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祥，解 曦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地区因受恶劣自然环境和落后生活习惯的影响，地方病、传染病等一些疾病频繁发生。另外，由于有限的医疗资源以及民众落后的观念使得巫医、庸医泛滥，而他们缺乏专业的救治知识，因此治死病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善边区民众的治病求医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医疗条件极度有限的情况下，积极团结边区名医，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支援抗战。在抗战的现实需要下，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式，国医研究会则在此过程中演变整合为中西医研究会等其他医药卫生团体。本文依托上世纪四十年代红色报刊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等一手历史文献，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兴衰为历史线索，深度梳理边区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历史内在理路，勾勒出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西医合作事业发展脉络。

一、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方针确立的历史背景

（一）边区医药卫生团体相继成立为国医研究会的产生奠定基础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封锁，边区对外货物流通几乎停止。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方面则还规定除了消费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棉花等都禁止运入边区。[1]42在此背景下，边区原本有限的医疗资源则更难以保障民众的需求。因此，为了缓解陕甘宁边区医疗紧张的局面，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于1939年1月31日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法案。同年在12月1日，毛泽东也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党政军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以推进革命工作的发展。随后，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则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决定发动群众中实行卫生教育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研究中医学，开办中医培训班等[2]80。1941年5月1日，《新华日报》头版也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容则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学设备，欢迎医务人材，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3]这就为提高边区医药卫生条件、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而且，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全国形成了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踊跃参军的局面，他们不但在临床医务工作方面给予了边区政府很大的帮助，而且在医疗实施方面也为边区的医药卫生建设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4]

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鼓励下，众的多医药卫生团体纷纷成立，笔者通过对《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对1938-1945年间成立的团体进行了汇总（见表1）。由表1 可知，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批以团结卫生干部和改善边区医药条件为宗旨的医药卫生团体。例如：卫生人员俱乐部即是“为团结全延卫生干部增进工作关系互相研究、互相发展起见”[5]1939年7月，边区民政厅为弥补抗战时期西药不足，充分利用当地中医药资源，以“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中药西药化，以及解决西药品困难，开展边区医药事业”，委托李常春筹办保健药社，并于一年后在延安成立保健药社总社，为国医研究会成立和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表1 所展现的卫生团体有较为鲜明的特征：第一，1944年之前成立的卫生团体中西医之间分化较为明显，西医在党政军卫生机构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第二，1944年之后成立的卫生团体多为“中西医研究会”，两者逐渐开展合作，共同推进边区卫生事业向前发展。这既是卫生团体成立的特征，又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国医研究会则是在此环境下成立、发展与解散。

表1 1938-1945年陕甘宁边区成立的医药卫生团体统计表

（二）边区国医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

国医研究会作为边区首个中医学术团体，起到了缓解边区医疗紧张的作用。国医研究会秉承“国医科学化”的理念，在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与西医在医学实践过程中逐渐消除偏见进行合作。

1.为使“国医科学化”而成立

为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科学，吸引科研人才，科学之风浸染边区的每个角落，无数科学团体纷纷成立，处于重要地位的传统医学同样需要科学的支持，国医研究会应运而生，并以“国医科学化”为自身发展方向。

1940年3月1日，民政厅成立卫生处用以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并通过了卫生委员会提出组织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计划。[7]56同年6月10日至29日，国医代表大会由民政厅与卫生处联合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并提出成立国医研究会，以求中医中药向着科学化方向发展，以便加强中西医之间的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8]边区卫生处处长欧阳竞认为，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中医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国医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也希望全国医界能够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时期和医药紧张的现实状况下团结起来，把国医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9]6月29日，国医代表大会闭幕并决定成立国医研究会，选举马鸿章为首任会长，将会址设在延安南关，会议通过了《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和《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至此，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民间中医团体成立，边区中医有了医术交流的平台。

2.逐步完善组织机构，确定工作计划

国医研究会成立以后，便在边区发挥着传统医学支援抗战的独特作用，边区政府也对研究会给予了相应的政策支持。为了更好地团结边区的医药卫生工作者，加强各医药团体的联系，促进边区医疗条件的进步，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于1941年9月1日成立。这是当时延安最高的医药学术团体组织，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选举林伯渠为会长，金茂岳为副会长，傅连暲、马海德等人为干事，国医研究会则成为了边区医药学会的下属学术团体。

1941年9月10日—13日，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加强中西医团结、国医科学化、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一系列问题。[10]会员代表们纷纷拿出来自己的“祖传秘方”相互交流。研究会推举李常春为会长，阎劲荣为副会长，毕光斗、粱金生等11人为常委。为了表示对传统医学的支持，边区政府于16日公布民政厅所呈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此草案的公布在法律层面上保护了医药工作者的权益，并规定了医药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之待遇，其家庭生活按抗日军人家属相待。[11]126

20世纪30年代末，边区政府面对流行病肆虐的现象不断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例如，1938年4月，《新中华报》为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开辟防疫专栏；1940年5月，延安市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在同年6月，边区政府成立卫生处等。在此背景下，国医研究会在1941年11月召开常委会议，并制定了1942年的工作计划：将宣传防疫工作列入次年工作的重点部分，预计第二年在农村全面施种牛痘，成立研究室，收集边区人民生活习惯材料及病症研究……组织国医门诊部，便利人民遇疾急救，邀请在延安的著名国医轮流诊治等一系列防疫措施。[12]

1942年，毕光斗则担任国医研究会会长，李常春任副会长，研究会确立改造国医、筹建中医院、培养国医干部等计划，并且聘请边区副主席李鼎铭为国医研究会的名誉主任等一系列方针，以确保国医研究会工作的顺利推行和开展。[13]到1943年，在边区仍然存在着二流子医生、巫医横行乡里和缺乏中医人才等众多社会问题。社会上出现“奖励中医，几十里路的中间必须开药店，如私人不开设药店，公家必须设法或帮助私人开设药店”[14]的呼声，同时重新选举后的国医研究会执委会也决定，整顿国医，改正缺点，尽力参加边区卫生事业的建立，以推进国医走向科学化的道路。研究会认为：只有医院的建立，才能使中医逐步走上科学化发展的道路，只有中医院，才能在实践中培养出新的国医干部，也只有中医院，才能为更多的军民解决困难。[15]290为此，国医研究会执委会讨论通过了《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和《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以期提高国医的质量。

二、国医研究会的解散及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

1945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报纸和政府文件中不再出现国医研究会的身影，中西医结合发展的积极成效在边区治理中展现出来，于是“中西医研究会”等相关文字则成为新闻热点词汇，根据现有资料进行大概推测，国医研究会正是在中西医结合方针确立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国医研究会消失的原因也是中西医结合方针确立的原因。笔者通过对各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一）国医研究会存在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问题

虽然国医研究会的成立，为边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研究会内部依然存在教条、守旧等问题，这也是它被其他团体代替的重要原因之一。

陕北名医李鼎铭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严厉批评“国医研究会名目虽在，但无实际作用，其原因在于研究方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针对着实际发生的病态，研究各种病理、医理和药理，特别是治疗方法的讨论和钻研更加缺乏，故成绩很差，今后应立即转变。”[16]他认为国医研究会会员应当一边治病救人，一边研究，开办国医培训班，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反对摆架子、守秘方的旧风气等。

针对中医存在的问题，李鼎铭提出改良中医的三条措施：“1.整理庞杂的医书，研究过去历史经验，而加以适当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2.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取西医的护士制度。3.研究和提炼中药，炮制各种特效的丸、散、青、丹，以提高国医的功效。”[16]

（二）中西医合作是贯彻文教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国医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在边区社会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另一种认为西医止于皮毛，只有中医才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此鄙视西医，而独尊中医。[17]241这两种观点是从晚清便开始的中西医之争的缩影，然而在缺医少药的抗战年代，陕甘宁边区更是出现了一边使用中医药治病救人，一边否定中医理论的混乱现象。而且边区医院几乎完全掌握在西医手中，中医则缺乏医疗场所和医学人才，医药发展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边区医药卫生工作的展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针对中西医合作存在的矛盾指出：在传染病肆意传播的情况下，中西医应当保持统一战线，因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这两种医生要团结一致，合作起来。[18]154李鼎铭始终坚持中西医合作的理念，但他也深知要使双方能够合作共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只有消除隔阂、诚信合作才能完成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他还倡导中西医工作者应当各献所长，遇到病症时，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相互合作，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的讲出来。[16]

为了加强中西医的相互合作，1944年7月，大型卫生展览会在延安举行，着重展示“中西医合作”的内容。在展览会上，12位国医研究会中的名家免费为群众诊疗。如果遇到疑难杂症，中西医则互相讨论，并且互相推荐病人。另外，文教会议也于10月31日和11月1日专门组织了中、西、兽医座谈会，讨论中西医合作的问题。李富春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与改造中医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在中西医不断结合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这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15]297

（三）中西医合作解决边区巫神、疫情问题取得良好成效

边区医药卫生问题不仅面临着缺医少药的状况，而且存在巫神和庸医盛行、疫情难以治理等严重威胁着边区百姓的生命健康问题。中西医结合的效果在开展打击巫神和治理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1.在合作中打击巫神

巫神大多是具有一点中医知识的庸医或者专为骗取钱财的“二流子”，他们在边区医疗水平缺乏、百姓教育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招摇撞骗，耽误病患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诊治而导致死亡。为处理边区巫神问题，中西医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在百姓中宣传医学的科学性并对巫神、庸医进行改造。

一是向群众宣传正确的医学知识。想要根除巫神在陕北百姓中的影响，首先要向群众宣传巫神的封建性和医学的科学性。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的社论，指出：中西医工作者应当和中小学教员等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巫神。同时强调中西医虽然在病理、诊断、疗法等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两者都只利于病人之生，不利于病人之死，这是医生与巫神的根本的重大的区别，所以应当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与巫神作斗争。[19]例如，崔岳瑞因在青年时期亲眼目睹亲人被巫神治病而亡，开始学习中医。学有所成后，在各地行医的同时向群众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崔岳瑞在定边县揭露巫神、反对迷信的故事经《解放日报》的多次报道，成为反对巫神的典型事迹，在边区文教者大会上获得肯定和赞扬。虽然崔岳瑞的反巫神工作主要是体现在与中医的关系上，但是他的事迹有利于开展反对巫神的活动，为中西医合作反对巫神奠定基础。

二是对巫神、庸医进行改造。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应当是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从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20]1012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思想和政策上对巫神进行改造①，而且鼓励中西医担当起对巫神的改造任务，有中西医的地方“都能利用会议的办法，来经常研究讨论，甚至可能研究如何通力合作，来进行卫生运动或反巫神的斗争等。”[21]例如，延县县长徐天培率领二十多名中医和三十多位已坦白的巫神参观卫生展览。在展览会上中西医之间相互学习、交换意见，中医代表张振华表达了向西医学习，推动边区医药卫生水平和帮助巫神们思想进步的共同愿望，而且通过参观和交流，巫神们“都感到自己坦白后的光荣”。[22]

2.在合作中治理疫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鼠疫、霍乱、天花等常见疾病严重威胁着边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而此时中西医的合作治疗，成功治理延安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区爆发的传染病。1944年春，延安川口区死亡一百零四人，其中有六十六名为妇女；柳林区的病势最为严重，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十四人，全区共死亡二百二十九人，金盆地区同样也有一百一十人得病而死。[23]因此，边区政府则采取紧急对策：首先向疫情地区派出流动的医疗队，划区治疗。其次，进行防疫动员，开展大扫除、挖厕所、灭虱子等清洁活动。最后边区各医院增设床位，制造药品，治病救人。边区政府使用西医防控疫情的同时，也发挥了中医在传染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中医们经过对病情的研究，制定有效的中药方案，在川口区三乡取得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百分之八十（六十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的病人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成绩。[24]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三边分区首先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开始打破门户之见，加强合作，在治理病情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三边分区的成功实践下，各地中西医研究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见表1）。1945年3月13日，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号召，[25]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大会选举李鼎铭为会长，刘景范为副会长，并且聘请傅莱、米勒、方禹镛等国际友人为顾问。中西医研究会多次组织医疗队，下乡调研和治疗患者。①随着陕甘宁边区各地中西医研究会的纷纷成立，国医研究会在“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浪潮中逐渐消失。

（四）外籍医生致力于中西结合，共同提升边区医疗水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国际友人满怀强烈的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精神来到陕甘宁边区。外籍医生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医疗条件有限的陕甘宁边区全力的治病救人，手术刀成为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武器，他们不仅对中国军民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而且为边区带来了先进的医学知识，大大推动了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

外籍医生在抵达边区之后，不仅帮助边区政府完善了医疗卫生机构，而且提出将治病救人和培养医药人才作为边区医药卫生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时，为了适应抗战的需求，外籍医生马海德则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在中央军委的帮助下，在八路军医院的基础之上同时建立了8所中心医院和24 所分院。其次，为培养医药人才，马海德医生也特别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并将自己珍藏的医学书籍分享给医务人员。在当时边区缺少医药的情况下，马海德医生还坚持认真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他经常向中医大夫请教，学习针灸、诊脉等中医医术。另外，外籍医生傅莱同样在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在边区制成了中国第一剂国产青霉素，并在中西医药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试制青霉素成功的经验。[26]

随着外籍医学知识分子的涌入，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卫生理念。分科制度、较为先进的医疗器械、科学化的消毒措施等使得边区的医疗水平大幅度高，使得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结语

纵观整个国医研究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从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成立到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的历史性转变，是边区政府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举措。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很好体现了边区政府将传统与创新进行历史性衔接，是边区政府整合边区医疗资源、医疗人才，以及不同医疗理念的具体体现。

虽然中西医之间在病理和疗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两者的宗旨和使命就是医治边区军民，服务边区人民。我们要以发展辩证的眼光来考量中西医合作的方针。例如，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是国医科学化的具体表现，国医研究会的“消失”也是其自身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陕甘宁边区确立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一方面，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中西医并用”的传统，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缓解边区的医药紧张；另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合作提供历史借鉴。

时隔半个世纪后，再来回顾半个世纪以前中西医学合作交流的潮流，正如张伯礼院士谈及中西医合作时，所说：“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落后在技术。将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发挥其优势作用，创造出原创性成果。”[27]中西医结合的浪潮不仅是抗战的现实需要，而且是传统中医不断自我完善，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发展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