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天石 张殿兴

1938 年年底，随着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本就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的汪精卫逃离重庆，来到越南河内，在此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对日摇尾乞怜。此外，他还极力拉拢地方实力派，以期为己所用。针对汪的这一连串动作，蒋介石也绞尽脑汁，进行“危机公关”。

曾想“挽救”汪的“政治生命”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到了1938 年10 月25 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 月29 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他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

此时蒋介石在湖南部署继续抗战，直到12 月8 日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不得不改变计划，于18 日上午以赴成都讲演为名，乘机直飞昆明，旋即又由昆明飞往越南河内。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这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

12 月24 日下午，蒋介石约集党政首长会谈。此时的他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便谒见国府主席林森，通报“汪兆铭通敌”一事。之后，蒋介石发表了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还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后又发表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激起了一片愤怒的声讨波澜。

先劝汪赴欧，后实施肉体消灭

汪精卫出逃后，引起了国内外的种种猜测。为敷衍舆论，12月23 日，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在赴成都讲演时，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到昆明游玩，却“因高度飞行，在机上即感不适，下机后脉搏间断，延医诊视，谓系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于是到了越南河内，请当地一位与他是老相识的法国医生医治，等到身体稍有好转，便马上返回重庆。

而在汪精卫的《艳电》公开发表后，其主和附敌面目已大白于天下，再也替他遮掩不了。于是，1939 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其妻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 月4 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之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

蒋介石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他决定派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 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作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 月19 日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 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要进行反击。但在处境狼狈，无一兵一卒可用，无一寸地盘可据的情况下，反击的办法就是一方面揭露蒋与日本的“和谈”内幕，以骗取舆论的同情，同时加紧与日勾结，加快成立傀儡政权的活动。于是便有了《举一个例》的发表。

二人对龙云展开拉拢与反拉拢

《举一个例》系汪精卫所写，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汪写此文，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据该记录，1937 年12 月6 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情况，其中谈到12 月2 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还将发表在港报上的《举一个例》交给了云南省主席龙云，以对其进行拉拢。

原来，龙云在《艳电》发表之后不仅没有参与对汪的声讨，仍与汪往来频繁。刺汪事件发生后，龙云派人到河内对汪表示慰问。此人返回昆明时，汪精卫让其带回致龙云亲笔信和《举一个例》一文，表示如果龙云能毅然公开表示同意《艳电》主张，他将前来昆明，请龙云“予以决定答复”。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1938 年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这给了汪精卫遐想的空间。

为防止龙云为汪利用，蒋介石在派“在滇中有相当历史，且馨望素著”的李协和（烈钧）前往云南，“借以防患未然”的同时，还派唐生智赴滇做龙云的工作。关于对汪的问题，龙云与唐生智商定：由龙云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始终唯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提汪精卫致龙云密信一事。如何措辞，特请蒋介石拟定原则或全文，由唐转龙云签名发表。

很快，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共同创作了《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是犯罪。此文经龙云签名后在云南各报上公开发表，汪见拉拢龙云无望，且日方营救人员已抵河内，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得不转赴上海，投入组织傀儡政权的准备活动之中，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