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悦

摘 要：清末，在危急的局势下，清廷讳疾忌医、堵塞言论的作为令京师文人们一次次失望。对时局持悲观态度的他們同气相求，慈仁寺访松，花之寺赏花，同游陶然亭、法源寺赏丁香……其中林纾作为志图者几乎皆有参与。林纾1911年作的《花之寺图卷》以偶然的机会得以重现，通过这张林纾所绘的雅集图，再读同游文人的诗句，得以了解在特殊局势下京师文人们复杂的心态。

关键词：辛亥诗社；林纾；清末；文人雅集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帝都的帷幕自此落下，曾经的文人才子、忠英名士，于沧海桑田之间皆成掌故。在清末的这段时间里，陈衍与陈宝琛、郑孝胥、林纾、胡思敬等人结辛亥诗社聚集于古刹庙宇[1]，他们中有身居庙堂的文官，有入仕不得的文人，但都以诗会友，把酒纵欢，如旧朝隐者会聚于远离烟火世俗之境。温肃在《温文节公年谱》中也有记载言：“会必有诗，畏庐为图。”自此可知，诗社每每雅集，林纾皆绘图纪念。他们吊古吟诗，饮酒作画，恍若置身于桃花源，不过从《国风报》《文苑》栏中刊登的诗作来看，雅集之地并无“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动人景致。清末之际，这些名胜之地大多荒废，同为诗社的参与者胡思敬也记言：“凡前朝遗迹荒烟蔓草人际不到之区，吟眺搜访殆遍。”不仅在诗词文献中有此记载，林纾存世的《花之寺图卷》也能让人感受到这种荒寂而又自洽的氛围。

一、亦真亦幻花之寺

浮生若梦，世事无常。上有庄周梦蝶不知是真是幻，一代风流才子唐寅也自号六如居士，罗聘尝梦入花之寺，梦醒之后仍念念不忘，自称花之寺僧。宾谷玩笑似的为三官庙题榜名“花之寺”以调侃罗聘，自此之后三官庙渐渐失去了真正的名字，逐渐地被“花之寺”之称取代，成为京城文人雅士雅集慕名而往之地。

他们所游的并非真花之寺，乃是曾燠戏题的假寺罢了。旧时京师花事常言花之寺海棠妙绝，曾经也留下了“卖花声里，春事翩跹”的佳传。二月十五正逢花朝，辛亥诗社三聚欲往花之寺赏海棠，所见却是瘦僧残庙“万题剥蚀”，寺中寂寥“空余穗帐萦蟏蛸”，与其传闻之名可谓是大相径庭，不免让人顿生失落之意。近代京派作家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便描绘了主人公对花之寺之约从期待到怅然最后释怀的情绪……这种复杂的情绪与辛亥诗社同游花之寺的感受不谋而合。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熠熠生辉，文人雅士沉醉于戏曲，且在筵堂或在书斋之外有一处角落看台上人演绎人生百态，戏曲的美正是这般亦真亦假。明代戏曲大家汤显祖一曲《牡丹亭》令人感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在曲词中感叹“何必为真”，众人皆醉又何必独醒？于是这种追求非理性的美一直延续到清末。张謇在剧场台也曾留下对联：“真者犹假，假何必非真……”辛亥诗社中不仅罗瘿公是戏曲大师，陈衍、陈宝琛与林纾等人也喜好戏曲。光绪二十二年（1896），林纾曾根据唐人所做《无双传》改编《上金台》，引陈宝琛、陈衍、林绍年等观赏，乃至轰动福州城。至今，亦真亦幻的花之寺一直吸引着学者去考究，可对于清末这群偏爱荒废庙宇的文人雅士来说，真亦好，假也罢，一切的名誉诋毁都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在花之寺雅集的前一年，也就是宣统二年（1910），林纾结交数年的好友高凤岐之弟高而谦外放云南去做官，林纾慨叹：“今日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此时林纾对待时政的希望与理想已然破灭，乃至在晚年还固执且极端地谒陵11次，却换来故人一句“窃效亭林”的讥笑。林纾从再三地写信自辩到最后无可奈何地慨叹：“谓我好名，听之；谓我伪，听之。”晚年林纾鬻画之际也自嘲道“笑骂由他耳半聋”。

二、《花之寺图卷》的枯木

据载在正月初一这天，温肃召集辛亥诗社众人来慈仁寺举行雅集，林纾也为此次雅集作画，可惜这幅画作已不得见。所幸的是，罗瘿公在《花之寺图卷》上题诗写道：“林髯善诗更善画，画松画出松间涛。”在花之寺中并没有文献记载到松树，其余同行者也没有写到“松”，我们按照《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的时间线可以猜测，此时林纾已然将慈仁寺雅集的图卷完成。慈仁寺以其元代所植的两棵松树而闻名，几乎云集之人所写的诗都有“访松”和“看松”的字眼，如此，在慈仁寺雅集之中，吟诗与作画的主题是“松”。而在辛亥花朝节这日云集花之寺的这群文人，大抵是慕名来赏海棠。

花之寺的中殿前有两株据说已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海棠，高及屋顶，每逢花朝春意盎然，因此不乏文人来花之寺赏花。我们从《文苑》的诗集中也可得知辛亥诗社花朝前往正是相约赏花，可惜来时海棠未开，林纾在《花之寺图卷》题识曰：“辛亥百花生日瘿公先生集同人游花之寺，海棠未开，景物黯然。”所绘图卷中也表现了“花朝无一花”的景象。林纾在画面中以枯树来表现一种沧桑与故旧之情，但是它们又如此地有生命力——于无人问津之地，在石缝之中延展至寺庙之外，虽然它们看上去毫无生意，但是却不能被认为是全无“生理”的。就像文人不爱嫣然的牡丹，独独偏爱那独居一隅的菊，抑或是墙角的数枝梅，因此王维常画辋川之雪、雪中芭蕉，东坡亦绘枯木怪石……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灿烂与辉煌都是微不足道且短暂的，生生不息的美并不在这片刻的茂盛，而是在萧衰或是死亡之后仍然能复苏。

关于林纾画松，罗瘿公在《慈仁寺访松，谒顾先生祠，同诸公作》中也同样称赞道：“林髯十指有松气，胸中一幅参天黛。”我们可从这张《花之寺图卷》中感受到林纾笔下树木看似枯败却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作为中国传统一派的文人画家，林纾传统的文化修养也让这张作品渗透出高雅的情趣。花之寺虽荒废许久，但是附着于它本身的历代文人典故与内在的文化精神，并不会随时间湮灭。花之寺既有曾经辉煌的昔日过往，也有断壁残垣的现状来勾起“易逝”之思：辛亥诗社云集废庙作诗，多出于怀古之情。他们在《国风报》刊登的诗集无不是缅怀过去、感伤韶华，由此可见，花之寺完美符合这些“旧时代”文人对于“理想废墟”的期待——他们于诗中叹惋“空无”，却又以这种“空无”符合远离世俗而愉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花之寺图卷》中看到，只见庙中辛亥诗社正两三为组吟诗洽谈，欣赏四周之景。

巫鸿研究发现，中国绘画即使是描绘残垣断壁的建筑，也并不会去刻意表现其破败景象。林纾在描绘这次雅集的花之寺时也选择以大面积的空白来表现“寂”——画面远处是连绵不绝的青山与绿水，近处是一片丰茂的芦苇荡和空荡荡的耕壟，这里正是远离市井的荒远之地。画面的聚焦处位于右下角，正所谓“心远地自偏”，从林纾的画中，我们看到传统画家“画是无声诗”般的意境，也看到这位一直有争议的传统文人身上的矛盾点——他以石谷之法作解索皴描绘远山与怪石，画中的点景人物给人以远离世俗、自得其乐的景象。

林纾在1922年所作的《画间桃源图》中留下“世上桃源何处是，避兵含住画图间”的题跋，他一直都知道世上并无桃源，就如同他晚年时候明知清廷摇摇欲坠，却仍以文人之心感怀历史，满怀热忱之心去拥护早已如凋零秋叶般的故国故君。尽管他七次赴京会考失意，也与遗老之称不太相称，但还是高呼：“一日不死，一日不忘清。”

三、花之寺雅集背后的应酬与依托

辛亥诗社众人二月十五日游花之寺、三月二十七日极乐寺、四月二日崇效寺以及四月九日法源寺皆是城南寺庙，正所谓“掌故多属于僧窗”，城南之寺历代名咏颇丰，某种意义上也符合吊古之情。他们曾去慈仁寺访松，其中罗瘿公在诗中写道“慈仁双松不得见”却还是“摩挲便作唐物看”。现实生活中他们无力去把握动荡的时局，而作为诗人却可以在自己营造的精神世界里，暂时忘却逐渐被瓦解的旧政教体系。在这种时局之下，他们宁做“负苓者”，将一腔闲情雅趣投注到吟诗作画之中。于是聚集于此的“雅士”大多远离朝政，自觉脱俗绝尘，他们于嘈杂的俗世中觅寻荒僻庙宇，来谋得声气相求。此外，对于林纾而言，作为雅集中画图以纪的人物，辛亥诗社的雅集几乎皆参与作画，这无疑也为他找到了之后于云谲波诡的时局中安身立命的依托与资源。

“雅集”一词的重点并非是“雅”而重在“集”，因为代表着精英文化的这些士人是雅集的灵魂所在。“次年辛亥，石遗招陈伯潜、郑苏龛、林畏庐入社，皆福建人也；刚父招温毅夫、潘若海入社，皆广东人也。”这群文人雅士迁居北京供职，因此经历与思乡情感或有共通之处。林纾早期生活也不平稳，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走出闽地，从此寓居京城二十四年，直至病逝，可以说寓居京城是林纾中晚年进行文学绘画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与京城闻名的这些文人交流甚密，对其诗词与绘画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辛亥诗社中最年长者陈宝琛。

陈宝琛直至宣统元年（1909）才重来京城任职，与同乡挚友林纾在此段时期更是交流密切，他曾写下“身名于我曾何与，心迹微君孰与传”赠予林纾，林纾也常以书画与之。众人皆晓沧趣老人一生爱松画松，而就在陈宝琛回京的这一年，林纾作《沧趣楼校诗图》为其祝寿，画中之松用笔细腻，将沧趣老人置身于一片松树之中，是难得的画松佳作。此后幸得陈宝琛引荐，林纾可以览阅内府名画。林纾不仅在与友人的信笺中写道“本日为太保招看石谷长卷，适甚”，此外在个人的画论及作品的题跋中也可见陈太保对林纾的关照。如宣统二年（1910）林纾作《仿吴历万山叠嶂图》，在题识中我们得知陈太保将内府中“片缣零素”的吴历真迹假借示之，使得林纾“颇自幸眼福之厚”[2]，这无疑对他仿古山水的创作以及绘画艺术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林纾通过陈宝琛的引荐得以会见溥仪，并与废帝也有一段“书画往来”的经历，这不仅让林纾“遗老”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肯定，也体现了他愈演愈烈的遗老情绪。

此外与林纾同年中举的陈衍和郑孝胥，以及赞美林纾画艺的罗瘿公都是他寓居京城时期难能可贵的友人。在此之后的十余年里，林纾专注于鬻画于京，“遗老”的身份不仅给他带来了文化资本，也带来了一定的物质资源，因此在当时林纾的润格虽高于一般书画名家，但仍“画债山积，索者盈门”，他的书斋也因此被友人陈衍戏称为“造币厂”。

四、结 语

花之寺雅集早已成为过往，于诗于画，我们尽力地想通过一切历史遗痕，去深入了解这群清末民初文人矛盾的情感与精神世界。雅集过后犹如梦醒，一个脆弱的精神空间终究难以庇护这群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的雅士，于是当罗瘿公在来年海棠节之后重游花之寺，只能写诗慨叹“词流分散后，掌故向谁论”。宣统三年（1911）胡思敬辞官离京，诗社的活动也逐渐停歇，曾同游花之寺的友人留京无几。百年之后，物是人非，花之寺仍在，诗画也仍流传，而他们也最终成为花之寺难以磨灭的掌故。

（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萌芽.都下雅集：陈衍等宋诗派成员清末在京师的文学活动[J].中山学刊，2008（3）.

[2] 鲁伟.近现代书画精品集（二）[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