倘若站在后来者的视角，清初文人受到远、近典范的双重影响，其文学观念与实践蕴含着超越典范的创作能动性。

一、典范的视距与创作意识的差异

从文学发展的时间轴来說，文学典范及其阅读者坐落在纵轴的不同点位。若站在阅读者“视”的立场，两者间的时间跨度可称为“典范的视距”。阅读者是典范的接受者与传播者，也是典范形象的塑造者。依据时间跨度之相对长短，可分为远视距和近视距。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清初文人将宋代陆游、范成大等人的作品视为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典范，此时间跨度可视作远视距;王士禛的《蜀道集》《蜀道驿程记》又被同期文人奉为新典范，此为近视距。典范的视距作为时间跨度之别，实则内化为作家的心理预期之异，影响到具体的创作意识与实践方式。

处于远视距的宋代行记典范，激发了清初文人再续典范的创作意识。康熙十一年（1672）春，宋琬授四川按察使，于六月离京至山东再赴蜀。其《峡中山水歌》曰：“我读陆游《入蜀记》，拟到峡中当续笔。自从下牢至空舲，瑰伟离奇写不出。此事无过柳柳州，钴鉧潭古愚溪幽。”[1]宋琬表达了接续《入蜀记》的期待，盛赞柳宗元的山水妙笔，即隐含着融合行记体式与柳宗元笔法的意愿。而王士禛的创作影响显著。康熙三年（1664），冒襄为王士禛《金陵游记》撰序，就将其作放在与陆作并驾齐驱的地位：“余旧评柳子厚《游山记》、谢康乐《游山》、杜少陵《夔州诗》，每缺然于陆放翁《入蜀记》。今得阮亭先生此集，冷然续柳柳州诸君子，光响于人湮代邈之余，补入为四家。放翁有知，当帖然不争也。”[2]此番称许或为王士禛埋下了接续典范的想法。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以户部郎中身份典四川乡试，适逢创作良机。“凡登望皆有诗，为《蜀道集》，又别为《蜀道驿程记》四卷。”[3]3754同为入蜀之行，同为诗、记并作，陆游的《入蜀记》及其纪行诗是王士禛必须面对的“前典范”。王士禛《蜀道驿程记自序》充满了对前典范的复杂情感。序曰：“汉唐以来，志于常氏，赋于左氏，传于陈氏、句氏，记于谯氏、韦氏，图于宋氏，诗于杜氏，后有作者可以橐笔而退矣。至述征之作，则韦庄、李用和辈不甚著于世，而陆游之书独传。”此论列举各文体的代表作家，实则显露出后世文人在典范作家影响下的巨大压力。“述征之作”的代表，正是陆游的《入蜀记》。王士禛特拈“独传”二字，固然有大力推崇之意，但未尝没有己作“并传”的憧憬。典范的压力促使王士禛有意识地制造独特性——既区别于前典范，又凸显自身特色。故他在序中特别说明其作与陆游行记的差异之处：“盖蜀自献贼之乱，城郭为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来，割据代有，而文物扫地极于今日。虽以圣朝休养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复其故也。陆氏之记，记其盛;予之记，记其衰。后有揽者参互考之，可以观世变云。”[3]1801清初蜀地的衰乱景象是渔洋行记的时代特征，也构成了与陆氏行记的区别。王士禛提炼出世变的主题，蕴含着自觉的“新典范”意识。在诗、记并行创作的视域下，“世变”亦可视为两种文体的共同主题。

王士禛接续典范的意识也投射到对他人作品的评价。康熙二十年（1681），翰林院编修乔莱典试桂林，返京后请王士禛为其诗集《使粤集》作序。王士禛在序中不吝赞美之词，表达了对他接续典范的寄望。“若夫至而乐其风土岩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风物土宜，缉为一书以传四方若范氏者，自唐宋以还不数见也……自范氏以来，历五百载，而得君以继其后，岂偶然者哉？至于《磨厓碑》《党籍碑》数篇，于前代兴亡、人才消长之际，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仅侈登临游观之美而已也。他日虽与石湖之书并传可矣。”[3]1555在王士禛看来，因游历之地不同，纪行作品对应的典范对象亦不同，乔莱对应于“石湖之书”，即范成大在广西创作的诗歌和行记。潘耒、施闰章、洪昇等作序者则将柳宗元也纳入接续的视野，“试事既毕，遂遍讨桂山漓水之胜，穷幽极怪，有柳柳州、范石湖所未到者。”[4]597“（乔莱）为粤西山川吐气，将毋遂与子厚分割此土耶？”[4]577“粤西山水辽绝险远，至唐子厚始发其奇于文。宋范文穆公镇粤最久，所作诗歌俱冲澹闲雅……先生以玉堂华秩奉使是邦，有文穆之荣，而于子厚所为文，严洁廉悍之气，悉于诗乎括之。”[4]578对典范作家不约而同的回溯，恰恰表现出清初诗人对接续典范的一种集体期冀。

在王士禛诗、记并行创作的影响下，方象瑛《使蜀日记》《锦官集》，乔莱的《使粤日记》《使粤集》，李澄中《滇行日记》《滇南集》等相继出现，形成了集体创作的风气。由于视距之近，时人具有更明显的亲近感，自然令《蜀道集》等成为相关作品的比较对象，这与接续典范的距离感显然有别。如汪楫《题李武曾癸丑诗后》曰：“渔洋山人蜀道集，秋锦山房癸丑诗。未知心手底相似，不信江山能尔为。”[5]《癸丑诗》收录了李良年在康熙十二年（1673）于贵州返乡途中所作的诗，汪楫便将其作与《蜀道集》相类比，赞赏李良年书写江山的手笔。最典型的当属方象瑛《锦官集》和《使蜀日记》，两集分别收录了方象瑛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典试四川时沿途创作的诗歌和行记，创作时间和王士禛之作相距十余年。朱彝尊《锦官集序》道：“曩时济南王先生贻上主考入蜀，裒其诗为《蜀道集》，属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诗，盖将与王先生并传，其或不同者，非诗派之流别也。一在蜀未乱之先，一在乱定之后，览观土风，感慨异焉。后之读诗者，兼可以考其时矣。”[6]两部诗集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表现为诗歌内容的差异，也自然成为互相比较的对象，后作者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邓汉仪比较王士禛与方象瑛纪行诗的异同：“壬子王阮亭使蜀，著有《蜀道集》;癸亥方渭仁亦使蜀，而作《锦官集》。两公同属典试，其入蜀也，同游秦陇，及其归也，同自荆巫。为诗之数，亦略相当。顾王在未乱之先，方在乱定之后，一则多绸缪阴雨之功，一则多哀悯疮痍之什。诗皆高秀古奥，罕有其匹者。”[7]差异的产生，是时势变化与作家特色相结合的体现。显见的区别在于，王士禛以上接陆游诗、记的姿态来自命，而方象瑛需要面对出现时间更为接近的王作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相异的表达方法。这说明，作家在不同的典范视距中，创作意识具有显著的差异。

二、为我所用：“远视距”典范的征引策略

在诗、记文体并行的视域下，行记文体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行记结合了文学、地理、历史、风土等多方面内容，“征引”是其不可或缺的组织方式。除了地志以外，前人的行记和诗歌也是行记常用的素材。征引的内容与方式不仅展现作者的学识功底，而且寄寓了微妙的创作心态。王士禛通过“为我所用”的征引策略，平衡作品与“远视距”典范的关系，隐含着接续典范而确立“新典范”的自觉追求。

陆游《入蜀记》是王士禛必须直面的典范，但他将其转化为取用的资源，既有意识地回避又有目的地引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范的压力。《蜀道驿程记》引用《入蜀记》的次数极少，下卷寥寥数次的征引都带有作者特定的论证目的，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用于辨析地理沿革。如永安宫处，引陆语证“临瞿唐者当是唐之夔州，非白帝矣”[3]2577;兵书峡处，引证新滩之名，“放翁已谓‘新滩，峡中最险处，非轻舟无一物不可上下’，则其由来旧矣”[3]2582。一类则带有现地比较的意味。如在神女庙处见“神鸦四五、飞逐行舟”，故引陆语“至今绝无一乌”推测“盖放翁特未之见也”[3]2580。另如“《吴船录》云：‘恭为州，乃在一大磐石上，山水皆有瘴’，非实录也”[3]2569可作佐证。有限度地引用《入蜀记》等前典范，能够避免在文本中过多地唤起读者的典范记忆与重复之感。

从地方性书写的视角来看，描写蜀地的经典诗歌同样属于典范的范畴。在行记作者看来，记与诗的文体相容度更高，行记所引之诗能够服务于行记，使得文学与地理空间的互动从单一文体发展为复合文体。与引用《入蜀记》的谨慎形成反差，王士禛广泛引用杜甫、苏东坡、陆游及其他文人的诗歌，承续了陆游行记频繁引诗的特点，却有意区别，含有些许竞争的意味。

《蜀道驿程记》的引诗可归为三类，分别体现三种作者身份。第一类引诗重在诗歌与地理实境的印证，对应“行记作者”的身份，分为两种形式。其一，前人诗句契合于实地之景而径引原诗。有地名与诗直接对应者，如“午刻，解缆出巴峡，王右丞诗‘际晓投巴峡’即此”[3]2570;有眼前所见恰似诗中所书者，如“入土门口，岩障蜿蜒相属。坡诗所谓‘谽谺土门口，突兀太行顶’者也”[3]2529，“放翁《望峨眉》诗云：‘白云如玉城，翠岭出其上。异境堕我前，心目久荡漾。’身未到此，不知语意之工”[3]2562等等。行记引用诗歌来呈现视境，以凝练的诗语拓展了行记的深广度，又能打开时空纵深，形成今古对话的效果。其二，将现时环境与诗句描写的过去场景加以比较，具有现地观照的意识。大安县处有记曰：“放翁又有《自三泉泛舟至益昌》诗。今沔、沮之间，阔者未丈许，狭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没踝，不可行舟，惟略阳至阳平关，舟楫可通。”[3]2548因地理环境的改变，诗歌场景乃不可复现。再如“坡公亦云‘天宝岁贡取之涪’。或谓唐时涪及江津皆置荔支园。今江津尚有荔支数株，涪则亡矣”[3]2571，具有鲜明的实地考察意味。较为严肃的引诗语境是指出诗歌书写及解读与实际的偏差。“过清溪，太白诗‘夜发清溪向三峡’即此。或谓李诗本‘三溪’。三溪在嘉州北平羌峡，非是。”[3]2566此为一例。符县处记曰：“县有西凉王祠。西凉王者，吕光也。苻秦时，以將军讨李焉之乱，过此。放翁《谒西凉王祠》诗云：‘我虽不识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来，裋褐整幅巾。’盖未详考;赋长句正之。”[3]2568“正”，纠谬也。诗歌题记复述此意，诗和记重复说明作诗缘由的写法较为少见。陆游诗《夜泊合江县月中小舟谒西凉王祠》结尾曰：“出门意惝怳，烟波浩无津。安得结茅地，与神永为邻。”[8]267确如王士禛所说，陆游将此作为山水隐士之地。因此，王诗《西凉神祠曲》开篇并非写景而是直入主题。“长安氐王头有角，东扫邺宫西定蜀。西域校尉婆楼儿，勒铭直到岷山腹。”[3]788说明历史背景并指出西凉王为吕光这一事实。其实范成大《吴船录》、王象之《舆地纪胜》都有记载此为吕光祠，王士禛的“正”并未发前人所未发，而是刻意的强调，内含着“较劲”的意味。

第二类引诗方式在照应文学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同时，重在借诗表达个人的心理感怀，对应于“诗人”身份。王士禛暮抵宝鸡县，“西南弥望，连峰叠巘，杳然无际，咏坡诗‘北客初来试新险，蜀人从此送残山’，感叹久之。”[3]2541此句取自苏轼《石鼻城》，原诗也是感慨跋涉的艰辛。“午后风大作，一叶颠荡巨浪中，前后舟俱相失……危坐待曙。夜，大风不止。东坡诗云‘赋命穷薄轻江潭’，今乃益信。”[3]2586同样形成了现实感触与诗歌意绪的交汇。三游洞处记曰：“昔白乐天自江州司马迁忠州刺史，与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马迁虢州长史，遇于彝陵，同游此洞，各赋诗二十韵，白记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皆作《记》。二苏公尝侍老泉游此，亦各有诗，载集中。”[3]2584王士禛详陈元白、苏黄等人的游迹，介绍三游洞命名的来历，实则隐含着将自己的游观之行上接唐宋诸名家的意图，乃是作为诗人的自我期许。因此，行记能融合诗歌与自我之情而化入现实场景，这种情感碰撞强化了行记的诗性与诗人的主体性。“孟松滋诗云：‘猎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杜诗云：‘纱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欲赋一诗，忆此二篇遂阁笔。”[3]2586这段记叙颇有意味，流露出前人诗作带来的压力与难以超越的遗憾。

第三类引诗方式是在行记中嵌入近似诗话的内容，表达作者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對应于“诗论者”的身份。此类诗话虽与地理空间有所勾连，实则或多或少游离于行记的主线，偏重论诗。王士禛的诗论常枚举诗句而不明言其佳处，在行记中亦如是。“登韩侯岭，祠在山巅，墓在祠后，壁间诗版甚多，以沁水常伦为冠，书亦有晋人风气。午次仁义驿，有韩苑洛先生《小词自跋》云：‘淮阴欲吊兴迟迟，已有原忠壁上诗。黄鹤楼前无李白，西风惆怅写新词。’颇有致。友人董御史玉虬《题韩侯祠》句云：‘春雨王孙草，灵风古木丛。’予最击赏之，可与常诗匹敌也。”[3]2532“为冠”“有致”“击赏”等词，未具体言说何以如此。他还通过采录石刻诗来表达自己的诗歌偏好，如在竞秀亭，“巡视石壁诸诗，得州人安盘松溪四绝句最佳，聊记其二……余多不及录”[3]2564;再如叙述苏蕙织锦回文诗的典故，亦呈现一段文学史般的叙述。此类内容更多地出于作者的论诗惯性，而非行记文体之必需。在神女庙处，王士禛见“有嘉靖中范守己碑，极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不应缘宋玉微词以儿女子亵之”，特加一段按语曰：“六朝、唐人诗多言入梦之事，白乐天刺忠州，泝峡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题诗庙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早排云雨候清词。’时人传为佳话。至二苏乃作诗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瑶姬，来处荆巫间。神容岂在猛，玉座幽且闲。’子由云：‘尧使大禹导九川，石陨山坠几折股。丹书玉笈世莫窥，指示文字相尔汝。’骚赋之词，不必深辨也。”[3]2579渔洋此段申说，意在肯定诗作的虚拟之辞，不必强加辨析。王士禛的引诗涉及李白在黄鹤楼、白居易在巫山面对前人诗歌典范而搁笔的典故，构成了双重的现实语境与文学书写的交叠。

三、时代取径：诗、记联动的功能与主题

诗、记文体并行的创作方式，不仅要求作者发挥诗、记单种文体之特长，而且需要处理好两种文体的联动关系，即单体上的功能互补与整体上的主题一致。范成大“石湖三录”与诗歌之间形成分离又呼应的关系，就体现出记与诗的功能分工。（2）但是，典范的存在给后来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内容类同的作品只能为典范所遮蔽。王士禛直言其行记描写的蜀地衰貌不同于陆氏行记，即强调主题的差异化。融贯社会现实、凸显时代特征，成为突破典范束缚的重要路径。在这种典范意识下，诗歌与行记合力表现清初蜀地的现实风貌和“世变”主题，构成文体并行的有机文学整体。

第一种是表现社会现状、以“实”为主的叙述维度。诗歌与行记对沿途社会景象的描写具有鲜明的写实感，尤其是民生衰蔽的方面。明末张献忠的起义给蜀地造成了空前的战乱浩劫，劫后三十余年蜀地仍未复苏。在王士禛的诗中，“荒”是最直观的特征，如《宁羌州》《虎跳驿》等极言人口之凋零，《宁羌夜雨》《桔柏江》《秋林驿雨》等状写环境之凄凉。王士禛的行记有意记录“土人”的说法，强化现实的亲历感。“道旁田家，其人张姓，自言荆州人，幼为张献忠掠入蜀，属其伪前军。都督李定国北寇汉中，居数日，李自成部将贺珍自京师败溃，走栈道以争汉中，定国弃城遁。时献贼军至广元，闻败发怒，遂归成都，屠之，下令蜀诸郡屠戮无遗。”[3]2549土人以平民视角叙说亲历战争的过程，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性。当然，王士禛站在清朝立场，时常表露出一些亮色。“广元、益昌皆濒嘉陵江，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数年之后当有起色，是在大吏与良有司耳。”[3]2552皇帝体察民情之旨也需中下层官员的配合与落实，“数年之后当有起色”说明王士禛用语之谨慎，又不失期冀之心理。

在表现内容和方式上，诗歌与行记有虚实之别。行记重在记录行程、交代活动、叙述风物、考辨地理等，诗歌重在借景抒情、寄托怀思。以朝天峡为例，行记曰：“过朝天峡，两峡各高数十丈，削立如关门。石壁上有巨洞，云是献贼所凿，可容万夫。壁下近水多石孔，昔人缘崖架栈于此。”[3]2552刻画眼前所见之实。《朝天峡》诗则是描写与感发相结合，前半部分的描写更显抽象，通过“洞穴峡半开，兵气尚狼籍”的转承进入回忆蜀地兵乱的部分，“蛇豕据成都，置戍当险阨。至今三十年，白骨满梓益。流民近稍归，天意厌兵革”[3]759表现出对百姓患难的深切同情。由此，诗与记构成了虚实相接的内容互补。

第二种是依托实境、生发感怀的叙述维度。在明清嬗替的时代背景中，历史遗迹易于触动诗人的盛衰兴亡之感，而记与诗形成了所观、所感的联动。王士禛游览临潼骊山时，行记介绍骊山的阁、楼、殿等诸迹，写到“松声满山，流水东逝”的景象而有感曰：“唐人云：‘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俯仰盛衰之际，为之惘然。”[3]2537“惘然”一词略带主观情绪，进一步的感怀抒情则交由诗歌来完成。《骊山怀古八首》以组诗的形式再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具体描写唐明皇深陷情网、漠视朝局，寄寓讽刺之意;末二首沟通古今，“留与诗人吊夕阳”“年年呜咽到人间”[3]737等诗句将伤情转入眼前之景。王士禛这种盛衰之际的感触，在咸阳时表达得更加强烈。记曰：“咸阳即周丰镐，秦故都，境内帝王将相陵墓最多，文、武、成、康、周公、太公皆葬城北毕郢原上，汉长陵、安陵、平陵、渭陵亦在焉，高冢累累，络绎相望。”[3]2539交叠的帝王陵墓是朝代兴替的直观显示。《咸阳》诗曰：“王霸成何事，兴亡自昔同。萧条北原上，陵树各悲风。”[3]739《渭桥怀古》诗云：“后代复何王，绣岭明珠殿。唯有终南山，兴亡几回见。”[3]739行记的现实叙述为诗歌的抒情做了铺垫，所见的历代陵墓正与兴亡轮替的思绪相对应。王士禛途经明瑞王宫，见“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区”，“因忆盛时鹤洲、凫渚之乐，而今台榭已倾，曲池就平，不待雍门之琴乃泣下矣”[3]2546。战乱的不幸、人事的代谢，与目前之景、身临之境交重叠映，充实了行记的情感充沛力。因此，记与诗的功能互补尤为重要：记的叙述，映现了诗之情的抒发场景;诗的感怀，丰富了记之事的叙述内蕴。

诗、记的并行书写可以极大地扩延时间纵深，从而实现王士禛序中所言的“观世变”之效。如在阆中县，行记仅简略交代遗址的背景，记曰：“抵保宁府治阆中县。东北过灵山，昔蜀王鳖灵登此;又有玉台观、滕王亭子，皆唐滕王元婴遗迹。”[3]2553将今址勾连于昔时，此一叙述内蕴的时间指向是由今向昔，而诗歌的时间指向恰是由昔向今，形成了时间脉络的相向交互。《阆中县》（其一）曰：“见说阆中好，轩窗临锦屏。山川无仿佛，耆旧况凋零。残垒浮兵气，寒江滞使星。忽闻羌笛起，风雨昼冥冥。”[3]762“轩窗临锦屏”剪裁于陆游的“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8]78，“见说”一词仿佛构成了隔代的对话，再描写当前耆老零落、苍凉空冥的情状形成今昔对比。《阆中县》（其二）“沙岸收賨马，湍流激硙船”化用陆游“危阁闻铃驮，湍流见硙船”句，陆诗“见”字符合“痴顽殊耐事，随处一欣然”[8]83的心理状态，而王诗易一“激”字而诗境大变。伊应鼎的评语揭示其旨：“昔日未至阆中，见古人诗句，盛述阆之佳丽，久为神往。”“惟见战场残垒，兵气昏凝而已。寒江徘徊，真令人有不可久留之感，那堪当此风雨冥冥，而复听羌笛之凄切也。”[9]行记与诗歌交互的时间脉络，又结合剪裁化用的技巧，使得“观世变”的历史感得到大幅延展。

王士禛诗与记表现的时代特征，既有蜀地乱后风貌的写实，也有易代背景下兴亡怅惘的思情，观、感呼应，虚、实结合，凸显了世变的主题。尽管诗歌与行记联动密切，但是诗集和行记仍可单独刊印，似乎处于可离可合的关系，如王士禛自述《蜀道驿程记》乃“忽忽二十年”后才刊印。这是文体并行的特殊机制所决定的，诗与记尽管在内容上有所让渡，在功能上有所互补，但仍然保持了各自文体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四、“新典范”与清初诗、记并行创作

后人意欲突破典范的束缚，既要向典范汲取文本资源，又要向社会、时代汲取现实资源。前者落在文本结撰形式的能动性，后者落在文本表达内容的客观性。“新典范”的确立，固然基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需依托后继者的认可和推动力量。

王士禛《蜀道集》得到师友、门生的广泛称赏，提高了作品的声誉地位。施闰章《蜀道集序》曰：“夫以白傅之才，辍翰巫山，蜀固未易诗也。且范至能、陆务观出、入蜀记，以二子宦游所至，弭节策杖，累日经旬，故采录略具。今阮亭以文字之役衔王命赴期，戴星夙驾，度其道路经涉，车无辍轨，而探幽索异，悉著于篇，岂不一时盛事哉？”[10]施闰章对典范的压力感同身受，认为写作蜀诗是对才力和时间的双重考验。再如汪懋麟贊曰：“先生以使命入蜀，往来得诗三百余首，凌韩轹杜，诗无不美，即蜀无不传。”[11]黄与坚称：“阮亭《蜀道集》，才情、力量足以兀奡一世已。”[12]吴之珽读《蜀道集》作诗叹曰：“万里西南胜，吟鞭一路收。山川供上客，凭吊入清秋。大剑千钧转，岷江尺幅流。渔洋天下士，晚岁律真遒。”[13]这都显示出文人群体对渔洋入蜀诗的高度认可，为其成为新典范积累出声誉的资本。到乾隆时期，金兆燕《郑兰陔蜀道诗序》称：“蜀中山川奇胜，自少陵题咏后，乃如五丁开凿，始辟鸿蒙，自是游兹土者靡不镌镵造化，力竭其才，以与景物相赴。逮本朝渔洋山人《蜀道集》，凌轹百家，嘘吸万状而奇观止矣。”[14]评价极高。而渔洋行记亦如此，王昶《滇行日记自序》：“夫纪行者，莫详于陆氏《入蜀记》……余夙嗜之。谓近今惟新城尚书《雍益》诸记程，差可踵其后。”[15]可见渔洋纪行诗、记的“新典范”地位。

王士禛行记以“为我所用”的征引方式实现了复合文体的融洽并存，以“行记作者”“诗人”“诗论者”的三重身份凸显了作者的主体性。“新典范”的组织方式自然也得到了同期文人的借鉴，这便构成了“近视距”的效应。乔莱《使粤日记》就颇有“诗论者”的身份色彩。如这段论述：

李空同《石将军战场歌》云：“朝廷已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此也。空同诗传诵已久。钱虞山曰：“‘天生李晟为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以李晟、方叔比石亨父子，非其伦也。‘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既云方叔、李晟，不应又举嫖姚、子仪也。‘枭雄不数云台士，杨石齐名天下无。’初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至此忽举杨石，突兀不相照应也。”虞山故苛论空同，然亦切中其病。[4]599

显然，此番论说已经逸出了行记的范围，属于有意嵌入的诗话。这类杂糅式的评论在《使粤日记》里屡屡出现，成为作者表达诗学观念的媒介。李澄中《滇行日记》体现出鲜明的散文化风格，他的引诗注重“诗人”身份的审美感触，常引用抒情写景的诗句，如何景明《辰溪县》《沅州道中》《过镇远》《安庄道中》《桃川宫》等写景诗，与行记风格相得益彰;他尤喜引用明代何景明、吴国伦等人的诗，亦反映其认同七子的诗学宗尚。

另一方面，王士禛的“新典范”削弱了“旧典范”的威慑力。方象瑛的行记没有引用陆游《入蜀记》，但行记和诗歌却各提及王士禛三次。行记中有“初六日，过定州，憩新乐县。读王阮亭司成士禛壁间诗”“初九日，过柏井驿，至平定州，热甚。和阮亭韵题壁”“过观音堂。壬子秋，阮亭以试事入蜀，宿此有诗。今才十年，院宇倾颓，无旧时下榻处矣”[16]122-124等记录。《出固关宿平定院署和王司成韵题壁》一诗颈联曰：“幸逐风流同使节，漫从车马问旗亭。”自注曰：“阮亭壬子秋亦以试事入蜀。”[16]327可见其创作过程中难以避开王士禛的心理影响。方象瑛行记的写作方式与王士禛大为不同，似在刻意制造强烈的反差：简笔式的记录言简意赅，古迹背景也点到为止，使得阅读感紧促，与王作的迂缓氛围不同;较少流露个人的情感，重在对外界地理信息的介绍，与王作显露较强的主体意绪不同;几乎不引前人的行记、诗歌，保持记录式的纯粹，与王作的广征博引不同等等。正如蒋寅指出“避”是方象瑛入蜀诗歌的一种写作策略（3），这一点无疑也反映在他的行记上，着意规避而另辟蹊径。

王士禛“新典范”对时代特征的自觉、对主题差异化的追求，也促使同期文人的作品努力体现因时而变的社会特征。方象瑛在三藩之乱后入蜀，他的行记写法呈状摹式，如八月记道：“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颓垣废畦间，犹想见昔日之盛。”“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沟塍隐隐，悉膏壤也。”[16]125但即使面对衰废景象，方象瑛仍表达了复苏的乐观希望。《哀川北》诗的前半部分历数川北地区五十年的凄惨遭际，诗末展望了美好前景：“天心幸厌乱，圣化方敷宣。兵革偃不用，逋赋皆除蠲。汝等延残喘，力穑谋所天。十年计生聚，烟火当依然。君看昏垫后，八表乐熏弦。”[16]336方象瑛认为清廷削减赋税，保障人民休养生息是帝王的惠民之政。此外，《渡滹沱河》诗敷演汉代史事，以刘秀与王昌之战说明帝王功业自有天数;《鸡头关》诗写清朝顺利掌握四川的控制权，乃是得天命者。“一鼓夺其气，万马同奔逃。遂使蚕丛险，依然归圣朝。于此见天意，智力何足骄。在德不在险，顺逆争秋毫。”[16]333诗人认为，天意的归属是由人主之德决定的，而不能徒倚地势之险。王材任评方象瑛诗曰：“太史载笔金门，见前世忠臣孝子之迹，邦家理乱之故，民生欢戚之资，以及天地之变，鸟兽、草木、人物之状，无不寓之于怀。”[16]323这指出方象瑛在诗歌兴亡描写中的民生之怀与忠孝之义，形成了与王士禛诗作主题的相对差异。

乔莱推崇建立事功、务实有为的志意，他行游粤地的诗和记表露出对元结、范成大兴利除弊的称许，而对“柳子谪零陵，结屋多骚屑”[4]587颇感遗憾。他的纪行诗毫不讳言社会的苦难。《确山道中》诗曰：“老翁泪纵横，斯理公未睹。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居者不可留，缺者讵可补。如欲起疮痍，何能逢卓鲁。闻言三叹息，谁其任州府。”[4]581以乐府诗形式设为问答，记录当地的民生艰困，正中时弊。再如《过高邮》诗“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4]595直击底层民众的血泪，这是许多在朝为官者不敢言的。乔莱揭露底层的苦难，足见其留心民生之真挚。其他如《过应山县吊杨忠烈公》等诗亦可见乔莱的胸怀与担当。显然，作者只有融入对现实的真切观察和价值判断，才能以真性情的作品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风貌。

五、余论：典范意识与文学实践

王士禛以接续典范的自觉意识，通过为我所用的征引策略消解了作品与典范的紧张关系，又在诗歌与行记的联动中突出“世变”主题以彰显时代特征。他的“新典范”促发了同期文人的积极实践。典范意识的视角能够深化我们对作家及其文学实践的研究。

首先，典范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文体并行的视域为我们考察其中一种文体提供了相应的观照。如王士禛的诗与记，显性典范即以陆游《入蜀记》及纪行诗为代表的并行式写作范式，隐性典范是以杜甫夔州诗为代表的地方书写佳作。从诗风来看，王士禛的入蜀诗歌雄浑苍健。陈僖言：“蜀中山川得遇知己，比于杜陵之在夔峡。”[17]姚莹曰：“《蜀道集》殊宏放，中间似杜处不少。”[18]他们都认可杜甫的潜在影响。但也有提出异议者，王培荀曰：“或议其《蜀道集》为伪杜欺人。余观本朝诗人，后来如顾晴旭、马墨麟、王述庵皆自入蜀以后变为险峭警拔。盖山川境地使然，岂皆有意摹杜？”[19]就此而言，王士禛行记频频引用杜诗的现象即是明证，行记中的文本互动亦可视为作者与杜诗典范的心理互动，至少说明杜诗是他创作过程中的隐性典范。

其次，典范意识为成熟文体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贴近文学生成现场的思考维度。在一种文体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后，变体与破体固然有之，但稳定面显然大于变化面。因此，宋代以前的行记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入蜀记》《吴船录》等行记诞生于士人对地方性认知产生重大变化的宋代，也是文体趋于定型阶段的产物，逐渐成为行记的典范。后世有才能的文学家不愿亦步亦趋，这种接续典范的竞争心理促使他们在文体规范的有限范围内作出新的调适和突破。就行记而言，地理空间相对稳定，引用地志、诗歌等都是较常用的组织方式，而如何引用、引用什么就给作者预留了充分的施展空间，对社会、世情、时代的文学表现则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行记内容，这就应当与作者创作心态的考察相结合。

再次，“典范的视距”是认识后世文人对待典范的心理及其文学实践的有效思路。谈及典范，最深入人心的概念莫过于“影响的焦虑”，但这一非中性的用语附着了压迫感。而“视距”的概念相对客观，其量化特征使得作者与典范之间的时间距离有了可供比较的标尺;它又是相对主观的概念，其内核是读者、作者站在自身立场对典范的心理认知。“典范的视距”必然影响到文学实践，视距的差异体现为文学追求的差异。“远视距”的超越性可以说是一流文学家的心理要素。王士禛直追宋人典范的竞争意识，促使他力求出新求变，《秦蜀驿程后记》《粤行三志》等足见其高度的自我认可与巩固阵地的写作心理。同期文人面对“新典范”产生或趋或避的心理，都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方式和内容。这一视角仍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关于宋人行记的研究，李德辉《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论宋代行记的新特点》等文作了较为深入的脉络梳理和个案探讨，刘珺珺、徐姜汇、成玮、叶晔等学者对宋代行记的文体特征作了细致辨析。在清人行记研究方面，路海洋、赵延花等关注蒙古行记，王中敏等考察西域行记。目前，将诗歌与行记关联考察的研究尚不多见。

（2）参见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體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3）参见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文史哲》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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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王昶.春融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8.

[16][清]方象瑛.健松斋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7][清]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一）[M].清康熙刻本.

[18]周兴陆，主编.渔洋精华录汇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7：289.

[1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蒲泽，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3：74.

（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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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鹏程（1992—），浙江温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徐永明（1967—），浙江遂昌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与数字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