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洪流冲击下，马烽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在真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摸爬滚打。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公案”章回小说，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马烽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1942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发表迄今，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他不但成为作家，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 （与西戎合著） 《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与孙谦合著）《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著）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

马烽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共第十一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了全国以及山西省的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5月，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然而，遗憾的是，马烽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1日在太原逝世了，享年82岁。马烽虽然离开了他挚爱的、难以割舍的文学事业，但他以自己的人品、文品和创作成就昭示，他是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一、走上文坛

马烽，原名马书铭，曾用笔名阎志吾、孔华联、莫韵。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父亲是个中医，靠行医维持家计。5岁丧父，家中生活顿然窘困，7岁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所以能得到学校每个季度的三块钱奖学金。他除了认真学习正课外，课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 《水浒传》 《西游记》《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等，开始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人心惶惶的局面下，各類学校纷纷停办，孝义县立高小也无法坚持，再有半年即可毕业的马烽，只能回家，帮助母亲干农活。已经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道理的马烽，眼看着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爱国热情迸发，自然在家里待不住了，跟母亲说要去参加抗日战争。母亲开始坚决不同意，她知道这是去打仗，随时都有危险，不能让唯一的儿子有个不测。马烽便给母亲讲《精忠传》里岳母刺字一类故事，启发她，开导她，不久，东大王村里有一些从太原逃回来的买卖人，讲述亲眼看到日本兵残杀中国人的事实，让他母亲受到强烈震动，“她知道我万一留在家里被敌人残杀了，反而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儿子。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同意了我的要求。”（引自马烽《忆童年》）

16岁的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旅，先当战士;不久，由于一次偶然“事故”，成了文艺兵;而这个经历对于他来说，却是人生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转折，或许马烽的文艺特长就会被埋没，只能是作为一名军人为社会做贡献了。

关于这次偶然“事故”，据马烽在散文《一幅木刻引起的回忆》中讲述，那是在一次以排为单位进行墙报比赛活动时，他所在的排为了能取得好名次，悄悄地请来有画画才能的连部文书，给他们画了一个报头，画好后晒在他们班睡觉的炕头上。当时是以班为单位做饭，那天轮马烽值日做饭。他把做好的饭盛在大盆里往炕上端的时候，一不小心洒出了一些稀汤，正好洒在了报头上，把报头弄了个一塌糊涂。这可捅下大乱子了，排长、班长一心要靠这报头在比赛中拿名次，结果被他毁了，自然是大发脾气训斥他;战士们也纷纷指责他影响了集体荣誉。闯下祸的马烽自知理亏，不敢辩解。挨了一通训斥后，他还被逼画出一个新报头来。好在他读高小时，曾学过画图画常识，现在倒是用上了。他赶快去翻书报，在一本刊物上发现了一幅黑白的木刻封面画，刻的是两个战士隐蔽在草丛中，用机关枪向敌人射击。于是，他就以这幅木刻为蓝本，临摹成了一张墙报头。出乎所有人意料，比赛结果，他们排的墙报获得了第一名，主要是因为报头画的内容有意义，画面也有一定的艺术性。至于那幅木刻的作者是何人，马烽并没有在意。直到40多年后的1980年，他去参观“力群版画展览”时，发现那幅木刻原来是力群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木刻，马烽被部队领导看准是一位美术人才，适合做宣传工作，在组建宣传队时就调他去了，主要是随军刷写标语，有时也画一些抗日漫画。本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宣传队人员增加，命名为“前锋剧社”。马烽在回忆文章《“前锋”—“黄河”—“吕梁”》中说：“那时候，全剧社没有一个从事过文艺工作的专业人才，最多是住学校时爱好文艺而已。这就只能是边学边工作，学中干，干中学了，水平当然也就不高了。可是大家都决心为宣传抗日尽一份力量，因而学习、工作劲头都很足。”

为了提高整个剧社的文艺水平，1939年初夏，“前锋剧社”全体人员开赴晋东南，进入由李伯钊任校长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学习了大约半年时间。这半年，是马烽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知识。12月学习刚结束，就遇上阎锡山发动的企图消灭山西抗日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剧社挑选了一部分身强力壮者编入部队司令部警卫排，马烽是其中之一。他们同敌人进行激烈战斗，保卫司令部冲出包围，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枪林弹雨中，马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随后，以他们警卫排为基础，重新成立剧社，命名为“黄河剧社”。

几个月后，“黄河剧社”与山西抗日组织牺盟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吕梁剧社”合并，沿用“吕梁剧社”名称，马烽继续从事写标语、画漫画工作;如果遇上演戏人手少时，他也客串当一当没有台词的演员。由于他念过书，因此，从调到宣传队开始，就坚持记日记，数十年没有中断。记日记既锻炼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养成了写作习惯，也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他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勤学苦练》中专门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写日记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是文体比较不受任何形式的拘束;另一方面是容易养成一种每日写作的勤劳习惯，经常做这样一种写作的基本练习，不仅可以磨炼文字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自己观察事物、表现事物的能力。”

然而，马烽的这个习惯延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被迫中断了。特别遗憾的是，在造反派抄家风越刮越厉害时，他知道这些日记一旦被造反派搜出，会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忍痛将几十年写的一大摞日记付之一炬。这不光烧掉了他多年的心血，烧掉了他以后创作的素材，也使研究人员失去了研究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轨迹最权威的资料。

1940年冬，马烽随剧社到了延安，进入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美术。不到10天，他却病倒了，住进了鲁艺医务所。跟他一起住医务所的几个鲁艺文学系的同学，经常从图书馆借来中外文学作品阅读，他也有了读文学书的机会，让他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知识，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半年后，马烽身体康复，恰好延安新成立起一所部队艺术学校，将附设于鲁艺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全部编入该校，他转到美术队继续学习，还被任命为队长。这期间，他一方面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一方面大量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和外国名著，如鲁迅的小说，艾芜的《南行记》，苏联的《铁流》《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等。为了有更多的读书机会，他主动给同学们当看书姿势的“模特儿”;同时，经常去旁听鲁艺文学系的课。有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他便开始试着写文学作品。有一篇给墙报写的稿件叫做《第一次侦察》，同学们都认为不错，鼓励他投给报刊。他大着胆子送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没多久，1942年9月16日的《解放日报》就发表出来了，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也标志着马烽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

《第一次侦察》发表不久，延安群众出版社的编辑胡采，曾专门找马烽谈过一次话，肯定了作品的成绩，认为文字浅显通俗、口语化，有故事情节;同时，也客观地提出了作品存在的不足，指出应该如何克服。这些评价对马烽是个很好的鼓励;而让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延安群众出版社专门印行了《第一次侦察》的64开单行本，扩大了这个作品的社会影响，从而更坚定了他写作的决心和信心。

二、扎根吕梁

1942年夏天，在部艺的学习结束后，马烽原来所属的“吕梁剧社”奉命并入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他被分配到美术队，继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冬天，随剧社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赶上部队“精兵简政”，他和一些不擅长演戏、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的人员，包括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各解放区。晋绥文联按照《讲话》精神，组织起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基层工作。马烽成为一名团员，被派去工厂做工会工作，组织工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此前，马烽对工业生产没有任何感受，初次接触工厂很是新鲜。他整天跟工人师傅们生活在一起，熟悉各类产品的生产程序，参加工厂的生产竞赛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比如办墙报，组织读报组和通讯组，排演小戏，教唱歌曲等等。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那种强烈的集体观念，忘我的劳动热情，使马烽的思想感情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时期，马烽被《抗战日报》（边区机关报，1946年7月改名为《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聘为通讯员。他把工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生产的事迹，写成多篇通讯稿，有《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张秋凤运动的热潮》《懒汉回头赛如牛》等，寄给这两家报纸发表。后来，他在《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一文中曾谈到过写这些通讯稿的原因：“当时写这些东西的动机，主要是由于一种责任感，觉得应当把这些事报道出去。另外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当作写作练习。我确实从写这些新闻通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观察、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

起初，马烽写作用的是书面语言、知识分子腔。报社编辑指出了他的问题，希望他能用群众语言写稿。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43年冬天，他到边区的劳动模范温象拴村里工作。晚上给农民读报，照原文读下来，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必须重新解释一遍。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包括他自己写的通讯报道，群众接受不了。于是，他有意识地注意学习群众语言，并且应用到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通讯稿《懒汉回头赛如牛》中间。稿件发表后，得到了报社的赞扬、群众的喜爱。

马烽通过写通讯稿感悟到一个正确的道理：从事文字写作，不管是创作文艺作品，还是写通讯报道，只要是让普通群众读或听，就应该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迈进。尤其是像他这样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文化基础较弱、创作刚刚起步的作者，更要把读者对象确定为人民大众，这正好是扬己之长、发挥优势的明智做法。如果不是这样，去盲目追求高雅层次的东西，只能是脱离实际、得不偿失。从此，他坚定了走通俗化创作的道路。

1944年初，马烽结束了在工厂、农村的文教宣传工作，奉命回到晋绥边区文联，一方面参加整风运动，一方面整理下基层搜集的材料准备创作。这一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文艺界发起“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马烽根据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创作了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散文类无甲等奖）。这本小书虽然结构技巧还显粗糙，但内容真实，有很大的社会教育作用;语言通俗自然，地方色彩浓厚，适合一般读者阅读。边区机关报《抗战日报》在1944年9月20日的社论《“七七七”文艺奖公布以后》中特别提到马烽：“……此次获奖的作者中，有好些同志并不是专家，如写《转移》的孟繁彬同志和写《张初元的故事》的马烽同志，据说都仅仅上过小学，也并未专门研究过文艺，前者把他在冀中参加过的战斗生活写了出来，后者把他在工作中所搜集的张初元同志的材料写了出来，技术虽然粗糙，但内容逼真，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这说明，只要自己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题材有正确的认识和研究，一定可以创作出东西来的。”

马烽在60年的创作生涯中，曾经获得过许多奖励，而《张初元的故事》是他第一次获奖，因此，他特别珍视。对于一个刚刚尝试文艺创作的青年作者而言，能够获得当时边区最高层次的奖励，其激动与兴奋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的，是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的;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已经叩开了文学的大门。正如他在九十年代写的回忆录《扎根吕梁山》中所说：“我写的那篇《张初元的故事》，这次也成为了获奖作品，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地鼓舞。这篇作品所以能够获奖，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明白，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题材本身恰合时宜;其二是文字通俗易懂，符合當时倡导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过了没多久，我就被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去了。”

1944年秋天，晋绥边区的整风运动结束后，对机关工作人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马烽由于《张初元的故事》获奖的缘故，被分配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兼记者，以后又升任主编，并兼过《抗战日报》副刊编辑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这次工作变动，既是马烽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关键性变化，也是他文艺创作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晋绥大众报》是一份通俗性报纸，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跟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拥有广大的农民读者和通讯员。因此，报纸上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比较下工夫，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反复推敲，多次修改。有时，就把稿件读给驻地的农民听，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编辑部除了日常工作和政治学习外，经常进行业务练兵，比如研究民间的文学艺术，搜集群众的日常语汇，调查农民的要求与接受能力等等。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无疑会提高马烽的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他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不断增强，为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烽编报纸时，经常下乡采访。在与农民的交往和谈话时，农民爱给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感觉到这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文艺宝库，便有意地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且认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他专门在《晋绥大众报》第四版开辟了“民间故事”专栏，陆续整理发表了一批作品，比如， 《尹鸡债》《积大米》《小气人遇上刻薄汉》《高秀才落榜》《天塌呀！》《三家斯靠》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工人出版社的编辑，打听到马烽曾经整理发表过不少民间故事，便约他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他从《晋绥大众报》等报刊发表的民间故事中，挑选出16篇，以其中《宝葫芦的秘密》一篇为书名，编成集子，于1950年10月出版。这本小书非常畅销，第一次印刷，数量就达50多万册，可见读者是极为喜欢阅读民间文学作品的。

这一时期马烽创作的突出成果，是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流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马烽和西戎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

《吕梁英雄传》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其原因正像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解清的评介文章所概括的：“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桦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120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从书里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马烽跟西戎无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故事中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矛盾，文字显得粗疏不整等缺憾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据马烽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采访，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山药蛋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发表出去，被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给他们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他们才知道，作了修改。

对于读者的每一封来信，他们都要认真阅读，妥善保管。1985年马烽在整理旧稿时，还从一本旧笔记本里翻出了好几封40多年前讀者关于《吕梁英雄传》的来信。对于专家和文友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马烽和西戎更是反复思考，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要分析研究。连载完以后，他们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归类，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他们都被抽调去作工作队队员，修改的事只能暂时搁置。到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1951年日本学者三好一先生在《吕梁英雄传》翻译后记里写道：“我在读这部作品时，便想到一定要尽快让日本国民读到这本书，理由之一，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再一次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日本军过去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知道中国人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现在我们日本人民在亚洲所处的境地——翻译着这部作品时，我也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员，能够选择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翻译给日本人民进行反省，可以看出三好一先生的勇气，也说明了《吕梁英雄传》的价值和影响。

“文革”结束后，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

正如马烽、西戎在《吕梁英雄传·后记》中所说，当时，他们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仍然堪称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第一，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第二，真实地描述了人民大众觉醒的过程;第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在创作《吕梁英雄传》并完成《晋绥大众报》编辑工作的同时，马烽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时事评论等文字。小说主要有《追队》 《毛主席的相片》 《一个雷雨的夜里》等。这些小说的思想内容，大多是反映当时农民的思想变革和农村的阶级斗争。例如《追队》，是通过长工田栓栓坚决要求参军，为解放全中国尽力的故事，表现了解放区农民的觉醒和人民军队来自人民的主题。《一个雷雨的夜里》，则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雷雨夜里地主与农民积极分子之间的斗争故事，由此来说明根据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农民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在艺术性上，这几篇小说仍显得稚嫩和粗糙，还属于马烽的试笔之作。

散文主要有《汾平沿途见闻》《忆王震将军》等。其中，《汾平沿途见闻》是马烽去汾阳平川采访时写下的。作为他的第一篇较有分量的散文，结构形式、表现内容、语言文字、叙事抒情，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记载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崭新生活，抒发了马烽自己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希望;同时，马烽首次尝试了抒情与记叙相糅合的散文创作方法，展示了他散文创作的才能。

散文在各类文学体裁中，一向不被初学写作的人看重，他们认为，只有小说或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马烽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自己就觉得写散文更能看出一位作者的文学素养，写作一篇优秀的散文，并不比创作一篇小说容易;要想写得好，必须把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艺术的体味，融会贯通于一炉;否则，就会平淡如水，毫无意义。散文写得好的作家，小说和诗歌也写得好;而会写小说和诗歌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优美的散文来。马烽一生中写过不少散文，基本上都是采用以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

1947年春，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马烽是其中一员，被分配到崞县（今原平县）大牛堡村工作组。后来又调到土改工作团做随团记者。他结合工作实际，为报纸写了40多篇通讯报道、新闻特写和时事漫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土改运动的进展过程;同时，他积累到许多素材，勤奋笔耕，创作出了《谁可恶》《贾善人》《祈雨》《金宝娘》等小说和 《送夫参军小唱》《婚姻要自由》等鼓词、秧歌剧一类演唱作品。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叙述语言使用诸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长进。

这期间，马烽写出了第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马烽用笔名孔华联，在1948年8月间的《晋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群众路线的点滴经验》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大量的土改中的生动事例，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执行党的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二、要善于把群众意见引导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三、有丝毫个人成分、邪思杂念，群众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贯彻。这是属于工作研究性质的文章，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为作家的马烽，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如何十分注意深入探讨与研究生活，对于他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方法，有着深刻的意义。

三、京华七载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整个中国北方除个别城市外，全都解放，根据地大批干部开始随军南下，接管旧政权。马烽所在的晋绥边区也在做准备。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古都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会，晋绥边区奉命组织起一个二十多人的参会代表团。代表团中除了几位专职青年干部外，其他是各界人士，27岁的马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成为其中之一。在吕梁山战斗、工作了多年，现在有机会去大都市北平开会，他感到非常兴奋。当然，这个机会也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马烽原以为开完青代会很快就会回到晋绥，能赶上随军南下。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有《吕梁英雄传》这部解放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被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会后，青联宣传部安排他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在北平和天津的一些學校为学生作多场报告。面对大城市的青年学生，马烽不得不说有些紧张。青联的干部告诉他，这些学生都不太熟悉根据地情况，你如实地介绍根据地的工作、战斗与生活现状就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认真做了准备，第一场就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从而增强了信心，以后就越来越从容了，受到听讲学生的欢迎。

做完了预定的报告，马烽又接到指示，有关部门调他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他被定为晋绥边区的代表，准备出席于7月初开幕的这次文艺界盛会。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自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海外的知名作家、艺术家会聚北平，回顾几十年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展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辉煌前景。熟人相互诉说思念之情，不熟悉者结交为朋友。马烽作为一位从事创作不久的青年作家，更多的是广交朋友;尤其是许多以往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得以认识，让他非常激动，也激励着他要在以后的创作中能更上一个台阶。

马烽作为晋绥解放区的代表，同时也因为有《吕梁英雄传》这部颇具影响的作品，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文代会闭幕后，马烽就奉命留在了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后来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组，没有再回晋绥，也就没有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烽作为中国作协创作组成员之一，主要工作是读书、写作;同时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加入了由赵树理倡导成立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被聘为该会主办的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的编委，兼做一些审稿事务工作。他在回忆录《京华七载》中说：“ 《说说唱唱》的编委们，不仅仅是每月开一次编委会，平常也还要审阅一些重要稿件，特别是编辑部拿不定主意的稿件。初开始来稿并不很多，随着刊物发行数量的扩大，外省、市的来稿也逐渐增多;而且从来稿中也不断发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正是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及编辑 《说说唱唱》杂志中，马烽才跟赵树理有了交往。他说：“赵树理的作品，以前我基本上都读过，有的还不只读过一遍两遍，可以说他是我学习的样板。我们俩都是山西人，抗日时期又都在山西，因为不在一个根据地，从未见过面，第一次文代会时才有了一面之识。直到参加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这才逐渐熟悉起来。老赵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朴实自然，散发着泥土清香，没有任何虚情客套。我最佩服的是他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谈起各个阶层的人物来，真个是如数家珍。”

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宽裕的时间，让马烽的创作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打开了他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宝库，连续创作出了《村仇》《解疙瘩》《老汉赵宝成》《老瘾戒烟记》《两个收生婆》等小说。这些作品中，《解疙瘩》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里，《文艺报》《语文学习》等报刊还载文评介，认为是一篇优秀的小说;而社会反响最为广泛的是《村仇》。素材来源于他土改时的日记，写的是两个村庄在地主的操纵与挑唆下，因争水而长期结成冤仇又恢复和好的故事。场景广阔，故事真实，情节动人。当时正值全国大规模土改运动开始进行之际，小说引起了亿万农民的共鸣，适时地配合了土改运动的进展。

然而，这时的马烽在创作上也走过一段弯路。他刚进北京时，经常听到文艺界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他自己也觉得既然进了城市，不妨改变一下创作路数，写写城市生活。于是，仅靠道听途说，以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妓女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姑娘》。这篇作品既属臆构，失败也成必然。前辈作家丁玲和一些文友善意地提出批评，劝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接受了大家的劝告，把写《红姑娘》作为深刻的教训，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他再不去写不熟悉的题材了。

1950年，马烽以作家的身份访问了朝鲜，1952年和1954年又先后访问了民主德国和蒙古。回国后，写了《在解放后的汉城》《战斗的朝鲜文艺界》和《建设柏林的人们》等一批散文。出國访问只是马烽这几年生活中的几段小插曲，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学习与创作。

1951年，中国作协和文化部为了发展文学事业，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许多青年作家要求提高文艺理论素养的愿望，在丁玲的主持下，双方联合举办中央文学研究所（一年后改称文学讲习所），招收有一定创作成绩的青年作家集中学习。马烽被抽调去参与筹备工作，正式成立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还曾兼任过一段副秘书长）;同时，也加入了第一期学员班。据他在回忆录《京华七载》中说：“第一期的学员都是调干，除了少数几个是新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外，绝大多数都是老解放区培养出来的文学骨干，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其中还有一些当时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如陈登科、徐光耀、玛拉沁夫、刘真等。”

文研所的教学方针是“自学为主，讲课为辅”，经常邀请丁玲、冯雪峰、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俞平伯、冯至、蔡仪、郑振铎等著名专家，李何林、曹靖华、游国恩等大学教授做专题讲座。马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一边工作，一边比较系统地阅读文学史及文艺创作理论著作，认真听每一次专题讲座，从而提高了文学素养，为后来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打下了基础。

1953年秋天，学习结业后，马烽仍然回到中国作协创作组，专门从事写作。1955年他被任命为青年部副部长，协助部长老舍先生做日常工作，主要是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到1956年夏天这次大会结束后，便主动要求调回山西省，离开了居住7年的京都。

这一阶段，在学习、工作之余，马烽经常回山西农村体验生活，精力充沛地潜心创作。从1950年到1954年，先后发表了《一架弹花机》《周支队大闹平川》《结婚》《陈万年和马永泉》《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个好朋友》等小说;另外，与西戎再度合作，以山西汾阳县唐兴庄抗日英雄蒋三儿、蒋四儿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创作了在观众中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这是马烽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也是他开始以作家的眼光对农村生活详细观察、认真研究并在艺术表现上进行新的探索、逐步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时期。

在这些作品中，《一架弹花机》以一架弹花机为道具，展开了保守思想与先进思想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农村中萌发的先进技术必将代替落后技术、新的生产关系必将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结婚》中的田春生，《陈万年和马永泉》中的陈万年，《饲养员赵大叔》中的赵大叔，《韩梅梅》中的韩梅梅等，都是马烽透过崭新的生活现象，从生活的底层挖掘出来的新人物。在他们身上，焕发着农民新的精神风貌。艺术上，马烽也注意从世界名著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吸取艺术营养，如《结婚》的横切面结构，《饲养员赵大叔》的第一人称叙述方法，《韩梅梅》的书信体和大量的心理刻画等等。不过，固有的民族风格还保持着，善于通过带有故事性的生活细节表现人物性格。总起来看，马烽这个时期作品的基本特色是：热情讴歌新人物，注意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揭示人物的心理;文笔轻松明快，格调幽默有趣，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协调。

四、重回故乡

马烽主动要求重回山西老家，是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生活，创作为农民喜爱的作品。他在后来一篇文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曾谈了当时的想法：“我在北京待了将近七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写山西农村生活，不是个办法。‘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后来就下决心卷上铺盖搬回了山西。”

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联非常欢迎马烽回来，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和全家的生活。此时，省文联正在筹备召开全省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马烽参与了筹备工作。在确定省文联主任人选时，有关部门认为马烽是全国文联委员、曾任中国作协青年部副部长，特别是那几年发表了许多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因而，提议由他担任。但是，马烽坚决不干;他向省委主管领导明确表示：我回来的目的是要一心一意搞创作，不是为了当官。领导部门尊重他的意愿，确定他为省文联副主任、作协山西分会主席候选人。在1956年秋末冬初如期召开的两个会议上，他顺利当选。会后，省文联负责人李束为满足了马烽只想搞创作的愿望，没有分配给他多少具体行政工作，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创作上。

1957年秋天，中国作协提倡作家专业化，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在北京、天津的赵树理、周立波、孔厥、袁静、田间等作家响应号召，成为实施者。消息传到山西，马烽考虑到自己过去有几万元的积蓄，现在以专业创作为主，能有一些稿费收入，于是，也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不拿工资的要求。有人劝他：这样做不保险，你的稿费收入不固定，而且家庭人口多，会影响生活的。他于2002年8月与笔者的谈话中说：“我不拿工资换一个自由身份，想下乡就下乡，想写作就写作;有稿费吃肉，没稿费啃窝窝头。”省文联见马烽态度坚决，批准了他的要求，两年多他只靠稿费和过去的积蓄养家。直到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稿费标准由每千字10多元降到2元，他的积蓄也差不多花完了，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拮据，省文联按规定重新给他发工资，他才有了生活保障。

刚回山西那一段，马烽跟老战友孙谦结伴，去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多年的晋西北访问了两个多月。在宁武、神池、河曲、保德、兴县等地，他们寻找老房东、老民兵、老模范，结识新朋友、新干部、新农民，吃山药蛋、睡大通铺，感觉非常亲切。老区的新变化让他们欣慰，老区人民仍然艰苦的生活让他们心急。他们觉得只能用手中的笔去鼓与呼。于是，回到太原后，两人在《写给关心晋西北的人们》总题目下，各写了两篇散文，交《山西日报》发表。

他们还写了一段前言，谈了为何要去晋西北和写作这些散文的目的：“不久以前，我们到晋西北旅行了一趟。当然不是游山玩水，因为那里没有名山胜景;也不是想搜集创作材料，因为时间太短，计划跑的地方又很多。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去看一看，因为十多年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很想去看看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看看这些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未动身之前，听到有些人说晋西北这二年闹坏了，工作搞得乱七八糟，简直有点民不聊生了。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走了晋西北几个比较熟悉的县，访问了一些熟悉的村庄。现在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写下来，写给关心晋西北的人们;也写给别有用心的人们。”他们在文章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间或也有一些議论。发表以后，在晋西北各地反响热烈，人们认为两位作家是非常真诚和实在地表达出了对晋西北的感情，对于推动晋西北的建设事业很有意义;同时，也让那些与晋西北有各种关系的外地人，看到了晋西北的真实状况，澄清了一些关于晋西北的不实说法。这正是他们两人所要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接近群众，获取创作素材，马烽于1958年前后经省委领导同意，兼任汾阳县委副书记，到农村基层工作。他从不用人陪同，每到一个村里，就走家串户，跟农民吃一锅饭，干一样活。在田间地头、茅屋土炕，他与老汉们抽上旱烟袋谈天说地，和妇女们拉呱家常琐闻，参加青年们的文体活动，同干部们研究生产中的问题。在这些日子里，马烽如鱼得水般地天天看着农村变化，日日聆听乡音中新的心声。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在《三十年创作小结》一文中说：“1958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二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马烽观察着，思考着，也集中提炼着，向生活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迈进。二三年工夫，他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创作上获得了颇丰的收益，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与赵树理、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绩，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一篇特写》和《四访孙玉厚》，是马烽这个时期最早写成的两个短篇小说。前者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后者则批判了某些官僚主义领导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老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当时，有些评论文章指责这两篇作品“调子低沉”“不够健康”，是“失败之作”。现在看来这些指责是不公允的。

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考验证明，马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尖锐地揭露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是很有见地、很需要勇气的，表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责任感。1981年他在《马烽短篇新作·后记》里特别提到重新收入三篇旧作（《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杨家女将》）的原因：“现在把二十年前的这些旧货搬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和生产中，能够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

接下去，马烽连续不断地写出了《青春的光彩》 《老寡妇》《三年早知道》《“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难忘的人》《太阳刚刚出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一系列小说和电影剧本。其中的几个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在这些作品中，马烽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地为读者推出了五十年代一系列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村人物，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和《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局长。马烽把赵满囤作为一位转变中的人物刻画，真实而不烦琐的细节，幽默而不轻薄的笔调，加上充满喜剧性的故事，让赵满囤富有了一读即叫你无法忘掉的艺术魅力。田局长的出现，则为马烽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光彩。田局长在日常生活中，“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背着手，慢慢迈着八字步，讲起话来总是少气无力;处理问题总是没紧没慢拖拖拉拉，好像什么事都不能使他激动。”待到山洪暴发，堤防决口的万分危急时，他却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带头跃入激流以身堵水，显示出非凡的英雄气概。这种一层一层地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方式，雕塑出了一位性格独特的文学形象。

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马烽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也是五十年代国产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分为正集和续集，正集于1958年创作出来，续集于1960年问世。

本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素材，马烽是准备写成小说的。动笔前，他跟老朋友孙谦谈了自己的想法。当时孙谦是以电影创作为主，知道各电影制片厂好的剧本比较缺少，而且电影观众要比小说读者多得多，就劝马烽把这个素材写成电影剧本。马烽有过《扑不灭的火焰》创作经验，感觉写成电影剧本也可以，于是采纳了孙谦的建议，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据他在2002年8月与笔者交谈时说道，他写完后还没有剧名，是孙谦看过后给起的这个名称，也是孙谦把剧本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苏里的。苏里对剧本很感兴趣，没多久就开拍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跟马烽当时的小说一样，主题是对新生事物热情地歌颂，对人民内部落后保守行为善意地讽刺。影片中青年人的劳动热情和雄心大志、纯洁友谊和热烈爱情，交织成动人的、颇具诗意的画面。艺术上，体现了马烽重视表现人物性格的创作风格，不再像《扑不灭的火焰》那样追求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而是把人物安置在农村中普通的、火热的劳动与生活的场景里面，自然地按时间、事件发展的顺序推进情节，展示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渗透在人物纠葛之间的，是幽默与宽厚的情调。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经过了导演、演员比较到位的二度创作，得以充分阐释;再加上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的准确配合，使得影片成为一部精品之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公开上映后，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轻松愉快，成为人们一个时期的中心话题。几十年来，这部影片仍然不断放映，成为经典电影之一。

文艺评论界对马烽这个时期的创作非常关注，许多权威评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比如茅盾先生对《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老社员》都有评点;宋爽、思蒙、阎纲等人，对马烽的整体创作或单个作品有长篇专论或新作短评。

五十年代，马烽还应一些报刊之约，写出一批谈个人创作体会、谈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篇幅不长，文笔朴素，态度诚恳，观点明确。从《我是怎样写作的》《最丰富的创作题材》《〈解疙瘩〉写的是一个什么问题》《略谈青年创作的小说特色》等文章中，读者可以体会到，马烽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深入生活发现素材的原则，让广大普通读者喜欢读。事实上，这样的态度马烽一生都没有改变。应当提到的是，发表于1960年8月2日《光明日报》上的创作谈文章《谈短篇小说的新、短、通》，马烽把自己多年创作短篇小说的体会，总结成三个字：新、短、通，对于研究他的创作思想和道路，很有作用;对于青年作家的创作，富有启发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整个国家政治、文化大气候的紧张，马烽的创作热情也开始退却，除了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文学剧本外，擅长的短篇小说只写出两三篇，即：《杨家女将》《五万苗红薯秧》等。这些小说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人物刻画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诸多方面，都不及五十年代的作品。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马烽一个人，大多数作家都如此。这是那个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真实状态。

1963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工农业生产在经过“大跃进”之后，逐步走向正轨，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典型的示范作用，促进生产的全面发展，山西省有关部门确定了要突出宣传的工厂与农村，省委要求作家们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他们的先进事迹。马烽与西戎、李束为、孙谦等作家，奉命分头去写反映农业战线先进典型的报告文学，他独自完成了两篇：《雁门关外一杆旗》和《林海劲松》，并与孙谦、谢俊杰、李逸民合作完成了《革命生意经》，其中产生过较大反响的是前两篇。

五、“文革”前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马烽接受山西省有關部门的指派，开始了长篇传记小说《刘胡兰传》的写作任务。他先后数次到女英雄刘胡兰家乡文水县云周西村，向刘胡兰的家人、邻里、亲友、当年的村干部作了广泛的了解，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如何写，让他很是费了一番思考。最终选定以长篇传记小说的形式构思。他在本书的《后记》里谈到：“本书题名《刘胡兰传》，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真正的传记，而只能算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事实上，我也是按传记体小说来写的。虽然大的事件，甚至一些主要情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但不少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场景、对话等，则是依据人物性格、情节的需要、可能性和现实性加以安排的。我认为在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时，进行这种必要的艺术加工是允许的。”

这是马烽首次写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感到有一定的难度。好在他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熟悉刘胡兰一类的基层干部，更熟悉活跃在刘胡兰周围的各种人物。至于生活细节、风俗习惯、人物语言，都与马烽的老家基本一样，使用起来轻车熟路。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他能从大处着眼，细处用笔，恰到好处地处理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把时代背景、群众力量、领导作用，与可信的环境、合理的细节、真实的事件，糅合成有机的统一体，塑造出了一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形象。

《刘胡兰传》花了马烽三四年的时间，到1964年才完稿。作品先在《火花》杂志上连载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排印出数百册样本，分送给有关单位和领导人以及刘胡兰的家人、生前好友征求意见。马烽又根据各方意见，作了认真修改，出版社重新排印，打出了清样，却由于“文革”开始，无法出版。直到1978年，《刘胡兰传》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却了马烽的一桩心事。

1964年秋天，全国性的“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群团单位都抽调人员参加“四清”工作队。马烽所在的山西省文联组成了近30人的工作队，他被指定为队长。他们队的工作地点为原平县施家野庄。

施家野庄本来是原平县的模范村，党支部书记贾福恒是个省级特等劳动模范，平时各项工作做得都不错，没有什么漏洞。但是，县里有些人硬是无中生有地罗列出罪名，指责贾福恒存在着严重的阶级路线问题，把施家野庄大队说成是“假红旗大队”，要在“四清”运动中整贾福恒及其他干部。马烽带领工作队员进村后，按照“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查干部财务问题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查账，实地调查，不像许多地方那样搞逼、供、信。结果，没有发现施家野庄大队账目不清和贪污现象，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对贾福恒和其他干部进行处分，让贾福恒继续主持村里的工作。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这样做，马烽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据马烽2002年8月与笔者交谈时回忆，他和工作队如实上报了清查做法和结果，却受到“四清”工作团的批评，说他们工作不认真，有右倾倾向，施家野庄的干部不可能查不出问题。马烽不接受批评，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不能无中生有地整人。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陶鲁笳听说此事后，对马烽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表示赞同，别人才不再说三道四了。

1965年春天，农业学大寨经过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和发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周恩来总理交给山西省委一项创作任务：组织人员写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并指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孙谦是写电影文学剧本的专家，又写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省委自然把任务落实到他头上。孙谦感到责任重大，恐怕一个人难以完成，要求马烽跟他合作。省委同意，当即把正在搞“四清”工作的马烽调回来，让他俩共同完成。

马烽和孙谦结伴，首先用了一段时间去大寨体验生活，与陈永贵等大寨的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走访了大寨附近的昔阳、平定、盂县、榆社等县一些学大寨的先进农村，增加素材积累。然后又阅读了大量相关材料，反复讨论提纲，分头写作，综合修改，终于完成了剧本初稿，定名为《千秋大业》。

应当说，《千秋大业》初稿还是充分体现出了马烽和孙谦的创作思想。他们认为，直接表现大寨人的生活与生产，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效果不一定好;尤其是如何刻画真人真事，尺度难把握。于是，他们虚构了一个名叫“乱石滩”的村庄学大寨的故事，塑造了郑山花、胡根茂、马起家等不同性格的人物，把大寨的基本精神贯穿到了全剧，专门安排了剧中人直接到大寨参观的场面。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触即发，全国上下阶级斗争的纲已经绷得很紧，但他们并没有紧跟形势，刻意突出阶级斗争，只是表现了郑山花与马起家在如何学大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马起家最终还是转变了思想，没有作为阶级敌人刻画。主题思想也是围绕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展开的。剧本的故事性、矛盾冲突，处理得比较符合生活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到1998年冬天编辑《马烽文集》时，马烽决定把这部初稿编入了文集。

由于这部电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创作，并且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所以，中共华北局和山西省委负责人都十分重视，对《千秋大业》剧本初稿，作了层层审查，要求突出阶级斗争这个主题。马烽和孙谦只能改变最初的设想，根据各方意见，作了一次次修改。基本定稿后交给北影准备拍摄时，“文革”开始了，只能搁置起来。

1966年初夏，已是“文革”前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共华北局在北京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为“文革”做准备。华北五个省、市、区主要负责人、重要部门领导和一些文艺界人士参加，马烽是参会人员之一。据马烽在2002年8月与笔者交谈中回忆，那次会议开了近两个月，主要是学习文件和给省委领导提意见;文艺界则开始批判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华北局负责人说，即将开始的运动不是整风，而是要让大家“洗个热水澡”。马烽当时还觉得有道理，每个人都应当清洗一下。然而，运动开始以后，他就越来越不理解了。

马烽从华北局开完会回到山西，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起初，他还被选为省文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没多久，“领导小组”就被造反派夺了权，马烽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跟其他许多老干部、老作家一样，横遭批斗、迫害。他是省文联第一个被游街的作家。在相當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跟赵树理等作家、艺术家，被批斗、游街就成了常事，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极大摧残。到1967年下半年，马烽跟一批作家、艺术家一起被关进牛棚，继续挨批斗。进入冬天，进驻省文联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派他与西戎、李束为、孙谦烧省文联的暖气锅炉，干强体力活。虽然烧锅炉非常辛苦，但他们感觉精神上比挨批斗还是轻松了许多。四个人分成两班，按时交接班，加水，拉煤，点火，试温度，暖气烧得并不比专业工人差。从1968年秋天起，马烽他们这些作家和省文联的编辑们，先后被送往设在北京、石家庄、忻定等地的学习班“学习”、劳动。

1971年春，马烽及全家被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到了平顺县西沟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全国名气很大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的家乡，两个劳动模范对马烽一家还是比较尊重的，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马烽从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他觉得，就在这里劳动、生活，比挨批斗、住学习班要强多了。生产队一般不分配他干重体力活，他则自觉地去干力所能及的活。

1973年，全国学大寨热潮更甚，“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提出重拍《千秋大业》电影的要求。山西省当权者把马烽与孙谦从乡下抽回省城，又调来郭恩德、杨茂林、谢俊杰几位青年作家，组成一个写作班子，以原来的《千秋大业》为基础，更名为《山花》，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重写剧本。他们耗时近四年，前后改写达十九次，才算定稿，投入拍摄。这种“创作”对马烽和孙谦简直是一种折磨，实在没有一点乐趣，他们觉得还不如在乡下劳动痛快。

在备受《山花》折磨间隙，马烽同孙谦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时，被一个大队党员干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事迹感动，写出电影文学剧本《高山流水》，交由刚复刊的《汾水》杂志发表，却由于不合“四人帮”及其在文艺界代理人的口味，也不是“上级”指定的任务，自然不得拍摄。马烽和孙谦认为，《高山流水》虽然是“文革”中的作品，却基本上体现了他们一贯的创作思想，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1975年秋天，中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前夕，江青去了大寨，表示她对学大寨的“支持”;同时，她还要组织文艺家“搞创作”。当时，马烽和孙谦刚改完《山花》交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江青听说此事，也要插手。于是，召他俩去了大寨。马烽于2000年秋天，曾写了一篇散文《大寨奇遇记》，真实地记述了他和孙谦那次在大寨与江青接触的经过。

在大寨期间，江青为了做参加劳动的姿态，去采了一次花椒，马烽和孙谦也奉命随行，让他们亲眼目睹了江青的矫揉造作;江青居高临下训斥一些省委负责人的场面，让他们看到了江青的专横霸道;江青组织文艺创作的做法，更是让他们领略到了江青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狭窄心态。江青要求已经快拍摄完成的《山花》停下来，重新修改剧本，突出阶级斗争。被这个剧本折磨了好几年的马烽和孙谦，无奈之下，只得再去受累。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江青在大寨亲自组织了三个电影剧本创作组，即井冈山组、长征组、新《创业》组，让从没有写过工业题材的孙谦与张天民写反映工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创业》;让马烽与张永枚写反映红军长征的经历;让浩然等人写反映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尽管他们提出自己年龄较大，并且不熟悉所写题材，希望不参加创作组;但江青不允许，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他们的意愿是得不到尊重的，不答应根本不行。

江青离开大寨时，马烽和孙谦在无奈之下，只好随她乘火车去了北京，住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俩人先是按照江青及其当时文化部负责人的旨意重新修改了《山花》，交差后，便分头参加长征组和新《创业》组的活动。

据马烽2002年8月与笔者交谈中回忆道，他跟张永枚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跑了一趟，走访了一些仍健在的红军老战士，查阅了许多相关材料。到讨论写作大纲时，他与张永枚的意见无论如何形不成一致：马烽认为主要人物职务最低也得是团长，因为团一级是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连、营只是具体战斗单位;而且，国民党要写到蒋介石，红軍才是个连长或营长，那是不真实的。而张永枚则说主要人物最大职务不能超过连长，最好是排长。此外，张永枚是写诗出身，而马烽则是擅长小说创作，路数不同，很难合作创作。于是，只好采取各写各的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马烽和张永枚按照各自的思路和写法，都拿出了本子，一并交给了文化部主管电影创作的副部长刘庆棠。刘庆棠看后说各有特色，让他们俩人合到一起。马烽说不可能合到一起;如果能合作的话，就不会分别写了。之后，刘庆棠采取不署名的办法，把两个本子交给一些红军长征干部和红军史研究人员审读。结果，审读者认为，马烽的本子还可以。

他们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正修改本子时，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备受折磨的马烽十分兴奋。他跟孙谦以及其他朋友们喝酒庆贺，欢呼党内清除了几个祸国殃民的败类，看到了经过十年动乱的国家将会走上正常的希望;同时，更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江青布置的差事高兴了。不久，马烽带着自己的长征本子回到了山西，彻底结束了一次痛苦的创作历程。

六、再度辉煌

噩梦过去了，马烽知道，那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民族在受难、在哭泣。作为一名十六岁就投身革命的文艺战士，他早就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了祖国和人民。因此，马烽认为，对于自己在那场在劫难逃的事件中遭受的磨难，就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了，应该充满信心地迎接未来。他受省委委托，全面负责山西省文联和作协的恢复工作。“文革”把全省一个队形整齐、素养良好的文艺队伍冲得七零八落，而再要把这一颗颗飘零的心重新聚拢、重新振作，那是需要花费极大精力的。更为严峻的是，山西的创作队伍后继乏人，而要培养一个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工程。

马烽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山西文艺事业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中。每天他大量地接待着来访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谈心、安慰、做思想工作，让大家都从过去的梦魇中走出来，调整情绪，重新焕发创作的激情。他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有潜能的青年作家，读作品，提意见，酝酿着山西文学的新发展。他为了落实办公场地、人员编制、事业经费，奔波于省市有关部门。很快，省文联和作协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调回了一些老编辑、老职工，调进来一批年富力强的新生力量。由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汾水》在过去的《火花》停刊了10年之后再度复刊，成为繁荣山西文学事业和培养文学新人的主阵地。山西文坛在马烽以及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操劳下，终于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一、张石山、韩石山、周宗奇、柯云路等一批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在全国文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马烽先后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1986年在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执行副主席。从1983年到1993年，他两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真履行代表义务，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尽职尽责。

马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这段时期，虽然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但他心情舒畅，精力充沛，科学地安排工作与创作时间，充分调动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既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又写出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其中有一些曾产生过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马烽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内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写一个县委书记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的故事，把剧本命名为《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电影后易名为《泪痕》）。

在跟孙谦合写《新来的县委书记》期间，马烽自己还写了中短篇小说近10篇，包括《短篇二则》 （《有准备的发言》和《无准备的行动》）《李德顺和他的女儿》《新任队长钱老大》 《伍二四十五纪要》 《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山村医生》等等。其中，《结婚现场会》曾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伍二四十五纪要》在读者中反响强烈。这些成果对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作家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些作品中，《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剧本以“四人帮”肆虐时期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氛为大背景，表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坚决斗争。主人公、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马烽五十年代曾挂职当过几年县委副书记，对县委书记有切身体会，在《“停止办公”》《太阳刚刚出山》等几部作品中，就专门写过县委书记。可以说，《新来的县委书记》中的朱克实，是马烽以往写的几位县委书记在新形势下的重现，较之过去几位县委书记，朱克实更为成熟，具有了对复杂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不同人物的鉴别力，对重大问题断然处理的能力。这部作品是全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中篇小说《伍二四十五纪要》是马烽这个时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他曾说过：“我把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上去的是《伍二四十五纪要》，它总结了30年来我国农业所走的坎坷不平的道路。”的确，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描写一个名叫伍二四十五农村普通人物的一系列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经历。伍二四十五这个人物是农村中机智善谈、富于幽默感的能人;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同不良风气作斗争;在小说里，他以“抬扛”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对错误的政策和领导干部敢于抵抗，结果招致悲惨的命运。小说中的人物、氛围、生活内容，都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呈现出一种“史”的认识作用。

八十年代中后期，60多岁的马烽焕发了青春，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彭成贵老汉》《我村有个章小宝》《葫芦沟今昔》等;与孙谦合作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几度风雪几度春》和“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还有一批散文、创作谈散见于全国许多报刊上。

《葫芦沟今昔》是马烽这个时期小说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他在这篇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从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属于政治運动的产物，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八十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应当说，马烽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问题，表现了一个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电影文学剧本除《几度风雪几度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影片外，“农村三部曲”摄制成影片上映后，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获得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也多次捧回了“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等国家级、部门及省内奖项。这些奖项是对他们辛勤笔耕的回报。

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剧本中，马烽和孙谦最满意、最看重的恰恰是没有拍成电影的《几度风雪几度春》。好在《电影创作》杂志和群众出版社予以发表和出版，能让读者阅读到作品。《几度风雪几度春》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从1958年“大跃进”起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过的风风雨雨坎坷路的根本原因，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兴衰史，倾吐了千百万农民的心声。剧本的主角云务本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村干部，几十年里他的思想、他的工作几起几落。他努力为父老乡亲办实事，却左右不了大的政治气候。在他身上，倾注了两位老作家对农村干部多年的理解，使用了表现人物的种种艺术手段。同时，围绕着云务本的其他一些人物也各有鲜明的性格，代表着农村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作品总的格调是沉重中不乏情趣，让人们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思考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段坎坷之路。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时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吐了一口，并且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坐在后面汽车里的马烽、孙谦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上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地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确实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他们在下乡时，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和事，但从哪个角度表现呢？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当过五年兵的大队支书。这个支书退伍回乡后办起了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了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咱们的退伍兵》。

《咱们的退伍兵》表现的是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乱石沟”，面对村里的贫困户与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坚定地与大伙儿一起办成了土法炼焦厂。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表现了农村退伍兵战士带领大家致富的精神。他们选择退伍兵做主角，正像孙谦一次说的：“我们俩人都是当兵出身，了解军人，感到解放军确实是个大学校，集体主义和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较强;同时，近几年部队培养了不少军地两用人才，应该让他们发挥作用。”

《山村锣鼓》则延续了《咱们的退伍兵》的创作思想，讲述的是：回乡知识青年费成树被群众选为“红土沟”的村主任，接手的是“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和三万元外债的烂摊子。但他在群众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马烽和孙谦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农村要想发展，只靠搞农业是不够的;要搞工副业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同样是不够的，必须依靠集体。他们通过主人公费成树，为的是提倡一种服务精神。

《黄土坡的婆姨们》是继续《咱们的退伍兵》和《山村锣鼓》的创作思想，描写一个叫“黄土坡”的村子里的汉子们都拉着牲口外出挣钱去了，村里的土地因无劳力、无牲畜不能耕种。青年妇女常绿叶挺身而出，用自己准备盖新院子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户老弱妇孺成立起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们为“黄土坡”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马烽和孙谦在“农村三部曲”中，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在艺术上，三部作品都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诙谐，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文人相轻之风是文艺界的通病，而像马烽和孙谦两位已是成就卓著的作家，能够十多年愉快地合作创作出那么多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在文艺界是少见的，也是人们乐于谈论的佳话。究其原因，两人在《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后记》中有一段话颇能佐证：“作品的好坏是另一个问题，但他们都是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本来，我们应该写得更多些、更好些，但我们碰到了难以逾越的自然规律的障碍：我俩的岁数都大了，参加农村的实际工作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对农村生活又仍有很大兴趣，于是就采取了参观访问、走马观花的办法，每次出去都是结伴而行，以便有个互相照应。所接触的人、所知道的事，都一样;平常交谈的也是这些内容，两人又都有为农村提供精神食粮的愿望，这大概也是我俩能够长期合写电影剧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上面所说，笔者还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两人的生活经历基本相似。两人都出生在农村，也都念过几年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乎是同时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从1938年春天起，他俩就在一个部队里打日本侵略者、搞文艺宣传活动。1942年一起到了延安学习了近两年，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以后一起回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剧本以及通讯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到五十年代中期，又都先后返回山西，在一起从事专业创作，再没有分开。他们经常结伴下乡，讨论问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也很相似。这些都为他们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观点基本相同。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选择表现山西农村生活为写作方向，经常思考农村中的各种普遍问题，确定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和电影观众。他们都以写小说和写电影剧本为主要的创作方式，艺术风格大体一样：注重结构故事情节，注重人物描写，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简洁明快等等，是“山药蛋派”的骨干人物。当然，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争论，但从不在意。马烽在《怀念孙谦》一文中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孙谦有个特点：一件事不干便罢，只要他答应了干，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后退。我们俩虽然基本观点一致，但在具体讨论提纲时，对一些人物的设置、重要情节的安排，总不免各有各的想法有时也难免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甚至有时他会大发脾气骂人。我的对策是不理睬。我知道他是一堆麦秸火，燃得旺，灭得也快。过不了多久，连灰烬都被风吹散了，一切照旧，和好如初，从来不伤感情。”

完成电影剧作“农村三部曲”之后，马烽准备休整一段时期，再写几个中短篇小说。然而，一项重要的任务却落在了他身上。1989年冬天，中央调他去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从他个人方面考虑，他感觉难以担当此重任，因为中国作协是全国文学创作的中心，五十年代他曾在那里工作过好几年，知道那是个人才济济却又关系复杂之地;但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只带上党员组织关系赴京，主持中国作协工作。

马烽暂时放下自己的创作，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中。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人心不稳，问题很多。马烽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地解决问题，从而理顺了各方面关系，使中国作协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常。

在此期间，马烽奉行不带工资、不要房子、不出国的自律原则，住在中国作协的一处简陋招待所内。由于他年龄已大，工作复杂，加之生活条件较差，身心疲惫，染了好几种疾病;但他无怨无悔，认为自己对中国作协的工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1990年，他被增补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92年5月，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对于马烽来说，是当之无愧的。1994年9月，马烽卸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回到了山西。

七、离休以后

1996年，马烽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以在家治病休养为主。但他并没有封笔，多年形成的创作习惯，让他无法彻底闲下来，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写作。1997年，他的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由《人民文学》杂志特别推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先后转载，读者反响不错。1998年，他终于把构思近50年、并写出过部分初稿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续写、修改完毕，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马烽以前写过的两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刘胡兰传》，从创作起因看，似乎都有点“受命而作”的味道。创作《玉龙村纪事》，却纯粹是他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思考问题基础上自己的个人行为。1947年到1948年，马烽在晋绥边区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时，就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全面反映农村土改运动，描述农民在这场亘古未有的运动中的种种表现的想法。当时，他草拟出一份写作提纲，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动笔，但主要人物和重点情节一直活跃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在写作大量中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之余，陆续写出这部长篇的几个章节。不久，又因为历史原因搁置起来。所幸“文革”中这部未完稿没有遗失，使他得以续写、修改，完成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玉龙村纪事》恰如题名所示，记述的是在一个叫玉龙村的小山村，1947年清明节前后，村里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阶层的人们，面对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演出的一幕幕生动而且深刻的人生活剧。显然，《玉龙村纪事》的主题是反映四十年代末的农村阶级斗争。这是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几乎见不到的。马烽在《玉龙村纪事·后记》说：“这是历史事实。我想，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作为一位亲身参加过土改的工作队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历史的那一頁记载下来，让今天的读者了解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重要事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从八十年代后期起，马烽开始写自传体回忆散文，先后发表了《忆童年》《军旅生涯》《延安学习》，到1998年又写完了《扎根吕梁》《京华七载》。这些散文，既是马烽自己人生与创作的记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材料。2000年春，由笔者担任主编之一的8卷本近300万字的《马烽文集》由大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对马烽60年创作的全面总结。此后，他又写出了《大寨奇遇记》《回忆文讲所》等散文。

2003年，在《吕梁英雄传》改编电视剧过程中，马烽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因病住院后，他仍然关心着全国和山西文艺创作的走向，在山西省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语重心长的致词。

八、总结马烽

总结马烽60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让农民读者喜欢。

第一，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经常有人问马烽：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問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之所以如此看重深入生活，是因为他自己有过切身的经验与教训。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年岁大了以后，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譬如他写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就是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学大寨”的产物，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

马烽在总结他的创作时这样说：“我这个作家不是浪漫派，没有多大的想象力，下乡少了，觉得写出的小说就没有光彩。”谈到他的创作成就时说：“这不能不感谢现实生活给我的恩赐。”（《偶然机遇，步入文坛》）

第二，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五十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四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新时期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泪痕》，是对十年噩梦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作痛定思痛的追忆;《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咱们的退伍兵》是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

马烽追求真诚的责任感，可他对于文学创作界一些中青年作家进行艺术探索，手法上创新或者技巧上变化并不反对。他在1987年参加全国人大会期间答中外记者时，就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却决不改变。作为一个作家，真诚和一以贯之是最可贵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却为数不多。

第三，让农民读者喜欢。马烽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这样做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在应意大利文学月刊《人与书》之约而写的《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写道：“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新时期以后，他在继续写短篇小说的同时，投入很大精力跟孙谦写电影文学剧本，也是因为他觉得，具有阅读能力的农民毕竟是少数，而电影却是包括文盲在内的人都可以看到、看懂的。这样，会有更多的农民群众获得艺术享受。五十年代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凭借电影的形式达到家喻户晓;新时期的《泪痕》，特别是《咱们的退伍兵》，在农民中仍然轰动一时。广大农民就是喜欢马烽的作品，觉得有味道，很亲切。

马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选择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握生活的脉搏，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广泛的影响。

马烽几十年来，在生活上一贯朴实无华，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光明磊落。他的人品和文品，堪称楷模，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爱戴;他留下的作品，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作者简介】杨占平，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大学期间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至今共有300多万字的理论评论、传记文学、散文问世。出版有评论集《文学创作探秘》《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学》《山西文坛30年作家掠影》《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理论专著《电视剧创作、欣赏与评论》《中国文学与山西》《马烽评传》，传记文学《赵树理传》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文学史料》《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100多万字;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奖、中国文联理论评论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山西省社科成果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