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随即在重庆成立军政府，同时接收清度支部成都造币厂分厂，并将其改名为四川造币厂。民国元年（1912年）4月，四川造币厂以军政府名义发行银币，正面为“军政府造四川银币”，背面中央内刻篆书“汉”字，外圈环绕着代表十八行省的圆星，这就是所谓的“四川汉字大洋”，或称“大汉银币”。其与五星版“孙小头”是改元后最早发行的民国银币。

汉字大洋壹圆最初由成都造币厂生产，1924年至1927年间停铸，1928年3月至10月底期间恢复生产，俗称“新汉字大元”。次年起，以铸造五角银币为主。1933年上海中央造币厂开铸，该厂改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停制银币。重庆铜元局（重庆造币厂）也陆续制作多次。

四川“汉”字大洋壹圆正背面及边齿

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报》（以下简称《钱币司汇报》）所附统计报告，成都造币厂这段时间产出大洋6207万枚有余，其中旧版5567万余枚、新版639万余枚，分别是1912年至1923年底及1928年3月至10月底所造。此外，重庆造币厂约生产300万枚，加上《钱币司汇报》截止日期后以及各地军阀设厂滥制私版等，总量估计在7000万枚上下，实际数据无考。在中国银元的排名里，大汉银币列于袁大头、孙小头、船洋之后，居第四位;就地方造币而言，其可排名第一。

汉字大洋的版式杂多，试举其中壹圆及五角名誉品各一种为代表。其一为“点金版”，主要特征是“四川银币”壹圆中“银”字部首金的两点与王字不连接，细分尚有“银”字金的两点大小、“民国元年”的“民”字多一点等多款小版。其二为“佛手花”，是指五角的芙蓉花有如“果中仙品、世上奇卉”的佛手，此昵称十分傳神。两者唯重庆厂所出，均为稀少品种，后者较罕见。

另据《钱币司汇报》记载汉字小洋的产量统计，半元约4000万枚、二角约9.6万枚、一角约37万枚。可知二角银毫制额最低，非常少见，亦在名品之列。

一般泉谱在论及汉字大洋时，通常仅止于四川九七平、减色、减重等字眼，无具体数据。有的说法为重25.6克，但未注明出处。按九七平为成都通用平砝，合35.91克，九七平七钱二分合25.85克。笔者自藏的两枚军政府造银币经实称后，分别为24.74克、25.58克。查阅上海博物馆的图录，分别记为24.4克、26.9克、25.8克。耿爱德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记载的是25.6克，或许即为坊间引用之来源。

汉字大洋名版“点金版”/PCGS XF45此枚币曾在SB P2021年9月香港拍卖中以1.68万美元成交。此版的特征是“银”字的部首金的两点与王字不连接，此外背面“民”字多一点。

“点金版”的“金”字有大点（左图）、小点（右图）之分。

四川省在光绪、宣统两朝生产的龙银以库平七钱二分（26.85克）为准，笔者实称手边3枚川龙为26.68克至26.85克，大致相吻合。然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川督曾公告该省银币“以渝平银七钱一分为壹圆之定价”，“渝平银”一两合公制为35.85克，七钱一分为25.45克。川洋号称含银九成，足重却要折扣计价，意即银色不足。再据意大利外交官罗斯在191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硬币》：“闻汉字大洋含银是五成，低于以往川省龙银的七成”，显示清季时政令早已松弛，减色状况严重。

1906年，四川省商务局统一全省平法为九七平（35.91克），民国汉字大洋即以九七平七钱二分（25.85克）为准。辛亥之变时各局及藩库均遭劫掠，四川造币厂防范得宜，并无损失。唯军饷不济，政局紊乱，出现分歧导致信用低落。

当时政局不稳，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孙中山组织的广州政府形成南北分裂“一国两府”的对抗状态。四川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该地军阀在各方无力顾及的情况下则有如独立王国，彼此之间争夺地盘。

1918年熊克武在互斗中获胜并出任督军，但因兵力有限，无法控制局势，干脆在次年发布《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承认各自割据的事实，明令“就地筹款”。1922年，刘成勋击败杨森，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为牟利提高了五角辅币的制造数量比例。按照前清造币厂章程，辅币数量限定二成、成色为七的规范被破坏殆尽。杨森在1924年打回四川，进驻成都并任军务都督后，为实现“统一全川”筹措军费，更下令停造壹圆主币，“专铸五角辅币”。

此为“厂版”（五角辅币）取代大圆的滥觞，而后来其他各地军阀仿制者通称为“杂版”。当时只要有机器工匠，大小军阀均任意设厂造币，后来更开办银行钱庄，大印纸钞债券，此乃四川币制混乱的原因。

“汉”字大多数部首处笔画相连，此为名版之一的“分水汉”。

较少见的“二毛版”，由重庆造币厂所出。

汉字五角名品“佛手花”，在北京诚轩2021年秋拍中以17.25万元成交。

四川省造军政府二角，好品稀见，在SBP2021年4月香港拍卖中以2880美元成交。

此外，1924年周西成被杨森逐出四川，撤退时将成都造币厂设备带走，在赤水制造银元，人称“周造汉字大洋”。次年杨森部属向成杰在合川开工造币，人称“向造汉字大洋”。成都造币厂恢复生产壹圆主币后，出品称“新汉字大洋”，把以前的称为“旧汉字大洋”。市面情况极度混乱，成都造币厂门口遭群众张贴“造毙厂”的大字报，更有人把这些滥发的货币称为“祸毙”。

据耿爱德著《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1933年版）记载：“川省之军人，为军费不足，乃谋自行设厂铸币，以铸余移充军费。所需之铸币机器，则由该省铁厂及工科学校担任制造。该厂成立后，果进行顺利，于是军界争相效尤。一时此类非法之造币厂，几遍布于各重要军事地点，至民国十六年时，仅成都左近即有八十处。铸币所需现银，系以流通之一圆（法定成色千分之890）及半圆（法定成色千分之700）熔毁改铸。新币之币面价值，仍与旧币相等，成色则减为三至四成。此币在川省按八折或八折以下行用，外省即难以通用。民国十六年底时，该省当局禁止续铸此类劣币，将各厂机器没收，并拟禁止其流通云。”

当时，市面充斥的低色币數量庞大，仅成都一地即有3000万元之多。市价“厂版一元值大洋四角，杂版一元值大洋两角”，购买力低落、私铸已无利可图之下，“厂版”“杂版”最终不禁自停。

北伐前成都近郊有多少造币厂

大清王朝的骤然崩溃，使原本地方自行其是的情况趋于严重。民国成立后的南北对立局面愈加恶化，铜元大师伍德华在《中国十文铜元》的四川铜元篇内引用1928年1月7日上海发行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军队所驻之处皆私设造币厂，特别是在省城附近;成都近郊地区的私设造币厂数目超过八十座，偏远地方的非法造币厂更不计其数，……良币都被私设造币厂搜集改制以牟利。”

由此可知，四川省不仅是前清龙洋版式繁多，到了民国时期所造之汉字银币“花色甚繁，且与别省所铸者花纹迥不相同，成色亦低劣”。可见川军竞相设厂滥造钱币，导致形式及成色不一的情况在银元通行时代早已恶名传遍全国，只是时过境迁今人不知而已。有些藏友以为这是同厂所出的不同版别，其实是不同地点生产而且漫无系统、难以理出头绪的数百种厂别，泉友可依个人能力喜好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