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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君主同堂时

2022-05-25虞云国

领导文萃 2022年10期
关键词:同堂宋孝宗太上皇

虞云国

除了宫廷政变与改朝换代,一般说来,专制君主是终身不下岗的,但偶尔也有老皇帝生前交班的特例。由于权位是让渡的,儿皇就尊父皇为太上皇,于是便出现了两代君主同堂的局面。这类太上皇,仅南宋就延续了三代,依次是宋高宗、宋孝宗与宋光宗。篇幅限制,这里主要说说宋高宗与宋孝宗两代同堂的那些事。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下,在强大压力下,宋高宗不得不宣布将亲赴前线督战。作为皇储的赵玮得知战报,不胜义愤,主动请缨,愿意率师出征,为王前驱。正告病假的王府教授史浩听说此事,急忙赶到王府告诫道:“太子不可将兵,这是古来惯例。”赵玮毕竟缺乏做皇储的政治经验,他不知道,请缨出征正犯了抢班夺位威逼君上的大忌,闹得不好还可能遭到废黜。史浩立马代为起草了悔过疏。高宗御览赵玮的第一封奏疏,正在疑怒之际,忽又收到他“痛自悔过”的第二封上书,改请扈从警跸,以尽忠臣孝子之道,这才略释疑怒。

岁末,确信金主亮已在内乱中被杀,宋高宗这才象征性地北上,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随驾过程中,赵玮也学了乖,步步踩在臣子之道的点子上。他一路骑马伴随着父皇,哪怕雨雪打湿了朝服,也全然不顾,一副恭敬样,还亲自悉心安排父皇的饮食起居。皇子这番亮相,赢得群臣一片赞誉声。

宋高宗察觉了朝臣内心的微妙动向,金军的毁约更让他的苟安政策丢尽了脸面。次年年初返回临安不久,他就下诏宣布禅位,赵玮被正式立为皇太子,改名赵眘。赵眘的皇储之路居然艰难地走了三十年,交班这才定局。高宗这年才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他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一决策:让一个听命于己的继承人替代自己处理朝政,自个儿既省得政事烦心,又能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这样,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明智之策。

新皇帝宋孝宗尊宋高宗为太上皇,上尊号“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光尧”无非颂扬其禅让之德,比尧传位给舜还要伟大光辉。在评价上给足面子,还祝太上皇长寿伟大,新君在政治经验上大有长进。在立皇太子的仪式上,宋高宗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他选择孝宗,适时禅位,就是指望接班人知恩图报,为他“掩覆失德”。

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当上了太上皇,要的无非两大特权:一是物质待遇上巧取豪夺挥霍享受的特权,一是大计方针上干预朝政左右大局的特权。南宋第一代太上皇也不例外。

先说前者。太上皇退居的德寿宫,由秦桧旧邸改建而成,因在大内之北,时称北内。孝宗为他引西湖之水入德寿宫,营造出人间胜景,供其养尊处优。太上皇每月仅零花钱就有四万贯(相当于朝廷大臣中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五千匹是最常规的数码。有一次,宋孝宗为上寿酒配一根寿星通犀带,就花了十万贯。一次酒醉中,宋孝宗随口许诺另献二十万贯,事后不复忆起。太上皇却惦记着这笔外快,在太上皇后前一再提及,太上皇后便用私房钱以儿皇的名义代为献进。宋孝宗知道后,为讨太上皇帝与太上皇后的欢心,反正不用他自个儿掏钱,翻个倍再献四十万贯。

不过,太上皇实在贪得无厌,竟指使贴身宦官开设酒库,私自酿造德寿宫御酒。有位谏官上朝直奏:北内有私酤,完全无视国家的榷酒政策。太上皇闻讯勃然大怒,宋孝宗只得罢免其谏官之职。宰相史浩提醒,谏官直言免职恐怕不是国家的光彩,太上皇却不依不饶,特赐孝宗一壶酒,还亲笔写上“德寿私酒”的标签,示威之意不言自明:我就违法,看你拿我怎么办?宋孝宗只能气短,天下都是太上皇给的,能拿他怎么着?他示意这位谏官自请闲差,让这事不了了之,对太上皇违反酒类专卖的做法视若不见。其后,他干脆下诏每年拨给糯米五千石,供德寿宫酿造御酒,让违法的私酿彻底合法化,太上皇也就名正言顺地从中获取暴利。太上皇不仅仅获取了私酤的特许,还拥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免税权。当时都城房宅走俏,太上皇也插上一手,以德寿宫名义“建房廊于市廛”,从中大肆牟利。许多达官贵人瞅准了德寿宫的豁免权,就献纳种种好处,大走太上皇的门道,规避国家课税,最后闹到连粪船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成为流传一时的政治笑话。

再看后者。或许宋孝宗竭力满足太上皇的物欲特权,是打算换来他在朝廷大政上对自己的放手。但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不仅宋孝宗新任命的宰执,往往必须到德寿宫“入谢”,面听太上皇的“圣训”,一到关键时刻,太上皇更是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尤其在事关抗金的原则问题上。即位之初,宋孝宗锐志北伐,便着手恢复岳飞的名誉,为了“掩覆”太上皇的“失德”,他煞费苦心在追复诏书中说“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硬把杀害岳飞的元凶说成是“念之不忘”的圣君。也许见自己“失德”被洗白,太上皇对这事没吭声。

当孝宗力陈恢复大计时,太上皇断然放话说:“等我百岁以后,你再讨论这事吧!”这句话简直就是“我在我说了算”那句话的宋代版。得知抗战派领袖张浚再被起用,太上皇对孝宗说:“张浚徒有虚名,其实不过是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的小人!”见孝宗不为所动,仍以张浚为相,太上皇便提出让主和派汤思退出任左相,张浚当右相,企图以宋制尊左的惯例,压制主战派,无奈之下,孝宗只得照办。张浚提拔张孝祥任都督府参赞军事,太上皇将他召至德寿宫,抢白道:“张孝祥一定很精通军事吧!”迫使张浚更改任命。当听到宋孝宗背着他下达了北伐命令时,太上皇气急败坏地将其召入德寿宫,要他收回成命,在这节骨眼上,孝宗也只能以沉默不语来表示拒绝。

隆兴北伐失利,宋金重开谈判。宋孝宗同意张浚力主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的态度,汤思退却全盘接受金国的领土要求,还以太上皇压孝宗说:“宗社大计,奏禀太上皇帝再作决定。”气得宋孝宗只能大骂汤思退的行径“秦桧之不如”。在隆兴和议中,由于太上皇的干预,南宋没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宋孝宗在事后承认:“太上圣意,不敢重违。”

和议成立次年,金使入见,宋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合门转呈国书。此举无非是外交较量,也表明孝宗对抗金大计耿耿于怀。金使则坚持按绍兴和议旧仪,由宋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太上皇发狠话,你不接,我去接。孝宗尽管一肚子的憋屈,也不得不循绍兴旧例。总之,在北伐与和议的這几年里,号称“北内”的德寿宫俨然成为凌驾在“大内”朝廷之上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在南宋诸帝中,宋孝宗也许是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晚年却慨叹未能洗雪国耻。其中固然外有地缘政治的均衡因素,但太上皇的牵制和干扰,让他束手缚脚、有心无力,也是重要的内因。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有二十五年处于太上皇的掣肘之下。在恢复大业上,太上皇一再教训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出于对太上皇“不忍违”(实际上也不敢违),在隆兴北伐后,宋孝宗“用兵之意弗遂而终”。恢复故土,洗雪国耻,事关南宋朝廷的国是大计,姑且不论宋孝宗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他甚至连完整贯彻自己恢复意图的条件都不具备。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宋高宗终于咽气,但儿皇帝宋孝宗也已锐气销尽。太上皇与儿皇帝两代君主同堂,这是专制君主政体下的怪胎。按理来说,对两代君主同堂,作为儿皇帝的宋孝宗应该是最深知其弊而终受其累的,但历史也真够吊诡的,他在太上皇死后只做了两年皇帝,竟然也禅让给了儿子,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他的太上皇命可没有宋高宗那么好,落了个栖栖惶惶的结局;他的儿子宋光宗在位五年,因精神病发作,不得不再禅让给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读史至此,你不得不感叹:榜样的力量真伟大,制度的惰性太可怕!

(摘自《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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