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冲，潘明明，杨媛媛

（1.皖西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安徽工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2004—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1.41%，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不仅事关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也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增长的现实却表明，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成为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巨大成就的背后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趋紧的双重压力阻碍了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和进程，在环境规制下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要素粗放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乏力恰好也印证了这一现实情况［1］。面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则被适宜的提出，但是不同区域间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不同，不同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显而易见。可见，资源的有效节约、环境的适度保护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是当前不得不解决的迫切问题［2］。为了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我国政府提出了“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断倒逼经济方式发生转变。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更是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充分发挥考核对政府行为的导向作用。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认为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的和可持续发展的［3］，而全要素生产率则理所应当的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主线，作用力要放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新常态背景下资源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还可以观察和把握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现实状态，这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定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背景下，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和可持续性研究成为了相关学者关注的焦点。然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通常只考虑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没有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对经济增长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是对生产能力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4］。王小鲁从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等要素配置和流通角度对地区差距进行分析，认为制度变革和结构变化是其主要因素［5］。还有部分相关学者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物资资本和资本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6-7］。但是研究中缺少对于资源环境要素的分析，这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准确性带来了质疑。为了清晰把握经济发展的效率，反映出各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学者一般把资源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因为对于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考虑或者不能正确考虑，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度量结果带来有偏性［8］。随着社会公众对于资源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其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领域进行研究，估计对生产率的影响［9］。Stiglitz［10］认为劳动、资本和资源三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资源的稀缺性可以由技术进步进行抵消，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经济贡献［11］，进而达到经济稳态增长。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驱动源泉不外乎是能源消耗和资本投入［12］、环境规制和要素投入［13］，并且逐步由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可持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转变［14］。那么资源环境投入与经济增长到底存在怎么样的关系？钞小静认为资源环境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15］，而胡冰认为环境投入的增加会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降［16］，且环境治理投入与其也存在参数异质性［17］。在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禀赋和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著下降［18］，相比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降低［19-20］，按照从高到低排列资本、能源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贡献十分有限［21］。不管怎样，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要想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在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需要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改进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控制人口数量［22］，充分利用“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经济增长［23］。通过对已有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回顾发现，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为本文的后续分析奠定了坚持的基础，但是仍然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现有文献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只是从资源方面或者是环境方面单一性的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未能将二者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二是现有文献多是理论层面来阐释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缺乏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未能形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系统框架；三是现有文献多是以全国层面或者是某一区域层面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讨论，缺少既从全国层面又从区域层面的系统分析。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基本索洛模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资源和环境要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以我国2004—2020 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程度。

2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在基本的索洛模型中，索洛模型的总量生产函数为：

式（1）中，Y为产出，K和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t为时间，F为产出和投入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

假设技术是中性的，在t时间因素能够得到体现，不会对其他投入要素产生影响，那么新的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对式（2）进行取对数后求导可得：

在基本的索洛模型中，将资源投入（R）和环境投入（P）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可以得到扩展的索洛总量生产函数，公式如下：

假设技术仍为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在完全竞争市场等基本条件假定下，结合式（1）、式（2）和式（3）的分析，对式（4）进行取对数后求导，类似地，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式（6）中，α、β、γ、δ分别为产出的资本弹性、产出的劳动弹性、产出的资源弹性、产出的环境弹性。那么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新的表达式如下：

式（8）中，在已知Y、K、L、R、P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数值和对产出的贡献率。

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希望通过一定时期内的数据分析，得到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以及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情况，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区间主要集中在30 个省级部分地区2004—2020 年共计17 年期间的面板数据。鉴于资源和环境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故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Y表示产出（单位：亿元），第二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资本投入（单位：亿元），第二产业从业人员L表示劳动投入（单位：万人），能源消费量R表示资源投入（单位：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P表示环境投入（单位：吨）。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主要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需要注意的是，湖北省因2015 年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部分数据进行修正，使2015 年全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产生较大波动；湖南省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根据劳动力抽样调查资料推算；甘肃省2005年及以后，就业人员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黑龙江2003 年起执行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三次产业的划分有所调整，相关的历史数据未作调整；内蒙古2003 年以后就业人员中不包括社会自由就业人员；陕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未含乡村就业人员，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关系到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为了避免因面板数据的非平稳性而带来“伪回归”问题的发生，需要对本文所选择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便确定其平稳性。在非平稳的面板数据渐进过程中，面板单位根检验是最为常用的检验方法，主要包括同质单位根检验法（LLC、Breitung 和Hadri）和异质单位根检验法（IPS、Fisher－ ADF 和Fisher－ PP）。具体操作上，本文选择以上六种检验方法对产出、资本、劳动、资源和环境五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并给出各种检验方法相对应的统计量值和概率值，具体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各变量在Hadri 检验值以及资源在LLC 和Fisher－PP 检验值外，产出、资本、劳动、资源和环境在LLC、Breitung、IPS、Fisher－ADF 检验方法下均不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表明各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六种检验方法下，均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表明五个变量具有一阶单位根。因此，可以判断出产出、资本、劳动、资源和环境都是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那么产出与资本、劳动、资源和环境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2 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关系检验衡量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最为常用方法，为了考察产出和投入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基于单位根检验结果，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关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共有三种方法：Pedroni 检验法、Kao 检验法、Johanson检验法。本文将采用前两种方法对lnY、lnK、lnL、lnR、lnP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1）Pedroni 检验。Pedroni 检验是在不同的方法下构建统计量来检验同一个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包括加权和未加权的统计值和相伴概率值。对于Pedroni 检验，本文主要选取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 两个统计量作为检验结果，其他统计量仅作为参考。根据面板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3）可以看出，lnY、lnK、lnL、lnR、lnP除了在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 和Group rho-Statistic 没有通过10%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Y与lnK、lnL、lnR、ln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3 Pedroni 检验结果

2）KAO 检验。KAO 检验是充分利用DF 和ADF检验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运用静态面板回归的残差来构建统计量，且认为零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如果方程回归的残差具有平稳性，那么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进行回归，并且认为此时的回归方程精确度较高。由表4 可以看出，KAO 检验结果的概率值为0，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接了原假设，通过了协整关系检验，也进一步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直接对原方程进行直接回归。

表4 KAO 检验结果

3.3 要素驱动分析

利用式（8）对所涉及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混合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三种回归结果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那么哪一种结果最为理想，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的标准为F统计量检验、Hausman检验以及似然比检验。首先，用F检验判断应该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因为F=30.86＞F（29，386，0.01）=2.03，推翻原假设，比较两种模型，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然后，用Hausman检验以及似然比检验判断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以及似然比检验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相比，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效果更好。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知，调整的R2等于0.98 445，说明选取的解释变量解释程度较高，超过98%，且回归结果也较为理想，与预期较为一致。

由表5 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投入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按照影响程度依次为资源投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环境投入。其中，资源投入，系数显著为正，lnR的系数值为1.095 358，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资源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在所有投入因素中影响位居首位，说明资源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消耗。与资源投入相比，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低很多。劳动投入，系数显著为正，lnL的系数值为0.242 965，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投入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越丰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约为0.24%，反映出劳动红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投入，系数显著为正，lnK的系数值为0.233 617，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投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约为0.23%。环境投入，系数显著为负，lnP的系数值为-0.116 596，表明环境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性负相关，二氧化硫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若依赖能源的消耗，那么导致的环境问题也会比较突出，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以上数据的详细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资源的投入，也进一步反映出我国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未完全进入集约型阶段，一直处于粗放型阶段，但是这种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集约型发展仍需不断努力。

表5 全国层面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从区域层面看，各投入因素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各异，本质原因在于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具体见表6 所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37%，该数值不仅在内部投入要素中最高，即便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横向相比也是最高，说明资源投入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是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明显小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此外，劳动投入在东部地区竟然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但是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的互补关系逐步演化为替代关系，也就是产业资本程度的提高，将逐步减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是造成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上升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环境投入不但在内部投入要素中数值最低，在区域间也最低，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虽得到了很大变化，但是环境治理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改观。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较为类似，与东部地区相反的是，劳动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值为0.44%，资本投入对于其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系数值为0.24%，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与东部地区的替代关系不同，依然处于互补状态，另一方面是随着中部地区劳动力的输出，资本以反方向的方式流入中部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为中部崛起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此外，环境投入相比东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是依然对其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对于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不同区域相比是最高的，系数值为0.30%，劳动投入虽然弱与中部地区，但明显显著于东部地区，系数值为0.26%，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较低的商务成本加大了产业往西部转移的可能性，进而带来资本投入的增长，可以为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拥有丰富资源的西部地区，虽然资源投入对于其经济发展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却明显小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环境投入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却是最小的，其中涉及到的环节可能主要是技术水平有限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一方面未能充分发挥资源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

表6 区域层面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3.4 贡献份额变动分析

本文采用上述介绍方法，利用扩展的索洛余值方法，按照投入要素的不同，计算我国各省市以及各区域2004—2020 年资源环境贡献值。表7 中列出了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各要素投入时的要素贡献率。数据表明，如果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1%，而劳动贡献率为11.22%，此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0.37%。对于东部较发达的地区而言，资本对其经济增资的贡献率为57.79%，劳动贡献率为28.99%，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3.22%；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资本对其经济增资的贡献率为84.65%，劳动贡献率为12.8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51%；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资本对其经济增资的贡献率为82.63%，劳动贡献率为8.6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8.74%。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区域内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高出全国水平16.2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是最高，远高于全国水平和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劳动投入贡献率明显低于东部，却略高于全国水平1.62 个百分点，远高于西部地区4.2 个百分点。

表7 各变量投入时的要素贡献率%

如果把资源和环境考虑为投入要素时，资源投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47.37%，但是资源的年均增长率不高，为4.88%，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能源产出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仍有空间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66%，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6.25%，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依靠资本拉动效应显著；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5%，年均增长率为1.9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说明劳动者应由“量”向“质”转变；环境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6%，年均增长率为-6.54%，说明国家对二氧化硫排放的管控使得其排放量逐年减少，也反映出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促使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增长方式逐渐显现。全要素生产率为8.06%，明显小于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出资源和环境投入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分解出来。而考虑资源和环境投入要素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性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与陈诗一［24］和罗岚［19］等相关学者所得的研究结果相互进行了佐证，进一步说明了含有技术进步、制度、结构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小。

虽然不同区域间各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很大差异，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别不是很大，出现了西部地区（3.23%）＞中部地区（1.06%）＞东部地区（-2.85%），说明东中西三个地区存在显著性的产业结构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较高，产业基础较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明显，但是科技进步、现代管理制度和结构变动对于经济产出的溢出效应出现了“倒挂”，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要素扭曲所带来的结果；中西部地区处于新兴产业和落后产业共同发展的阶段，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追赶，虽然采用了“适宜技术”，但技术进步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还要预防是否会陷入“低端锁入陷阱”。从资源投入看，东部地区的资源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纵向比和横向比都是最高的，为67.03%，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诱使中西部资源相继流入东部地区，由此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集聚效应。从劳动投入看，东部地区的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低的，为-2.08%，小于中西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东部地区产业和人口从集聚转向了拥堵，产能过剩和城市化综合征所带来的效应从规模经济转向了规模不经济，产业和人口集聚效应正在发生逆转，而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产业密集度和人口密集度最大的地区，但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不是很高，分别为9.70%和5.56%，这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其劳动力成本出现了明显上涨态势，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也成为常态。从资本投入看，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中部地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分上下，分别为43.43%和43.20%，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可能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有较大的投资潜力和较好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为了使得中西部地区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循序渐进地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环境投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投入（8.9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略高于中西部地区（4.14%和3%），环境投入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虽然外部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但是政府依然采取的是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了劳动、资本、能源和技术等各种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使得环境投入的经济产出效率也不断增加，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结合基本索洛模型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扩展的索洛模型构建方法，利用2004—2020 年共17 年省级面板相关数据，分析了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和贡献份额，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资源产出弹性和环境产出弹性四要素之和大于1，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说明自2004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增速较高，增长质量呈现新常态，这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资源对产出的影响较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资源集约型增长态势，劳动产出效应和资本产出效应依次呈显著正向影响，环境产出效应则呈负向影响。二是东部地区的资源产出系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资源产出效率快于中西部地区，资本产出系数虽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劳动产出系数不显著为负，环境产出系数显著为负，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抑制作用。中部地区资源产出系数为正，资本产出系数和劳动产出系数作用不明显，环境产出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部地区对于资本和劳动的依赖程度依然较大。西部地区资源产出系数显著，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资本产出系数最高，依赖程度最大，劳动产出系数显著为正，较低的劳动成本和商务成本加大了产业向西转移的机会，环境产出系数为负，未能充分发挥资源投入带来的边际产出最大化，使污染成为可能。三是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时，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8.41%、11.22%、20.37%。不同区域内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资本投入始终在东中西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80%以上，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四是考虑资源和环境投入时，资源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投入、环境投入、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37%、33.66%、8.06%、6.76%、4.15%。不同区域间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源投入贡献率高于中西部地区，集聚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劳动投入贡献率显著于东部地区，人口集聚效应发生逆转，劳动回流中西部地区明显，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贡献率不相上下，却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环境投入贡献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环境投入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现实背景，本文的经验分析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启示是要想协调好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关系，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着手。第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效应，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的手段优化调整各要素资源的渐进性投入；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对各投入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等方面的调控作用，积极采取适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源驱动”，还应当向“制度优势”和“效率红利”转变。第二，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进步、制度体制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发挥人力资本累加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不断加大R&D 研发经费的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健全环境管制标准和措施，引导企业自主创新，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要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基础上，东中西部地区要最大化利用自身优势，以区域性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征妥善防范和化解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风险，找到影响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具体投入要素，不断推动生产边界阵地前移，进而提高规模经济效应水平，引领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