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肖玉飞

摘要：自苏东巨变、冷战格局解体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世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凭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所建立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塑造了剥削与奴役世界劳动人民的新帝国主义形态，一个全新的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日益浮现于世。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美国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呈现出美国优先的政治敲诈、以邻为壑的经济战争以及转移矛盾的逆全球化浪潮的新帝国主义动向。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正引领全球化发展新启航与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和更加光明美好的人类未来。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帝国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2-0005-010

苏东剧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借助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推行新帝国主义战略，从而建立起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霸权，塑造新帝国主义统治形态。全球不断滋生的地区冲突与经济纷争，背后都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身影，美国成为最大幕后推手，坐收渔翁之利。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最新动向。美国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制造国际舆论围堵遏制俄罗斯;联合欧盟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高新科技甚至文化艺术等方面，全方位制裁俄罗斯，极限压榨俄罗斯，企图通过封锁制裁逼迫俄罗斯就范;同时，借此进一步分化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形成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相互牵制与对抗，以维持其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舆论战、经济战、金融战与科技战，制造地区战争局势，熟练运用金融霸权坐地收割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還趁机大力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特别是欧盟的能源价格与物价，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获利者。这一系列的霸权主义行径充分暴露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面目与本性，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动向。事实上，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通过新帝国主义的霸权与动向，全球范围内推行新帝国主义战略，以最大限度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利益。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及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认识新帝国主义形态、动向与危机，既有助于我国全面认识和主动应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有利于破解新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

一、新帝国主义的浮现与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传统帝国主义也分崩离析。然而帝国主义却并没有灭亡，也从未远去。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改头换面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时代特征，新帝国主义形态日渐浮现。

（一） 新帝国主义的浮现

1.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扩张本性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列宁鲜明地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651新帝国主义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延续发展。新帝国主义是对传统丛林法则、传统殖民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的延续与深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丛林思维、强权理论与霸道实践的合一。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些各种“矛盾的特别的排列顺序，从而使得当代帝国主义成为一个同资本主义过去的种种形态彻底区分开来的分析对象”[2]。传统帝国主义以殖民地作为军事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直接运用，新帝国主义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基础，通过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形式，凭借各种国际机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对于全球劳动人民进行控制与剥削的帝国主义形态。美国建立了涵盖全世界的霸权体系，新帝国主义冲击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整个世界都因此发生了改变和调整。[3]22

2.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特殊方式。新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自身，通过时空修复机制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危机暴露、企图通过新帝国主义方式解决自身矛盾走出危机的特殊方式;甚至“在资本主义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美国作为帝国主义世界的组织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3]84。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平等的全球商品链所实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剥削，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国际分工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4]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以来，资本极大地从民族国家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使得“一个全球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5]。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取得全球空间扩张的新帝国主义版图，开启国际垄断资本剥夺性积累的新帝国主义进程。[6]

3.新帝国主义是国际金融垄断的资本帝国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帝国是一种跨越全球的新帝国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权力，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改造成为全球范围内源源不断地抽取剩余价值的传送带，民族国家也沦为满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分工安排与服从统治政策的过滤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更是使得大量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长久地高度地被笼罩于帝国主义依附关系的阴影之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通过全球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剥削与规训，上演点石成金的魔力奇迹。通过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宰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覆盖全世界的、不知不觉间就无可辩驳地宰制人类生活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本质的异化文明形态。

（二）新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政治需求和经济利益的媾和沆瀣一气并最终推动帝国主义进程，[7]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西方發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减缓和通货膨胀加剧的滞涨现象，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旨在化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危机与社会秩序危机，从而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规划的乌托邦计划。以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与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命稻草，新自由主义是实现全球资本时空修复与循环的润滑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全球范围内垄断资本力量“取得了对于国家权威的绝对独立，对生活的组织被置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之下，大大小小的国家和民族仅仅是这出完全超出大家控制能力之外的大戏中的傀儡”[8]。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永恒自我增值的历史运动即资本统治和经济剥削的现代表达方式以及资本对世界剩余部分的最终征服。[9]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具雏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全世界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经济”[10]。国际垄断资本基本实现了全球的经济垄断和金融资本统治，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具雏形。全球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际垄断资本所确立的全球统治。[1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新帝国主义的基础与支撑，新帝国主义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与内核，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形态互相勾连、紧密结合。

2.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力量。当资本主义步入帝国主义阶段时，生息资本或金融资本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达到最高水平，资本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自行增加本身价值的能力。“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12]垄断资本的金融化——金融垄断资本的崛起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金融资本同生产资本高度分离，这种高度分离甚至到达极端程度，金融资本可以高高凌驾于一切形式的资本之上，取得了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绝对优势。强大的金融寡头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都被笼罩于依附关系的密网之下。[1]684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制以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就是一种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这种积累制度既产生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推行的资本运动几乎完全自由化的结果，也代表着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13]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正是凭借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势不可当地破除各国对于金融行业的监管措施，实现世界范围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正是依靠新帝国主义，强力构筑了隐形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价值的国际分工体系与世界贸易结构以及剥削世界的金融秩序，扩张新帝国主义的金融统治霸权。

建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统治秩序。金融资本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国，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通过作为世界债务国进行统治和对国际金融的操纵，美国能够熟练地运用美国财政部和相关国际组织及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建立以往帝国从未建立的新型剥削体系的超级帝国主义。[14]“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15]金融资本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国家，以使得通过强权力量将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至全世界范围，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对内实行压迫和榨取人民、对外进行经济掠夺和价值剥削的帝国主义工具，将整个世界都变为自己庞大的过剩的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终建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秩序，即一个通过抽象的金融价值源源不断地从全球抽取劳动财富实行恶性循环的全球食利者统治体系。[16]

（三）新帝国主义形态

1.仁慈民主的温情新帝国主义。主要是以失败国家论、民主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输出美式民主制度，允诺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繁荣景象。失败国家论以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维护国内和平稳定秩序为由，渲染非美式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和平民主论则是荒谬论证西式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以带来永久和平。霸权稳定论则以失败国家为借口宣扬美国霸权治下的世界安全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强制推行美式民主制度与实行美式民主改造，通过政治施压、经济援助、文化腐蚀、军事战争等各种方式，干涉他国内政外交，扶植亲美势力团伙，培养亲美政府集团，建立符合美国要求的美式民主制度与政治经济体系。美国以肆意裁定他国为失败国家为依据，论证美式民主制度的优越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合法性，以粉饰美国温情仁慈的新帝国主义形象。借助于北约和日韩等资本主义同盟，美国依托一系列的国际组织、附属国家与国际政治制度霸权，企图效仿古代罗马帝国，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外围霸权秩序，牢固塑造美国全球帝国统治的“轮轴—辐条体系”。

2.新经济霸权主义。主要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施展美国的美元霸权、技术霸权和金融霸权武器，持续不断地获取全世界的劳动价值与经济剩余。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霸权使得美国不仅可以享受货币“铸造利差”，还可以通过周期性控制美元的升值与贬值、美国国债的扩张与收缩，无偿掠夺与占有世界各国所创造的劳动财富。凭借国际贸易体系的技术霸权，美国可以坐享大量高新技术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垄断利润，还不断强化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的高端地位，长期维持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地位与世界经济的依附生产体系及政治经济结构。美国更是凭借国际金融体系的强大金融霸权，熟练运用数字战争与金融武器轻松掠夺他国的物质财富与攫取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产生了二战结束以来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

3.标榜自由解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鼓吹人类自由灯塔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散播自由”。美国以所谓“人类民主典范”“世界自由天堂”与“世界自由灯塔”自居，利用遍布世界的强大文化工业与发达的传播媒介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西方民主制度、西式价值理念、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等等。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不仅多次引发政权变动的颜色革命，而且还持续性地从精神文化层面潜移默化地实现对目标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的操纵支配，美国通过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侵略战争，建立强大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认同，以塑造自身新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统治。

4.军事帝国主义。借口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断制造地区冲突争端和各种纷争。军事霸权是美国新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与支撑，美国正是凭借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军事帝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态，不仅是因为军事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助推剂，而且还是新帝国主义解决自身内部危机的必然选择，帝国主义资本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危机就必然通过战争来解决。“当美帝国露出原型的时候，它是一个军事上的巨人，一个经济上的搭便车旅客、一个政治上的精神病患者和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幽灵。”[17]

尽管新帝国主义呈现出各种形态，但是新帝国主义形态的实质是传统帝国主义扩展至全球范围内的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程度的双重垄断。一方面，国内垄断资本巨头强力地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以及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把持着关键政治部门;另一方面，超级跨国公司和超级网络平台前所未有地控制着世界经济资源以及掌控着程度不一的他国经济主权。因此全球化、金融化与数字化三重力量合谋形塑的新帝国主义形态就是全球范围之下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形态，新帝国主义完全是因为“它依附于一种其影响可以远远地触及任意一个国家政权的领土边界和政治势力范围之外的广泛的经济霸权，它是一种比任何其他都更加依赖于多元国家体系的帝国主义形式”[18]。

二、新帝国主义的动向

当前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资本过度积累与资本主义固有的消费不足，造成产业空心以及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新帝国主义体系与全球霸权的衰落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标榜代表美国中下阶层利益为口号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更多地撕掉意识形态的伪装，赤裸裸地露出新帝国主义的底色。公开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思维以及祸水东引的居心，采用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战略，直接实行政治敲诈、贸易霸凌、经济战争以及逆全球化的强硬手段，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一）单边主义的政治敲诈

1.直接政治敲诈。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统治阶级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毫无契约精神，屡屡背信弃义，频频极限施压，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敲诈勒索，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敲诈，同为发达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国家也不放过。从墨西哥、加拿大到德国，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球移民协议以及万国邮政联盟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到警告WTO、威胁联合国。美国政府不顾国际舆论谴责，越发肆意妄为。反复无常与极限施压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惯用的政治手段，以求利用自身的超強实力最大限度地获取敲诈利益。当特朗普承认以色列的首都，并威胁切断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时，哈马斯直言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敲诈。政治敲诈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恐吓，恐吓是因为不会采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是以最简单的关税威胁与经济政治恐吓，利用帝国主义的余威威胁对手;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勒索，恐吓的目的是以较小成本敲诈较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优先的政治敲诈表明美国已经无力再维护全球的霸权秩序，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秩序遭到严重削弱，不得已进行战略收缩;同时维护美国帝国体系的霸权成本大幅增加，美国也无力再承担原本的国际责任，因此必须优先考虑维护美国利益。美国以政治敲诈与关税大棒屡屡发难，而非采用军事干涉的方式，也说明了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不再随便发动军事打击，以免陷入战争泥潭进一步拖累美国。

2.隐秘的新帝国主义行径。拜登政府在“美国优先”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以更为隐秘的方式继续延续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行径。拜登上台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美国优先”不仅远未结束，反而层层加码。阿富汗撤军是代表着美国新帝国主义目标的重大失败，也是新帝国主义陷入困境的重要标志。这场花费美国逾1万亿美元、持续20年之久的“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不仅未能产生自由民主的阿富汗，反而留下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美国入侵之下的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重申：美国撤军计划是为了拜登政府可以更好地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中国、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疫情等问题。美国军队从阿富汗的仓皇撤退是美国时代终结的开始，预示着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新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拜登政府甚至为了维护一己私利，置世界民众生命健康于不顾，消极抗疫、防疫不力，为了维护垄断资本集团与统治阶级的私利而利用新冠疫情对美国民众“优胜劣汰”，赤裸裸地展现残酷无情的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3.新冠疫情的工具化与政治化。坚持“美国优先”的拜登政府还将新冠溯源工具化、新冠病毒污名化、新冠疫情政治化，利用新冠疫情向他国攫取政治利益，以新冠疫苗为筹码敲诈勒索，放任新冠病毒打击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气急败坏地操纵国际舆论，企图通过借新冠病毒问题抹黑中国，将新冠疫情与中国挂钩，妄想借机甩锅、嫁祸于人;通过攻击中国转移国内防疫失败、经济衰退与社会撕裂的重重矛盾危机，实则转移视线、掩人耳目;西方国家更妄想以新冠疫情向中国索赔巨额疫情损失，敲诈勒索中国。拜登政府甚至更进一步将“美国优先”的竞争战略聚焦为“中国优先”的打压策略，集中遏制与打压中国的崛起。

4.“美国优先”恶果正在向全世界传递。拜登政府不仅大肆囤积新冠疫苗，是制造疫苗民族主义的最大推手，企图通过疫苗问题牵制他国发展;而且任意而为的经济刺激政策正在伤害全世界，美国为了缓解本国社会危机、刺激经济发展实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却将通货膨胀压力源源不断施加于全世界，不惜以损害全球经济发展、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代价维持美国资本利益与帝国优势。拜登政府以损害他国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为一己私利，置世界人民生命健康与繁荣发展于不顾，让世界各国为美国兜底，全世界人民都在为“美国优先”的新帝国主义买单。

（二）以邻为壑的经济战争

1.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的世界贸易战。特朗普一上台就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针对中美的巨大贸易逆差，开始一场谋划已久的全面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发动的最重要的贸易战战场。作为目前世界经济规模第一与第二的两个国家，美国针对中国发动了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从禁止中国资本与高科技企业进入美国，到对中兴公司的严厉制裁、高额处罚以及改组监管，再到威胁对中国高达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肆意地施展贸易霸凌。同时特朗普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击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打断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美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破坏正常的贸易秩序，处处树立关税壁垒，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阻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还强迫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服务，一心要扭转贸易逆差，完全背叛了自身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撕掉了自身所一直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虚假面目，赤裸裸地展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底色。

2.动用国家机器发动经济战争。美国以发动经济战争的方式彰显经济霸权，不光采用基于市场力量的经济手段，还动用国家机器以国家暴力发动经济战争。《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成为美国发动经济战争、精准打击竞争对手的国家武器。21世纪以来美国利用长臂管辖权对跨国公司以及竞争对手进行处罚，西门子公司贿赂案、三菱日联银行案以及中兴公司案，都遭受美国的高额罚款甚至改造重组。美国甚至动用司法霸权对竞争对手予以陷害，事实上，几十年来，美国凭借帝国主义逻辑与霸权行径，以国家安全与反腐败的借口，利用霸道的《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所设置的“域外管辖权”，通过直接逮捕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高管，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大型跨国公司，迄今为止仅法国企业就已经被迫向美国支付超过13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美国故技重施，同样以帝国主义逻辑针对中国通讯企业中兴公司进行严厉制裁，对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实行逮捕，企图打压中国的5G技术，遏制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美国司法助力经济战争，美国统治集团与垄断企业合谋利用国家机器与国家暴力发动对外国企业的经济战争，直接与间接地为美国企业与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与竞争开路。因此，美国不仅仅依靠霸道的商业竞争、雄厚的商业资本、先进的管理水平与领先的科学技术优势开拓全球市场，更是凭借国家机器与国家暴力敲诈全球企业、打压技术进步与肢解竞争对手，外国企业往往沦为美国垄断资本与统治集团的提款机与牺牲品。

3.经济制裁毫无收敛、变本加厉。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就直言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竞争对手。自拜登上台至今已经对中国发动了三轮大的制裁，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加以制裁，以莫须有的借口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阻止中国科技的弯道超车，继续维持美国正摇摇欲坠的世界科技霸主地位。拜登政府正在从特朗普时代的全面经济战争收缩战线，联合盟友更加精准地聚焦于针对中国的高新科技战，美国正在联合西欧以及日韩盟友“精准打击”中国有可能威胁美国前沿军事与高新科技的技术领域，在半导体机械制造、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高新科技领域以“小院高墙”战略，精准阻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中国科技实力的跃升，发动“高科技冷战”实现针对中国科技的“精准脱钩”。

4.新帝国主义经济战争。新帝国主义还使用另外一种更具隐蔽性、更具破坏性、更有危害性的经济武器，发动新的经济战争。特朗普以及继任者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通货膨胀以及食品创下历史纪录的价格上涨，新一轮的灾难性连锁反应将会席卷全球发展中国家。[19]拜登上台一年以来已经出台了包含疫情纾困计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3.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到达40年来最高点。这种前所未有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不断消耗着美元的信用基础，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20]美国正在利用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发动新帝国主义的经济战争，世界各国遭受美国通货膨胀输入性压力、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以及金融资产掠夺的经济战争，拜登政府实质是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与更难招架的金融战争手段收割全世界。

（三）转嫁矛盾的逆全球化浪潮

1.全球性的社会分裂。从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历经五个世纪发展至今，全球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相互交织缠绕，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也不断地培育反全球化的力量，逆全球化势力始终隐匿于全球化大潮之下。逆全球化并非单一的社会思潮，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为急先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本积累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经济剩余，然而也导致了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与社会再生产危机，从未有过如此庞大与迅速地创造社会财富的规模与速度，也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分化与不公。全球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指数式倍增，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巨大差距鸿沟正在变成全球性的社会分裂。[21]

2.新自由主义与过度金融化。以美國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自身过度金融化、全球化所导致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产业结构“空心化”严重，跨国公司开始实行大量的离岸生产以及服务外包。美国等国的工人阶级遭遇生存状况的恶化与社会福利的下降。里根总统强力地打击工会组织、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大量公共资产毫无阻碍地流向私人腰包。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就将教育、住房、医疗卫生、大学系统等社会福利开支严厉削减，并推动大量诸如铁路、自来水、电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大量剥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普通民众曾经通过斗争争取的社会福利，使得普通民众遭受经济状况恶化与社会福利下降，新自由主义将有关一切社会福利的责任都移还给个人，英美等国家使得普通民众变得更加穷困潦倒。[22]以反全球化、反自由化姿态上台的特朗普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信号，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

3.借助新冠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了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自伤八百、未能如愿以偿，继任的拜登政府一如既往打压遏制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从未远去，美国正在不断重复着历史错误。新冠疫情的持續蔓延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巨大冲突与负面影响，原有的全球分工与协作体系遭受严重打击，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美国甚至一度叫嚣“中美经济脱钩论”。一旦封闭保守的全球化逆潮“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渗透，可能比新冠病毒更加无药可救。新冠疫情成为美国加码逆全球化的契机与借口，美国正企图利用新冠疫情为工具推动逆全球化浪潮的“去中国化”，重塑“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因此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交织使得全球化前所未有地遭遇困境与危机，逆全球化浪潮从未到达如此的高峰。

逆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实施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23]，也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动向。发达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缓解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吸引资本与制造产业回流国内、缓和尖锐阶级矛盾、安抚社会底层群众，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与霸权主义随意践踏国际规则、阻碍全球自由贸易、损害他国利益转嫁本国的社会矛盾，因此逆全球化的实质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本国统治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转嫁社会矛盾、扰乱世界自由贸易的逆流之举。

三、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与衰落

20世纪90年代苏东国家巨变，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福山曾急不可耐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范围内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宣告着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迈入21世纪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几乎扩张至整个星球，到达历史巅峰，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与金融化的时空修复机制获得空间的最大范围扩张与劳动时间的持久再生产，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帝国主义浮现于地平线之上。

（一）新帝国主义是寄生于全球、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更是寄生于全球、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高度金融化既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利刃与支柱，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的弱点与困境。全球金融垄断资本愈加扩张、资本累积程度愈高，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矛盾将会愈加激化，难以持续，最终会引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拥有不受限制的自治逻辑的金融资本一旦迅速膨胀，金融大爆炸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这种失去资本积累过程支撑的金融泡沫的破灭只是时间长短和反复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高度脱离生产过程支撑，金融垄断资本再也无法维持自身资本循环从而导致危机的最明显例证。帝国主义既是延续资本主义生命的一味猛药，也是直接加速资本主义死亡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新帝国主义危机与加快新帝国主义衰落的催化剂。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体系已经开始内部分裂，将会不可持续。这就很明显地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就已经从内部开始衰弱”，“新自由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特殊形态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24]

（二）新帝国主义是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事实表明：英国和美国在面临衰落时，就会转而采取更为直接的帝国主义方式。[25]新帝国主义正在走向自身的衰落。新帝国主义是当今资本主义步入最新发展阶段的统治秩序与存在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汹涌浪潮促进了资本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借助于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与数字信息化的三重叠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源源不断地攫取世界劳动人民生产的剩余价值，积累了天量的垄断利润与霸权收益，新帝国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显著特征。21世纪初新帝国主义扩张到极致到达自身的巅峰。然而新帝国主义愈加扩张膨胀，愈加暴露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就愈加接近自身的历史终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新帝国主义危机的集中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新帝国主义开始走向自身的衰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依靠强大实力实现了金融垄断资本高度脱离实体生产、深度控制全球实体经济，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到达极致，金融资本形成对于社会生产的统治地位。然而新帝国主义导致的全球财富两极分化的恶果严重影响了全球再生产体系循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过度积累与消费不足的严重危机再也无法通过新的空间扩张与更长的时间延迟实现资本的顺畅循环，资本循环链条几近崩断、愈加难以修复。因此当前新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已经力不从心，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总体性危机泥潭无法自拔，新帝国主义系统性矛盾集中爆发，引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面内爆趋势。新帝国主义正在逼近自身的历史限度。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最后的前提，它最终将会以克服资本主义而告终。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对世界经济格局、国际政治局势与全球安全形势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重重危机，经济增长乏力，民粹浪潮汹涌，社会矛盾激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纷争不断;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秩序完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局面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传统守成大国的强权政治与霸道行径更趋激烈频繁，国际关系紧张对立趋势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大变局。”[26]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变数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与衰落，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新帝国主义霸权再难维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也无不表征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内爆。

2.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7]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至今，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与内在缺陷完全暴露，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直言：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失效。世界将会走向何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正在呼唤开启人类新的历史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冷战思维的交织所带来的战乱丛生、政治动荡与社会失序的威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面对蠢蠢欲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和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奉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包容发展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共建发展成果世界人民共享、人类社会共同繁荣的世界。面对西方向全世界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以改造他国的文化霸权，倡导文明平等尊重、包容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平等尊重取代文明优越，以文明融合取代文明冲突，共建开放包容、文明交融、丰富多彩的世界。

3.携手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身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不仅始终同国际社会展开交流合作，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团结国际社会合作抗疫，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结构变革，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大变革，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不仅积极反对逆全球化浪潮，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合作应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向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还努力承担大国责任、彰显大国担当，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自身力量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繁荣发展。中国还坚持全球和平发展、世界和谐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世界文明的和谐发展，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多样文明，倡导世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和谐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新理念、开放包容发展市场新理念、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竞争新理念，中国正站在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口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汇聚世界安定和谐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着眼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与共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团结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困境，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新型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人类携手应对全球重大公共危机，凝聚国际合力佑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引领全球化发展新启航与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和更加光明美好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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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DZJ011）

作者简介：周文（1966—），重庆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肖玉飞（1992—），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