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 金殿臣

内容提要：统筹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环境规制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脉络出发，探索环境质量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双赢的可能性，采用2001-2017年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构建随机森林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检验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整体而言，技术创新并未在环境规制提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中起到显著地调节效应，但具有明显的行业分化特征。其中，技术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清洁型制造业更为显著。“十四五”时期应将完善環境规制体系、改进环境治理方式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坚持创新驱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以高质量供给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系统广义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F124;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2）02-0078-08

收稿日期：2021-06-21

作者简介：刘帅（1990-），男，山东枣庄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工业资源环境与财政政策;金殿臣（1989-），本文通讯作者，男，浙江温州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全球风险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政策与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绿色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CGL002。

一、引言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叠加疫情冲击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战略部署，旨在高水平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制造业结构安全稳定。在此过程中，产能利用率不足仍是新发展阶段持续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如期实现“双碳”目标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作为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已被纳入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框架之中[1]。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层层加码”的生态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以过度“去工业化”的手段换取短期环境改善的“成绩”。这不仅导致“关、停”等行政手段的滥用，还忽视了生态环境改善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应警惕的是，在中央环保督查重压下，地方政府实现短期环境绩效目标的偏好明显存在地区间的“模仿”和“攀比”行为，致使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转型缺乏系统性动力，甚至存在放大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加速衰退而环境质量难以根本性好转的风险。

在不同因素影响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仍值得商榷，现有研究并未对此展开系统而深入探讨，尤其是环境规制能否起到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环境规制作用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以及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此同时，解答上述问题对合理运用环境政策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统筹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环境规制视角解读产能过剩形成的机制，探讨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力图廓清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理。基于“遵循成本”假说和“创新补偿”假说展开研究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2-3]。OECD国家环境税就主要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来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且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显著[4]。同时，有学者认为放松环境规制吸引高污染产业投资，是造成污染密集型产业过度投资而产生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5]。实际上，环境治理与产能过剩化解路径存在一致性，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可以缓解产能过剩矛盾[6]。不过，环境规制对提升产能利用率有效性和异质性难以确定，尤其是在考虑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等相关因素的调节作用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激励作用是否会被强化或削弱仍有待考证[7]。

在探索环境质量改善与产能利用率提升双赢路径时，现有文献着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中介调节作用。学者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佐证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引导产能利用率提升中的积极作用。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8]。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能利用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9]。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创新补偿效应效果并不明显，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淘汰污染密集型行业落后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10]。在对细分行业进行探讨时，部分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就轻度污染型工业而言，环境规制起到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技术进步偏向需结合要素禀赋结构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而技术进步不适宜时，资本式技术进步反而通过投资、需求、研发和资本配置效率加剧工业产能过剩。这也表明，环境规制激发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有效性尚存争议。一方面，现有文献并未统筹考虑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双重目标，缺乏对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行业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都有待深入探索。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变量选择主要参考已有文献中常选用的变量，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主观随意性问题。因此，本文基于2001-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森林计量方法进行控制变量筛选，并运用系统矩估计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及其异质性。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1）本文论证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为探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制造业绿色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理论基础。（2）本文考察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形态关系，并从污染密集程度、技术密集程度等维度出发分别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为运用环境规制工具提高制造业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提供了依据。（3）本文运用随机森林计量方法进行控制变量筛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证结果稳健性。

三、研究假说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厘清的重要问题。理论上，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激励微观企业绿色生产行为，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而减少企业生产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风险。在实践中，环境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行为会产生复杂多变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大，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激励制造业企业加速淘汰污染密集程度高的落后产能，进而降低生态环境破坏风险。动态来看，在日益趋严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制造业企业适时调整生产规模，压缩非期望产出数量，并通过减少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投资流量，促进制造业行业结构绿色化调整，从而起到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环境规制还会引导企业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促使制造业企业在供需两端逐步构建起绿色技术门槛。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绿色生产技术得以广泛运用。这不仅挤压了“三高”产能的存在空间，抑制落后产能过度投资，还推动高质量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由此，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逐步显现，并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的积极效果。在此过程中，环境规制水平的稳步提高，存在环境质量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两全其美”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双赢目标的兼顾有赖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合理把控。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合理的阈值范围，不断提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对制造业企业产生“物极必反”的负面影响。更应明确的是，环保督察持续下沉，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虽可加速出清制造业落后产能，但追求短期环境绩效而采用的“关、停”等一刀切式行政手段，不仅缺乏可持续性，还忽视了制造业企业生产规模调整与绿色技术运用的渐进性，以及“创新补偿效应”显现的滞后性，最终可能造成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间呈倒U型关系。

关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波特教授提出的“创新补偿假说”而展开研究。因此，部分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中起到强化作用。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绿色化水平不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及工业上下游绿色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政策合力不足，在整体上难以实现技术创新的正向强化作用，甚至出现负向调节效应。

结合细分行业来看，制造业行业清洁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的差异，使得环境规制积极效果的发挥存在行业异质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大，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难以有力地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导致技术创新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对，清洁型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绿色技术应用和转型升级的成本相对较小，激励技术创新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从技术密集程度来看，环境规制可以较为有效地激励中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技术改造升级，形成更强的绿色技术合力，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积极效果。而对于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环境规制难以与技术创新形成正向引导，无法加速形成有效的协同创新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抑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向激励作用。

从时间维度来看，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作用也存在时间异质性。在中央政府并未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时，由于环境绩效考核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环境硬约束，技术创新的边际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技术创新的边际调节作用逐步增强。而随着环境规制趋紧从严，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逐步强化。在“环境竞争锦标赛”的引导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忽视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渐进性，导致地区间不当竞争引发过度“去制造业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还可能导致在环境绩效考核实施后技术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具有调节作用，且对中高技术行业和清洁型制造业更为显著。

四、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01-2017年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FE）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_GMM）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一）变量筛选及描述

以理论基础和前人研究作为依据选择变量构建计量回归方程，无法完全避免变量选择的主观性问题。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是一种基于分类树的统计理论。该方法具有对离群值不敏感、高预测准确率以及对异常值和噪声具有较好的容忍度等优点，可以评估所有变量的重要性。基于环境规制理论与已有研究基础，本文运用随机森林法进行变量筛选，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变量筛选结果，本文选择环境规制及其平方项、行业竞争程度、研发投入力度、研发投入与环境规制交互项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滞后项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并進行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构建静态面板回归方程（1），接着引入控制变量组得到方程（2）。考虑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差异性和滞后性，方程（2）引入被解释变量一期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方程（3），如下所示：

lncutiit=β0+β1lnregit+β2lnregit2+β3Xit+μt+ηi+εit（1）

lncutiit=β0+β1lnregit+β2lnregit2+β3lnyfbit+β4hyjzdit+β5lnreg×yfbit+β6fixcapitalzhit+μt+ηi+εit（2）

lncutiit=β0+β1lncutiit-1+β2lnregit+β3lnregit2+β4lnyfbit+β5hyjzdit+β6lnreg×yfbit+β7fixcapitalzhit+μt+ηi+εit（3）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制造业细分行业与年份，μ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η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Xi为控制变量组。βi（i=0，1…n）为各变量回归系数。lncutiit和lncutiit-1为被解释变量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及其滞后一期项，lnregit和lnregit2为环境规制及其二次项，yfbit为技术创新，hyjzd为行业竞争程度，lnregit×yfbit 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代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fixcapitalzh为固定资产滞后一期项，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滞后影响。

2.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细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取对数（lncuti），反映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产能利用情况。本文以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数据为样本，采用成本函数法测算2001-2016年行业产能利用率，依照趋势采用线性插值法估算2017年各制造行业数值。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估算需要的投入要素、要素价格等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朱金生等（2019）[11]采用制造业细分行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与废水排放量比值、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与废气排放量比重以及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较为客观地进行了环境规制异质性分析。因此，本文借鉴上述研究中环境规制强度估算方法，采用制造业细分行业单位产值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取对数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技术创新（lnyfb）代表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用单位工业产值研发投入表示，采用制造业细分行业研发投入与工业产值之比计算得到。其中，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产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行业竞争程度（hyjzd）代表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竞争程度，采用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行业总工资）计算得到。fixcapitalzh为固定资产投资滞后一期项，成本费用率（cbfyl）用来衡量制造业细分行业盈利水平，采用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衡量。各行业投资水平（tzb）采用制造业各細分行业投资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其中投资额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差值计算得到。制造业行业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采用行业出口交货值与工业总产值占比来衡量。行业需求（growth）代表市场需求，采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来代替，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lnyfb×openess为技术创新与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交互项，表示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的交互影响。lnreg×openess为环境规制与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交互项，表示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规制的交互影响。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由实证结果表2可知，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整体上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形态关系。这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强度“拐点”。当环境规制强度未达到“拐点”时，环境规制可以起到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拐点”以后，环境规制反而会导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当引入被解释变量一期滞后项时，环境规制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进一步佐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非线性形态关系的稳健性，研究假说1得以证实。

在实证结果（5）和（6）中，技术创新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主效应方面技术创新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显现出明显的“创新补偿效应”。但观察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交互项的实证结果可知，二者交互项并不显著甚至出现并不符合预期的负数，表明在整体上制造业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强化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效果并不明显。

（二）行业间分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全样本数据分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和清洁型制造业，以及中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进行分组回归。

1.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和清洁型制造业回归分析

本文参照童健等（2016）[12]的行业划分标准，将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型行业两个样本组进行回归分析，详见表3。由此可知，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样本组而言，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存在明显的有效区间。随着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产能利用率的作用。

然而，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超过合理的阈值范围，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反而不利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这可能是由于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强度后，其可能会超过部分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治理能力，进而使得其可能因为污染治理能力不足无法生产，从而导致污染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现象。在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样本组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为负数但不显著，说明在该样本组中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提升起到了微弱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清洁型制造业样本组中，环境规制二次项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为负，反映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同样存在倒U型关系，但清洁型制造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反应并不明显。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减弱，产生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清洁型制造业样本组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反映出在该样本组中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提升起到了微弱的正向调节作用。

2.中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回归分析

本文借鉴王伟光等（2015）[13]研究中的划分方法，以研发强度、研发人员素质和产品创新程度3个指标作为高中低技术产业界定的标准，将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划分为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①两个样本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

观察表4可知，在中高技术制造业样本组中，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与中高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可以起到促进中高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提高的作用。同时，与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中高技术制造业样本组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中高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就低技术行业而言，环境规制二次项系数和一次项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反映出环境规制与低技术制造业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显著地抑制低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利于产能过剩的治理。

（三）阶段性分化分析

随着生态文明体系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改善和产能利用率提升的作用日益显现。自2006年以来，环境质量指标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重要内容，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并借力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性。同时，考虑到政策施行的滞后性，本文以2007年为时间节点，将全样本分为2001-2006和2007-2017两个样本组，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估计，以分析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实施前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2001-2006年，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实施前，环境规制并未形成硬约束，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边际变化较为敏感。当环境规制强度不断上升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随之提高，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强度拐点”后，环境成本逐步内部化为制造业生产成本，环境规制增强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逐步下降。自2007年以来，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常态化，环境规制硬约束逐步形成。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约束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实施后，环境规制逐渐形成硬约束，企业生产环境成本逐步提高，从而加速环境质量不达标企业淘汰进程。这不仅会提高制造业行业市场集中度水平，还可能造成制造业行业中下游企业的有效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而影响制造业行业中下游企业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和环境规制趋紧从严常态化，高强度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行业优化调整，绿色技术不断得到应用，逐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此外，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交互项来看，与2007-2017年相比，2001-2006年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方面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研究假说2得以验证。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1-2017年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森林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形态关系。（2）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提升的调节效应不明显，难以兼顾环境质量改善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清洁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但对低技术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有利影响不显著。时间异质性方面，在未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的2007年之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对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的积极作用较为显著，而在2007年后，该交互项的正面效果却不明显。背后的原因在于在“环境竞争锦标赛”的引导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忽视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渐进性，导致地区间不当竞争引发过度“去制造业化”，从而削弱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强度。结合地区制造业行业发展实际情况，有序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和节奏，引导落后产能逐步退出市场，加速制造业绿色转型步伐。（2）综合运用各种环境规制工具，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创新驱动为导向，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行业上下游形成绿色低碳供求体系的同时，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良性循环，推进绿色应用技术产业化，助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提升，实现环境质量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双提高的目标。（3）以环境规制为抓手，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与高水平动态平衡。面向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立足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双提升，以环境规制为抓手，带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与绿色发展的同时，引导地区间产业接续转移，激励地方政府间合理有序竞争，以环境规制引导高质量投资流向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形成落后制造业产能退出、新兴产能不断增加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注释：

① 低技术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化学原料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石化炼焦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黑色金属制造业、金属制造业、有色金属制造业。中高技术行业包括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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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s economy as it enters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ncrease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ffect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 win-win situation in which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improved whil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increased. Gathering the panel data of 19 manufacturing subsectors from 2001 to 2017， random forest and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odel are adop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nufactur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On the who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ve character. Among them，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medium and high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clean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hat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ystem and governance methods should be integrated appropriately with th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should be insisted to achiev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through innova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high-quality supply.

Key words：high quality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nufactur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for systems

（責任编辑：赵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