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 田侃

摘要：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全球经济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文章在基于经济史料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法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演变路径和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978年以前，是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的调剂余缺时代;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依托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切入全球分工;从90年代初期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依托加工出口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但受技术和资本制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状态明显;2014年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渐走上了引领全球化进程的新时代。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历程和本质之后，文章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客观需要。成功实施双循环战略，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对外扩大开放，继续加强对内改革力度，不断做大贸易的朋友圈，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关键词：双循环;调剂余缺;改革开放;全球价值链;高水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2-0015-01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判断。虽然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维度，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1-2]实际上，把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既是对经济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和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闭关锁国所造成落后挨打沉痛历史过往的深刻反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自此走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复兴之路，经济实力开始迅速跃升。

从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5元;2019年，该数字攀升至70581元;对外贸易同样蓬勃发展，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15627.32亿元，而在1978年其仅为355亿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9.2亿美元，升至2019年1381亿美元。（1）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通过利用自身生产要素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德国并列的全球生产中心。

取得这一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顶层设计上，中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正确实施。这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即生产要素流动规律显示，打开国门搞建设才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当前，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领域，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泛滥，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基础遭到侵蚀;在经济领域，主要发达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力图改变经贸领域多边主义的原有规则，以实现对己更为有利的目标。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保护主义盛行，地区冲突不断，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将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变革，迫切需要我们拨开前进的迷雾并回望历史的纵深，寻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两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式事件。前者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则使得中国开始快速拥抱国际经贸规则，更好更快地融入世界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进入新时期，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以开放促改革”“放宽投资准入”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战略部署。（2）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界作出庄重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再次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4）

当前中国已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身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都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双循环开局的战略转型期，如何认真细致对中国全球经济战略进行系统回顾，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全球经济战略演变历程，是清晰认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正是从此角度出发，试图在对中国全球经济战略演变的各阶段特征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双循环战略的历史背景和内外环境，从而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未来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发展导向和具体策略，提供有益的思路借鉴。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全球经济战略演变

的阶段性特征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被迫地有范围开放，到改革开放、外循环战略之成功实施，再到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演变历程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的调剂余缺时代（1978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千疮百孔的落后工业，党中央作出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战略部署。而“一五”計划核心，就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即俗称的“156项工程”。

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只能被迫实行“一边倒”的开放策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围追堵截”。突出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及禁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3]，对中国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全面封锁及禁运。

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回援华专家以前，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完全偏向苏联。一方面，大量从苏联引进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将西方禁运的各种物资，大部分改由苏联等国家进口，积极同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4]

一系列苏联援建项目，也在此期间逐步落地。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苏贸易占中国总贸易额一半以上，苏联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包括156个大型项目在内的大规模经济援助。[5]在这段特殊时期，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也基本来自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1950年，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两国签订《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协定的第一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为三万万美元。”[6]此外，这期间的合作方式还有，引进和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直接投资，合作合营企业等。

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有效地调剂了物资余缺，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是，“一五”计划制订后，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对外经济贸易往来需求不断扩大，经济上的“一边倒”再也不能适应此时的经济发展状况。[7]为了缓解这种情况，中国在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的同时，把香港作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主要通道，中国政府放宽外汇批准额度，采取易货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形式（5），抓住国际形势变化的微妙时机，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物资，弥补国内生产所需。

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政府迫切想要发展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但受外部政治因素限制，此阶段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被限定在一个较为有限的发展区间内。对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开始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如在日本政府看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是日本经济走向复兴必由之路。[8]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拓展贸易版图，为本国企业寻找海外市场和廉价生产要素，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促进本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外部环境的这一变化，也是后来中国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前提。

值得强调的是，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开放，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转圜，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有所缓解，中国对外贸易形式出现了很大改观。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和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部环境明显好转。中国随即再次部署大规模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技术设备。[9]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此期间，所有与海外的关系都被视为洪水猛兽，引进外資更是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区”[10]，对外贸易总额连续三年下降。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基本再次陷入停滞状态。

总体来看，在此期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贸易政策的总基调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只是作为扩大再生产比例的调节和补充的手段这一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总方针。对比来看，此间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没有真正实现生产要素和产品全球流动及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上，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逐渐拉大。

（二）以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切入全球分工时代（1978—1993年）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国际贫困线之下。[11]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中国GDP只占全球的1.74%。[12]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要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13]全会重新确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6）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7），提出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济领域，一系列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在对待经济全球化战略抉择上，1978年8月，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报告中指出，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进外国技术等不伤害国家主权。此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美建交。当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8）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外部环境开始改善。

为了更好发展经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外向型经济战略落地成为了各方共识。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后改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中央正式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与此同时，为方便地方和企业开展出口工作，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14]，把外贸权限进一步放大。

经济特区实际上就是世界自由贸易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主要是通过减免关税等措施，通过良好营商环境，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以此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并最终达到促进本国经济技术发展目的。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沿海14个港口城市，它们与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由北到南连成一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15]以此为载体，中国依托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走上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融入全球市场之路。

综合来看，这段时间中国全球经济战略主攻方向，是以经济特区为依托，以生产要素价格优势为手段，大力吸引外资，弥补自身资金和技术的不足，发展外向型经济。但随着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如何改革，何为开放，如何利用外资？国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

为正本清源，把改革推向深入，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16]，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判断标准，比如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谈话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18]

发展才是硬道理，鼓励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外资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成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就国际环境而言，这段时间，也恰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困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西方跨国公司的扩展需求在历史交汇点实现了精准匹配。对于这一形势的微妙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结合中国生产要素优势和发展需要，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受到了高层支持。

自此，以加工出口和吸引FDI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有效彻底地贯彻执行，中国依托“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迅速融入国际分工，开始了中国融入全球分工的新征程。

（三）依托加工出口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时代（1993—2003年）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顺利召开，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首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这既是对过去发展经验深刻总结，也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准确认识。规则的统一，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步伐。总体来看，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快速融入世界，是这段时间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主攻方向。

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推动外贸体制改革，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9）同时，为了满足外贸发展后日益增长的结售汇需求，1996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当年12月1日，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外贸易结算的便利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走上一条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此期间，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WTO基本原则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石。

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极大促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融。（10）但是，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导致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11）世贸组织成立后，国内企业入世的呼声日益迫切，1995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申请[20]，并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国。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里程碑式事件，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额只有355亿元，2000年该数字上升至39273.25億元，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3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额达到了70483.45亿元，和2001年相比，几乎增长了近一倍。

再看利用外资情况，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只有920亿美元，到了2000年，其上升至40715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2003年该数字即上升至53505亿美元。可以看出，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

人类进入新千年，经济全球化浪潮浩浩汤汤，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发言时表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12）推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整体来看，积极抓住全球化战略机遇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加快融入世界市场，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四）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时代（2003—2013年）

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的主要模式，是以国际需求为导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扩大出口。通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合作，引进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和装备。

在这轮国际分工中，中国依托国内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切入全球价值链，从事大量国际代工和转口贸易，逐渐跃升至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大国之列。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只有181.2亿美元，2013年该数字上升至22090.04亿美元，增长120.91倍。但是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比较大的是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这种较低的技术水平，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现象。[21]

全球价值链（GVC），是指将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前端研发、中端制造和后期销售及增值服务等各个环节在全球寻求最优化分布，从而形成的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各国企业一般会根据自身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只在某一个特定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22-23] 在GVC分工模式下，中国产品出口附加值非常有限。耳熟能详的“出口十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正是对其生动描述。

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对比角度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整体全部技术含量为例，虽然中国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改善，但截至2011年，中国整体全部技术含量值为44.60。相比之下，同期美国为162.10，日本为133.58，德国为121.71，英国为138.03，法国为131.77，韩国为81.15，中国台湾省为83.24，巴西为72.94，中国仅高于印度。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之低可见一斑。[24]

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产品附加值低下，使得中国企业从全球分工中获得利益非常有限。而且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一旦外部需求遭到冲击，势必会给国内经济带来负向传导效应。比如，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暴露了经济全球化加速背景下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使得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科学认识全球化的利弊和自身短板之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日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200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的逆转。”（13）2010年在出席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又发表了题为《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的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开放型经济。明确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的发展，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14）在此期间，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依然是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

总体而言，在这段时间，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低端锁定现象，但中国开始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进行了可持续发展路径和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腾笼换鸟”和转型升级，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作出了良好的铺垫。

（五）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引领全球化进程的新时代（2014年以后）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走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节点。2014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强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等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25]

为了更好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5）

从外部环境来看，这段时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单边主义抬头，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冲击。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集中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当选后肆意加征关税掀起的“贸易战”，“逆全球化”浪潮一时风起云涌。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深入推进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全球经济战略进入了新时代。

在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制度性开放的基本原则。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的浪潮，中国发出了拥抱、支持、引领全球化的强有力声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布主旨演讲时强调：“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6）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十三五”规划当时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在对外贸易领域，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截至2018年3月，我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6个，涉及国家或地区24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11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11个[26]，依托自贸区建设，我国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基本成型，夯实了新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

在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2018年6月15日，國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8年7月1日前修订出台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积极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原油、铁矿石等期货交易，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销，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此外，2018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商务部提出的《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同意在北京、天津、河北雄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17个省市（区域）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也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步扩大服务领域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在开放竞争中拓展空间、提升水平。可以说，吸引外资和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成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两个重要步骤。

至于中国经济全球战略中的路径选择，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维度。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针对新时期世界走向共赢提出的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规律，是“走出去”战略的延伸与扩展，将引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进程中获得更有力的话语权。[27]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性、常态化、复杂化的大背景下，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借助多边机制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正在成为应对美国遏制战略的有力抓手。[28]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放宽市场准入，中国政府不断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规范及透明化，来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化、现代化的营商环境。“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对外经济合作领域，其是指政府规定不开放的禁区，除此之外都可进入。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18年12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資法》，明确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17）

通过制定和实施外商投资法，中国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要求，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决心和信心。

可以看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依然高举全球化的大旗，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坚持多边主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逐步构建起一个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框架。中国全球经济战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提出

的内外环境

（一）从外部环境来看

全球化的起源显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各国之间由于地理的阻隔，形成了以海洋、山川和河流为界的天然经济区。受生产力发展制约，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贸易和人员流动非常有限。如果从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发展史角度来讲，此时应该是经济全球化的酝酿期，“闭关锁国”和“小国寡民”是这段时间全球经济的突出特征，人们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是满足自给自足需求，是标准的自然经济形态。

但是随着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和蒸汽动力的出现，在新的造船技术和绘图技术的支撑下，欧洲的商船开始活跃在全球各地的海洋上，寻找新贸易路线，拓展新的贸易伙伴，新的航路不断被开辟出来，不同大陆之间的海上联系开始密切起来。这段时间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征，是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出现。可以说，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全球化的阶段划分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基本共识是，这段时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雏形。从这段时间开始到一战爆发，是经济全球化的1.0时代。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或西方的扩张过程，是以扩大殖民地为特征的全球化。[29]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Richard Baldwin认为，全球化2.0时代指二战后时期。从国际上看，全球化2.0时代见证了以学院、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诞生，尤其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专门机构的出现。（18）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拓展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生产和销售日益体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延续上述分类标准，全球化3.0时代被Richard Baldwin称之为新全球化。这波全球化在经济形态上的体现是全球价值链生产[30-31]和离岸外包。[32-33]生产的地理界限被极大地扩展，全球生产日益变得普及。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跨国公司将产品的生产过程无限细分，在全球配置资源，将产业链上各工厂的比较优势潜能发挥到了极限。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此后一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其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他国（或地区）转移价值。[34]

经济全球化4.0时代的提法始于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达沃斯年会，在这届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已经引进了崭新的经济与全球化形式”，并将本届论坛主题确定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35]

因此，综合对比来看，如果说全球化1.0代表了一战前世界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全球化2.0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与治理体系建章立制的体现，全球化3.0以离岸外包的兴起引发了全球价值链革命，那么在全球化4.0时代，技术进步以指数化速度推进，服务行业贸易壁垒被消除，发达国家乃至全球数以亿计的服务业岗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推动的“远程迁移”趋势冲击。[36]

如果向着历史的纵深追溯，不难发现“逆全球化”的起源始于经济全球化的3.0时代。但实际上，笔者认为当前学术界部分关于“逆全球化”的表述也值得商榷。因为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在更大范围内寻求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现在西方国家所表露出来的所谓“逆全球化”行为，背后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新阶段，出现了新问题，从而呈现出与传统认知所不同的行为现象。

从西方国家来看，对于此次全球化经济福利的反思，在美国主要表现为经济学部分学者对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问题的关切和研究。2013年10月，经济学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大卫·奥特（David Autor）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国综合症：进口竞争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核心观点认为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失业的主要原因。

纵然对这一研究有不同的质疑声，如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埃尔赫南·赫尔普（Elhanan Helpman）也曾指出，如果基于事實证据来讨论问题，那么顶多只有25%～30%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归咎于贸易。（19）美国与中国贸易的净就业效应是积极的。[37]但是，中美之间贸易逆差问题的大讨论，引起美国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的“制造业回流”政策。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更是直接挑起和中国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关税政策也不容乐观。国际经贸摩擦，将呈现出明显持续性。

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无协议脱欧。英美两国政府的举措，使得一直以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价值观遭到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开始进入深度调整期。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受技术冲击、地缘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构等因素影响，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的内在缺陷不断暴露，这即是所谓“逆全球化”[38]。

如果从根源上来看，经济全球化3.0时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仅仅解决了就业的基本问题，全球分工的真正利润，都被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所获取，而这又带来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就业问题。所以西方甩锅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自己治理赤字的问题，在这种财富分配制度下，西方国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不是西方国家部分执政者转移危机的口实。

全球化给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都是全球化受益者。但在一定历史时期，部分国家、地区和人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地区和人。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些国家在政策上没能作出合理安排，没能对因全球化引起的收入差距作出有效调节，就会导致不平等现象凸显、矛盾加剧。因此，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使得中国以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切入全球分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尽管在这种分工模式下，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汲取了大部分的利润。[39]

（二）从中国发展的内部环境来看

当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发挥好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不断挖掘新的内生增长动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对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外部环境的回应，也是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必然举措。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外部需求的疲软使得保护主义盛行，但是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示，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配置，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人为阻断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是不现实的。因此，所谓的双循环，并不是闭关锁国。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40]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全球经济战略

的路径选择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既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中国的应对之策，也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成功实施，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更大力度的对内改革。

第一，持续不断对外扩大开放。世界需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需要提高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要不得的。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优化外资投资环境，增加中国市场对全球要素的吸引力。最终形成内外资源要素双向对流的体制机制，推动开放型经济走向新高度。

第二，继续加大对内改革力度。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全面深化改革要在重点领域尽快实现突破，如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发展理念和发展短板，以及发展方式的可持续等问题。结合经济体制来说，要尽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新发展理念下的各项改革，挖掘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不断做大贸易的朋友圈。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成功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宝贵的经验之一。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区域合作从多边向双边转换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对此要坚定地支持全球化，旗帜鲜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多边框架下，寻求争端解决的法制化路径。积极关注全球经贸规则变化的新动向，推进加入CPTPP，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自贸区改革，形成以多边规则为基础、区域贸易协定和自贸区为重要节点的全球自贸区网络。同时，要利用中国市场的宝贵优势，适当扩大进口，真正推动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成型和发展壮大。

第四，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现有国际治理框架下，美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在2016年10月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正式成为IMF标准下的“可自由使用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储备货币中，人民币使用还非常有限，这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极不适应。人民币较低的国际化水平，可能还无法满足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因此，应该逐步鼓励在双边贸易结算中，扩大人民币使用比例。通过加强金融服务业开放，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境外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等手段，做大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广普及数字人民币使用和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建设力度，最终推动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以英美等国制定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为基础，中国由于全球化进程起步较晚，只能作为全球游戏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在经济全球化4.0时代，传统规则日益受到技术进步和力量平衡变化的挑战。突出表现在，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贸易项下，数字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带来了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税收征管、数据隐私等全新的规则盲区，这对过去的国际贸易全球规则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中国带来了机遇。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积极参与此轮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积极关注国际贸易领域的规则变化趋势，加大对“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发展态势研究，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改革方向。在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制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释：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

（2）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北京2013年11月15日电，https：//www.sohu.com/a/216562168_99914060，2020年1月14日。

（3）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2020年2月7日。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2020年11月5日。

（5）《建国初期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http：//history.mofcom.gov.cn/？page_id=33，2020年3月1日。

（6）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简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896.html，2020年2月12日。

（7）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的知识教育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8）参见《改革开放40周年之1978：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8-11/27/content_74213799.htm，2019年12月27日。

（9）參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号），国务院网站，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1011/t20101115_62786.html，2019年6月26日。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年6月。

（11）参见《激荡四十年：中国“入世”谈判备忘录》，http：//www.sohu.com/a/232808915_162522，2020年5月1日。

（12）参见《江泽民：人类需要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http：//finance.sina.com.cn/2000-09-08/10994.html，2020年3月20日。

（13）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胡锦涛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https：//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309/t20130905_

144190.htm，2020年9月8日。

（14）参见《胡锦涛阐述中国发展四个着力点》，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1113/10458948160.shtml，2020年7月21日。

（15）参见《习近平这样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求是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227/c1001-30905220.html，2020年11月21日。

（16）参见《习近平的达沃斯世界：以“大海”妙喻经济全球化》，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8/8128554.shtml，2020年7月23日。

（17）新法施行后，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外资三法”，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8）参见Richard Baldwin：《如果当前是全球化4.0时代，那前三代是什么？》，世界经济论坛网站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18/12/4-0-3e0a2216-bac5-4cd8-be5f-21ca96aeb3b4/，2021年1月20日。

（19）参见《埃尔赫南·赫尔普曼谈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25348236_

481741，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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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双循环与中国周边经济战略体系构建”（2022YQNQD054）

作者简介：肖宇（1986—），湖北十堰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田侃（1972—），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信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通讯作者，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