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在两宋诗坛上，杨万里的“诚斋体”诗向来以自然活泼、妙趣横生的风格而别具面目、享有盛誉。众所周知，宋代以理学的盛行而著称，宋人作诗也常以思辨为基，时时表现出基于独立思考的哲理意味。这固然拓展了宋诗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但也拉远了诗与现实生活的距离，限制了宋诗的流传。而杨万里“诚斋体”诗则凭借鲜活自然的语言、妙趣横生的风格独树一帜，为我们留下了《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多首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诚斋体”诗之所以能跨越八百余年的时光而至今传诵不衰，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杨万里独得诗家三昧的“活法”之趣。两宋之交，曾编撰《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了“活法为诗”的主张。其用意是在师承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为诗路径这一前提下，能够进一步取精用弘，化前贤辞，意为我所用，从而真正做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最终把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诗学主张落到实处、推向高处。作为受江西诗派理论影响较深的诗界后学，杨万里除弊生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活法为诗”之路。而其诗之“活”，往往就体现在字里行间洋溢而出的那股别开生面的趣味之上，因此可将“诚斋体”之趣称为“活法”之趣。具体来说，这种“活法”之趣又如清代史震林在《华阳散稿·自序》中所提到的那样，可分为“理趣”“景趣”“情趣”“事趣”四趣。

杨万里虽受江西诗派影响，但因其更为深刻地领悟了后期江西诗派“活法為诗”的主张，且能在创作实践中对这一指导思想加以灵活运用，故而能突破江西诗派规矩绳墨之窠臼而自成一家。杨万里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了“诚斋体”诗歌丰富的趣味之美，故本文选取统编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宿新市徐公店》《稚子弄冰》这四首经典诗歌作品，分别从“理趣”“景趣”“情趣”“事趣”的角度切入，在分析和评论杨万里“诚斋体”诗趣味之美的来源同时，也据此解读杨万里“活法为诗”的艺术成就。

一、从《小池》看“诚斋体”的“理趣”

《小池》多次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以至于提到杨万里，人们脑海中就会浮想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生动画面。可以说《小池》已成为“诚斋体”诗在今天的一张名片，也并不为过。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曾称许杨万里“诚斋擅写生”，那么《小池》就是一幅生机盎然的诗笔写生之佳作。此诗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一个“惜”字首先就把景物写“活”了，写出了“生意”。表面来看，泉眼所“惜”的是它汩汩流出的泉水，但实际上泉眼的“惜”代表了诗人自己对于“小池”中“才露尖尖角”的荷花花苞之爱—若不是“泉眼惜细流”的呵护，大水漫灌之下蜻蜓易受惊扰，又怎能轻易择小荷的“尖尖之角”而立呢？于是，很自然地就引出了下一句“树荫照水爱晴柔”。在这里，诗人对于小池景物的喜爱之情完全由照水的“树荫”之爱来代为表达，既赋予了树荫鲜活的情感，又为整幅小景平添了几分“有情之趣”。

在泉眼和树荫的温柔呵护下，诗人的视角终于“画龙点睛”般锁定在了这幅画面的主角—“小荷”身上，而前两句所绘就的画面中蕴含的“情”也随之升华到了“理”的高度。新生的小荷刚刚把头探出水面，便得到了蜻蜓的眷顾和依恋。这个意趣盎然的特写镜头提示我们：美好的新生事物自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哪怕像小荷这样的新生事物不去刻意迎合他者的眼光，仅凭借其蓬勃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发展前景，它也足以引来蜻蜓这样慧眼识珠的“伯乐”足够的关注和眷恋。杨万里在这里昭示的人生、世事之理，和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含义差相仿佛。然而，刘诗只是借“沉舟”“病树”来设喻，本质上还是为直抒胸臆的议论来服务的;而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之句，则是寓理于景，寓理于境，理和景物意境浑然一体，其含蓄蕴藉之处颇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感。由此可见，刘禹锡借物设喻，直抒胸臆，本色是典型的“唐音”;而杨万里融情于景，融理于境，本色是当行的“宋韵”。这股“宋韵”相较“唐音”，其最为引人入胜的特色就在于它足以启发读者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最终收获丰富蕴藉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故而显得别有趣味。

若与同属“宋调”的江西诗派作品相比，杨万里的《小池》又丝毫未受到该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规矩绳墨之束缚，却以娓娓道来的口吻从容地展现出了一种“情景交融、境理相生”的浑然风韵，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江西诗派运用绳墨规矩所希图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杨万里的《小池》可谓对江西诗派绳墨规矩取精用弘，尽得“活法”，以“活法”融情、景、理于一境，故其为诗也洋溢出了富有“生气和灵机”的“理趣”。

二、从《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看“诚斋体”的“景趣”

和《小池》一样，《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也是杨万里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我们熟悉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只是组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二首》当中的第二首。组诗中的第一首虽显得籍籍无名，但在此仍应一并列出，来与“毕竟西湖六月中”这一首诗进行参照解读。其诗曰：“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由此可见，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二首》这一组诗中，第一首基本是在交代那天清晨杨万里送别林子方的具体行程路线，而第二首则在此基础上用白描手法绘出了一幅朝阳下红花翠叶相映生辉的西湖晨景图。

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之二》中，前两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意在交代时令，而最为人称道的句子当属“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了。此两句写荷叶，但却没有像周邦彦“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那样把视角局限在荷叶的形状、叶脉的纹理等细节方面，而是把视线拉远，采取类似“超广角”镜头的视角绘出了层层叠叠的荷叶如翠浪般与天际相接的宏大画面;写荷花，也没有像姜夔“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那样展示荷花随风摇曳的姿态和袭人的香气，而只是把视点聚焦于荷花的色泽上，为我们呈现了“花之红”与“日之彤”相映交辉的动人一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杨万里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之二》中是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描写荷叶、荷花的。若站在法度森严的江西诗派立场上来看可能会觉得有些“剑走偏锋”。但杨万里的这种艺术处理手法确实又抓住了荷花、荷叶在朝阳下的主要观感特征，既“状大片荷花如在目前”，又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艺术想象和联想空间，可谓“真得荷之神理者也”。

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所说的那样：“昔人论诗词，有景語、情语之别，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句纯是景语，又潜气内转，含情于中，典型地印证了“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诗学的圆融境界。这同样是杨万里突破江西诗派规矩绳墨之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展现出的“情融景中，以景传情”之妙趣，是为“景趣”。

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之二》之所以能成此“景趣”，关键还在于“情”的内在驱动。此诗写于1187年，为送僚属林子方外放知福州而作。林、杨二人共事多年，是政治上的好搭档。故对于林子方离京赴任，杨万里是极不情愿的。在这个送别的早晨，杨万里从残月在天时出净慈寺，登南高峰、北高峰，围西湖绕行十余里，既是送林子方，也是随行劝林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上疏请求留京任原职。正是在这一动机驱使下，杨万里以西湖胜景来挽留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以“天”代指皇帝，“接天”暗喻在朝为官可陪伴天颜，易得重用;“映日荷花别样红”同样以“日”比喻圣尊，“映日”暗喻在朝为官方便承受皇帝恩泽，因而前程远大。所以，正是在惜别、劝勉之情的驱动下，杨万里才随口唾出，“活法”为诗，以景语为情语，以深情成“景趣”，写下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传诵千古的名句，可谓文章天成，妙手偶得。

三、从《宿新市徐公店》看“诚斋体”的“情趣”

与《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两首广为传诵的名作不同，《宿新市徐公店》是杨万里诗作中的一种特定类型—童趣诗的代表之作。此诗中的“新市”系湖州德清新市镇，南宋时多有京官建别墅于此，因而十分繁华。从字面来看，全诗不过是描绘了一幅常见的农村田园画面：早春时节深长的小路尽头是稀疏的篱笆院落，在春风刚刚吹绿的枝条新叶下，儿童奔跑着追捕黄色的蝴蝶，而后者随即飞入同是黄白色的油菜花中，顿时令儿童眼花缭乱，已然无从找寻了。相信这幅画面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有似曾相见的既视感，其中追捕蝴蝶的事在许多人的童年中也都曾亲身经历过。可以说，杨万里捕捉了这样一个常见而有趣的农村生活瞬间，成就了《宿新市徐公店》这首童趣诗。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固然描绘了一幅朴素的乡间人文图景。然而透过这幅画面，我们也会不经意间在内心回荡起一些思考：儿时的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外界充满了吸引我们的各种事物，我们也因此在心中升起过种种理想和追求。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迫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因为主观愿望的变更，儿时、少年时的许多理想、愿望、追求已经像飞入菜花的黄蝶一样变得无迹可寻了。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难免会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境况中感到黄蝶无处寻，所以“人应该追求什么，应该怎样追求”，这正是《宿新市徐公店》这首童趣诗发人深省之处。

故而综合来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这首诗在描绘农村常见的生活画面当中也隐含着对于人生事理的思考。杨万里写这首诗的动机可能更类似于鲁迅写《朝花夕拾》，凭借成年人已然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经验为立足点去观察儿童捕蝶的行为、回顾并审视自身的童年生活经历，从中引申开来，感悟人生的某些真实境遇和道理。所以，《宿新市徐公店》同样属于打破窠臼的“活法为诗”，通过随口唾出的白描，成功地将人情、事理和童趣融为一炉，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看似天真平易而又含有深刻内蕴，如“老树着花无丑枝”般平淡的“情趣”之美。

四、从《稚子弄冰》看“诚斋体”的“事趣”

和《宿新市徐公店》相似，《稚子弄冰》也是杨万里童趣诗当中的另一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截取了现实生活中一幅儿童敲冰为乐的生动画面，借助敲冰而碎的事件阐述，生动地表现出了儿童所独具的天真童趣。

然而，和《宿新市徐公店》不同的是，《稚子弄冰》表现了一个整体的事件流程。《宿新市徐公店》可以说仅是捕捉了农村田园画面的一个瞬间，而《稚子弄冰》则是将儿童玩冰的几个瞬间贯穿起来，完成了对事件整体流程的叙述。因而，若说作为童趣诗的《宿新市徐公店》表现了特有的情趣的话，则《稚子弄冰》表现了独特的“事趣”。

当然，同《宿新市徐公店》相似，《稚子弄冰》表现的“事趣”也融入了诗人从成年人的人生经验出发对“稚子”行为的思考：“稚子弄冰”固然是快乐与失望交织，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的童年、壮年、中年、老年这个历程是不是也像“稚子弄冰”一样呢？这些发人深省之处，正是杨万里在《稚子弄冰》这样的童趣诗中将情、景、事、理融为一体的功夫所在，也足见其“活法为诗”所表现出的“事趣”的艺术高度了。

综上所述可见，从《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到《宿新市徐公店》《稚子弄冰》，杨万里的多篇名作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融“情、景、事、理”为一体的艺术特征。从中可以归纳出，早年深受江西诗派影响的杨万里，在自身的创作中通过活学活用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思想和宗旨，已摆脱了具体绳墨规矩的窠臼制约，凭借“活法为诗”的创作技巧体系，达到了“理趣”“景趣”“情趣”“事趣”的彰显和统一，从而成功地构建了南宋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