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青

1988年，在《淄博日报》当摄影记者的焦波拍了一个专题：一个山村极为缺水，老百姓抱着被子在泉边睡觉等水。因为他的报道，有关部门给这个村打了口井。一位80岁的老太太感激地对他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农民在土里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说出这句话的就是焦波。如今焦波已过花甲之年，他花了整整30年拍《俺爹俺娘》，用10年时间记录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从2012年起，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乡村，陆续拍出了《乡村里的中国》《淘宝村》《出山记》等多部纪录片，为脱贫攻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在“焦波光影研讨会”上，主持人敬一丹说：“若干年后，人们会说‘幸好有焦波。因为有了他，才有了那些来自土地、来自底层的真实记录。”

“俺爹是木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拉大锯，学了几天就烦了。他告诉我，大锯要一锯一锯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只要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干啥都能成功。”1974年，有人送给焦波一台德国相机，于是他第一次给爹娘拍了照。这一拍就是30年，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记录了爹娘的日常起居、喜怒哀乐，也记录了乡村里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很多人问焦波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他说：“动机很简单，看到一天天变老的爹娘，舍不得他们走，只有用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我的活生生的爹娘。”

在娘86岁生日那天，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在开幕前，娘突然病倒了，但她瞒着焦波出院，打着吊瓶坐火车到了北京，用在家里磨好的剪刀，为这场影展剪了彩。这场特殊的展览，被媒体誉为“唯一让人落泪的影展”。有位青年留言说：“焦老师，我是在您母亲相片前哭了三次的大连小伙子，现在我已经买好了回大连的机票去看老人。”影展结束，白岩松来到焦波家采访老人。焦波后来说：“我说我也想拿摄像机拍俺爹俺娘，他提醒我赶紧拍，再不拍就没了。”焦波赶紧买了DV机，留下了爹娘最后几年珍贵的影像。“娘90岁大寿那天，爹搂着娘拍了最后一张合影，他们把最光彩的时刻都留在了照片里。”爹娘去世后，央视以焦波拍的600多小时的录像为资料，完成了一部24集的纪实连续剧《俺爹俺娘》。

爹娘走了，焦波仍然把镜头对准乡村。2012年元旦，焦波接了时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一个“命题作文”：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从来没拍过电影的焦波，凭着与生俱来的那股倔强劲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

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请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是不可能的。最终，焦波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为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是他从汶川大地震的孤儿中收的小徒弟。这个零经验的团队，靠着“坚持”这个笨办法，在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一住就是一年多。村里有167户人家，村民亲切地称他们是“第168户”。正是这种朝夕相处的拍摄方式，让镜头里的乡村无比真实，村民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争吵扭打，都在镜头前真诚地呈现出来。这部影片不仅在第二年获得华表奖，还成为网友们公认的“了解中国农村必看的纪录片”。

“很多人都问我，怎么能让村民不介意摄像机，掏心窝子地跟你说话？我说，我长得就像个农民啊。”即便在北京工作多年，焦波仍改不了啃煎饼卷大葱的习惯，每回到村里拍摄，他总会拉着大爷大娘的手嘘寒问暖。他告诫团队里的小伙伴：“不要说行话，要说人话，做人事。”这么多年来，焦波的拍摄不但从没有受到过任何阻挠，还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杓峪村唯一的“文化人”杜深忠，是《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之一。他对焦波说，自己一生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间阳光小屋，能够坐在阳光下看书写字，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个字。纪录片播出后，杓峪村的知名度高了，苹果好卖了，杜深忠也火了一把，成了当地的名人，还盖起了新房，真的圆了梦。“人需要吃饭是吧，他得活着;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这是杜深忠在片中的金句。在焦波的镜头下，中国的农民不全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有老杜这样的“明白人”。

2018年，焦波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记录山里人如何变成城里人的故事。让焦波没有想到的是，拍完这部电影，片中的的主角覃猛居然成了自己团队的一员。“这个小伙子18岁就出去打工了，特别热情阳光，平时就喜欢拍小视频，他用手机拍的素材，比我们拍的还要生动。他从小日子特别穷，和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但这孩子很有想法，对人生有追求，还特别好学。”电影拍完后，覃猛就跟着焦波团队学习摄影，不到半年时间，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

2020年，焦波带着覃猛翻山越岭，来到怒江州兰坪县的大山深处。在海拔3000多米的老窝村民组，傈僳族村民的生活很原生态。“随着他们的搬迁，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会消失，我们的记录将会具有史料和人类学的价值。”但拍摄条件的恶劣，也是焦波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他们住在村里唯一一间石头垒起的房子里，在當时，这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屋子了。因为道路还未修通，所有的设备只能靠他们背上山。山里空气稀薄再加上高寒，本就有肺病的焦波整个夏天都不敢脱羽绒服。“弄不好我就命丧老窝山了。”焦波事后说。在拍摄《老窝》的过程中，焦波不仅记录了村民们新生活的重建，更记录了村民们心灵和思维模式的重建。“这才是脱贫攻坚中最重要的，既要搬得出，还得能致富。”

五年时间，焦波考察走访了五六十个村庄，见证了贫困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作为一个纪录片人，这时候如果不把镜头对准乡村，就是一种失职。“乡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艺术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的镜头将始终对准最可敬、最可爱的农民。”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