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铭

《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抒情长诗，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根据现有历史记载，《离骚》应该是屈原传世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其字数有2470字和2483字两种说法，区别在于是否计算“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13字。屈原和《离骚》是密不可分的。《离骚》是理解屈原人生境界和价值观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000多年来，先贤时彦对《离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各人理解不同，导致各种说法并存，无疑对我们准确理解《离骚》造成了困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辨析。

一、《离骚》的写作时间与命名

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离骚》是屈原传世作品的第一篇，《离骚》的创作时间是屈原生活的早期，是他在遭受上官大夫举报而被楚怀王疏远以后所作。屈原被楚怀王“怒而疏”，是在张仪使楚离间齐楚关系之前，而张仪使楚在楚怀王十六年(前313)，那么《离骚》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楚怀王十六年(前313)之前。按照笔者在《战国文学史论》的推断，屈原如果出生于公元前331年，则他在楚怀王十六年(前313)时大约十九岁，正是少年得志、年轻气盛之时，此时他对上官大夫和楚怀王的态度，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的正常反应。

有学者认为《离骚》中流露出屈原愤懑绝望的情绪，因此不可能是屈原初次在政治上失意时的作品，而应该是楚怀王末年或楚顷襄王初年的作品。因为这两个时期不仅屈原在政治上受到多次打击，楚国也陷入危亡境地，屈原自然内心充满忧愤，也只有在这样的时期，他才能写出《离骚》这样磅礴的作品。这种推论虽然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没有直接的证据，更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明显不合。如果肯定这种观点，则直接否定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可靠性，会颠覆屈原身世经历研究的文献根基。如果我们真的考虑人的情绪变化对写作的影响，把《离骚》的写作时代确定在屈原人生的早期，可能更有说服力。《论语·为政》载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页。《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十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1页。虽然在现实中可能有个案，但是一般来说，一个人越到年长越趋向淡漠，会渐渐安于天命。因此，推断《离骚》写于屈原生活的后期，既缺乏文献根基，也未必符合创作心理学。

关于《离骚》的创作动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得非常清楚，所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3)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2页。《楚辞·离骚经序》记述屈原创作《离骚》的动机和《离骚》篇名大义时说：“《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以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4)刘向编、王逸注、洪兴祖补、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关于《离骚》的篇名，历史上曾对此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游国恩《离骚纂义》罗列甚详。(5)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事实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与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已经说得非常清晰，即“离”是离别之意，“骚”是忧愁之意，“离骚”即“离别的忧愁”。明汪瑗《楚辞集解·离骚序》说：“篇内曰‘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离骚》之所以名也。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其说是矣。然篇末虽有悲怀旧乡之语，而乱辞遂继之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又终示之以去楚之意。是屈子虽未尝去楚，而实未尝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适；其终去楚者，又将隐遁以避祸也。孰谓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轻身投水以死也哉？读者即《楚辞》熟读而遍考之可见矣。旧注牵强支离之说，世俗流传无征之言，何足信哉。”(6)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汪瑗的这个辨析是非常有力的。晚于汪瑗的明人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离骚》曰：“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班固曰：‘离，遭也。’义与王异。读《(离)骚》所言，自当从‘离别’之义。”(7)黄文焕撰、黄灵庚等点校：《楚辞听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页。虽然今天仍然有学者喜欢把“离骚”二字理解为“罹忧”或“遭忧”，表面上看与“离忧”“别愁”的意思距离不远，但其内涵的解释空间显然不如“离忧”“别愁”宽广。

《离骚》以抒情手法回顾了自己高贵的出身、自觉培养美好的品质和干练的才能，以及为了楚国的富强而先后奔走的经历。但理想在现实面前破灭了，君王听信小人谗言而疏远自己；愤怒的诗人猛烈地抨击群小，指责君王，并表示要坚持理想不放弃；因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诗人将目光转向非现实世界，向天帝与神灵求助，并萌生去国的想法。作者在离别或者不离别之间矛盾徘徊，所以《离骚》实际上是一首“离别之歌”。诗人在历史与现实、天上与地下种种画面交织之中，反复地述说远大的政治理想，批判黑暗的现实，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因此，以“离别的忧愁”来解释“离骚”之题名可能是最恰当的。

《离骚》篇名解释的混乱，自班固开始。见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班固《离骚赞序》说：“《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8)刘向编、王逸注、洪兴祖补、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第51页。班固把“离”解释为“遭”，“离骚”就是“遭遇忧伤”。虽然屈原的确遭遇了无尽的忧伤，但以遭遇忧伤来解释“离骚”的篇名，显然并不是最好的解释。

《汉书·扬雄传上》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9)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清人戴震从中引出“离骚”即“牢骚”之义。他在《屈原赋注初稿》称：“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劳，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10)戴震：《屈原赋注初稿》，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三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35页。不过，《屈原赋注·音义》则说：“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11)戴震撰、褚斌杰等点校：《屈原赋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1页。如果这两部著作都出自戴震之手，足见他关于《离骚》篇名的解释也是混乱的。

《楚辞·大招》有“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王逸《楚辞章句》说：“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乐听也。或曰《伏戏》《驾辩》，皆要妙歌曲也。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徒歌曰讴。扬，举也。阿，曲也。赵，国名也。箫，乐器也。先歌为倡，言乐人将歌，徐且讴吟，扬举善曲，乃俱相和，又使赵人吹箫先倡，五声乃发也。或曰《讴和》《扬阿》，皆歌曲也。”(12)刘向编、王逸注、洪兴祖补、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页。游国恩认为，“离骚”和“劳商”是双声叠韵词，“离骚”可能是楚国歌曲“劳商”。(13)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第6-7页。这个观点把《离骚》的命名与《九辩》《九歌》的命名联系在一起，可以为我们理解《离骚》篇名的意义提供想象空间，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二、《离骚》的分章问题

屈原独特的抒情方式使《离骚》的分段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宋明以来，有不少学者试图给《离骚》分段。苏雪林在《楚骚新诂》中说：“至于《离骚》的分段，则钱杲之《离骚集传》分为十四节；陈本礼《离骚精义》分为十节，节即段的意思。王邦采的《离骚汇订》分为三大段；戴震的《离骚注》分为十段；屈复的《楚辞新注》分为五段，方廷珪的《楚辞集成》分为六段；陆侃如的《屈原》分为两大段；日本儿岛献吉郎的《毛诗楚辞考》分为五大段。当然还有别的楚辞研究家作为别样的分法，未暇一一引证。”(14)苏雪林：《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苏雪林本人也重视给《离骚》分段，所以她非常关注历史上的有关论述。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遗憾的是该注本最早的面貌我们并不清楚，今天可见的《楚辞章句》单行本有明正德覆宋本和明隆庆覆宋本；《楚辞补注》则以明翻刻宋本最早。这些传世注本中，《离骚》一文并未分段。虽然说这些注本都不可能是王逸注《楚辞》的原貌，但王逸《楚辞章句》没有给《离骚》分段是可以推知的了。(15)中华书局版白化文等点校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把《离骚》的注分为八段，但这种分段是点校者为了方便今人阅读所作，应该只代表了点校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注者的意见。当然，王逸注《楚辞》以“章句”为名，在训释语词时兼及句意的梳理，但句意和分段并不是一回事。

宋明以后，学者们热衷于给楚辞分段，并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段方式。这一方面说明有关《离骚》的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离骚》分段路径的确是困难的。

明人陈第在《屈宋古音义·题离骚》中说，《离骚》应该由七个部分组成，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余不忍为此态也”为第一节，“言己之不得于君也”；自“鸷鸟之不群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二节，“言己之不遇，而不改其素也”；自“女媭之婵媛”至“沾余襟之浪浪”为第三节，“盖托敷词于重华，言己于善败之迹，尝三复于王所也”；自“跪敷衽以陈词”至“哀高丘之无女”为第四节，“言欲轻举远去，忽哀故国之无人也”；自“溘吾游此春宫”至“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五节，“言党人众多，贤人不可见，难与之久处也”；自“索琼茅以筳篿”至“吾将远逝以自疏”为第六节，“言卜筮皆勉其远遁，将从之以远适四方也”；自“邅吾道夫昆仑兮”至“蜷曲顾而不行”为第七节，“言逍遥娱乐，庶几借以自遣，然眷顾楚国，终不能离也”；“‘乱’则总结前意，谓义无可往，惟以死自誓而已矣”。(16)陈第撰、康瑞琮点校：《屈宋古音义》卷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1-202页。陈第所分的七个部分，如果再加上乱辞就是八个部分，毕竟乱辞也是《离骚》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客观而言，陈第的分类很细致，对每一部分的内容概括也很有说服力。

明末李陈玉是一位有见识的楚辞研究者，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学者，他的早期经历和后期道路都有屈原的身影。《吉水县志》说李陈玉是崇祯时进士，正直敢言，不避权贵，官至监察御史，明亡后“避乱于湖南山中”，披发隐居，从者十余人，生病后“歌哭无时，然其心未尝一日忘明”。(17)彭际盛、胡宗元：《吉水县志》卷二十二，清光绪元年刻本。明清易代之际，汉族文人所面临的困境的残酷性可能远胜于屈原时代，因此，李陈玉不仅有亡国之痛，更有因清兵南下后满、汉民族剧烈冲突带来的文化屈辱。面对颠覆儒家文化孝悌根本的“剃发令”，李陈玉选择隐居山林，并以披发来应对，以此宣示他的不屈服。因此，李陈玉选择给《楚辞》作注，不仅体现了他的学术选择，更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

在《楚辞笺注》中，李陈玉把《离骚》分为十四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8句为第一段，“言其为同姓亲臣，恩深义重，本非可离之人。且受天之气，禀父之教，自堕地来，便以正直为则”；“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4句为第二段，“言其才行自负，一味修洁，焉有可离之端，然其致妒之由即在此”；“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8句为第三段，“言欲乘时效用，赞助吾君，早建大业。所以速人致妒之由即在于此”；自“不抚壮而弃秽兮”至“夫唯灵修之故也”共24句为第四段，“言其谏君之诚，不畏人妒，乃衅所由起”；“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6句为第五段，“言君之见信，始则暂听，终则回惑，始知妒已入矣”；自“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虽九死其犹未悔”共36句为第六段，“言为君树芳去秽，作许多事，而为众妒所夺。然我所自信法前修而无悔也。到此衅已成矣”；自“怨灵修之浩荡兮”至“固前圣之所厚”共20句为第七段，“言众妒已起，衅已成，忠臣受困矣。然明知而生性不能改也”；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共24句为第八段，“言妒衅既深，便有抽身引退之思，然犹豫徘徊踟蹰不忍去，尚冀觉悟，不然退亦自乐矣”；自“女媭之婵媛兮”至“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共12句为第九段，“托女媭之詈，见众妒之必不容”；自“依前圣以节中兮”至“溘埃风余上征”共44句为第十段，“历举前世善败，非好为婞直以犯人之情，直是事君之当然耳”；自“朝发轫于苍梧兮”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共72句为第十一段，“言既不为众所容，则因往叩重华，将游于四表之上，求索一遇，岂便无相合者”；自“索琼茅以筳篿兮”至“周流观乎上下”共76句为第十二段，“言求女如此之难，人事全不可问，请决之神，灵氛既告以远逝，心尚狐疑，又决之巫咸、百神，确然告余以不可淹留。一如灵氛所言则吉，自此决意与世长别矣”；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共36句为第十三段，“言从此便割绝矣。人间不可住，且以天游自疏。党人必不见妒，我从此逝矣。然而天路虽阔，周流虽适，从云霄之上，回见故乡，又不胜仆悲马怀。言念及此，安能恝然舍此长往邪？写到此，满肚皮忠君爱国之怀，无处可挥泪矣”；“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共5句为第十四段，“收结一篇之意。从彭咸所居，盖将誓以一死自明也”。(18)李陈玉撰、王舒雅点校：《楚辞笺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3页。

李陈玉的分段和陈第的分段大有不同，除了段落数目不同以外，每段起止的字句几乎没有重合之处，而两人的分段依据也都成理，这说明给《离骚》分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离骚》中说：“《离骚》全篇共分为三大段，自‘帝高阳之苗裔’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大段；自‘女媭之婵媛’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大段；自‘索琼茅以筳篿’至‘蜷曲顾而不行’为第三大段。每一大段之中又分若干小节，而以‘乱’辞总结全篇。”他认为，在《离骚》的第一大段，屈原“首先叙述自己的世系、祖考、生辰和名字等”。在第二大段，屈原“首先假设一个老婆婆责备他不应该那么刚强太过，教人难堪，像鲧那样别扭的人，固执己见，与众不同，这是取祸之道。屈原听了，不敢相信，于是‘依前圣以节中’，‘就重华而陈词’，希望得到正确的指示”。在第三大段，“屈原先假设去求灵氛问卜：‘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灵氛对他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汝)？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他犹豫不决，就又乘着巫咸降神的机会去求神的启示，神又告诉他暂时不要走，等待时机，可能有一天会同傅说、吕望、甯戚一样，遇到武丁、周文王、齐桓公那样的明君。他再三考虑的结果，楚国再不能留了，不得已只有依照灵氛的劝告，选择吉日起程去国了”。最后，因为在神游过程中看到了楚国，仆人和马都不愿意前进了，“这样，《离骚》的正文也就结束了”。正文结束以后，“以下便是令人不忍卒读的‘乱’辞，作为全篇的总结”。(19)《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四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1-94页。

游国恩所分的第一大段包括陈第所分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其所分的第二大段包括陈第所分的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其所分的第三大段包括陈第所分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假如把游国恩的分段和陈第的分段相结合，把游国恩的分段看作是《离骚》文意中存在的三个层次，而陈第的分类让我们明白这三个层次里面还可以细分：游国恩所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段落，其所分第二段中有三个段落，其所分第三段中有两个段落。这样，《离骚》的整体感和层次感就凸显出来了。

苏雪林《楚骚新诂》把《离骚》分为三大段，每一大段8组，三大段共24组；每一组4小节，24组共96小节；每小节4句，96小节共384句。(20)苏雪林：《楚骚新诂》，第23-40页。这三大段大体同于游国恩的分段，只是苏雪林为了使每一大段都是8组，把乱辞归入第三大段，并计为4句。又因为三大段24组96小节应为384句，如果把乱辞计为4句，《离骚》仍有386句，《楚辞补注》注“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21)刘向编、王逸注、洪兴祖补、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十，第10页。因此，苏雪林主张在“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6句中去掉被洪兴祖《楚辞补注》怀疑为衍文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两句。苏雪林的这个分段虽然不能完全和《离骚》的意义层次相匹配，但对于《离骚》的分段阅读或者诵读，却无疑是有意义的。

周秉高《楚辞解析》一书对《楚辞》各篇进行了详尽的层次分析。他认为，《离骚》的第一层次由四部分构成，正文前128句是回顾，中128句是求索，后112句是矛盾，最后是乱辞5句。这个分析和游国恩的分段大体一致。周秉高在分析了《离骚》的第一层次之后继续推进，认为在第二层次中，回顾则又分解为志向24句、遭遇52句、决心52句三部分，求索则分为女媭劝诫12句、陈辞重华40句、上下求索76句三部分，矛盾则分为灵氛劝离20句、巫咸劝留24句、初念去国32句、终觉不忍36句四部分。在第二层次之后，周秉高还分了第三层次，认为志向分为身世8句、志愿16句，遭遇分为灵修数化24句、众芳污秽28句，决心分为正面表达28句、反面表达24句，陈词重华分为过渡4句、陈词32句、过渡4句，上下求索分为过渡4句、求索72句，灵氛劝离分为屈原问卜6句、灵氛劝词14句，巫咸劝留分为过渡8句、巫咸之语16句，初念去国分为否定巫咸之词4句、分析楚国形势20句、决定去国远游8句，终觉不忍分为准备去国8句、想象去国24句、不忍去国4句。在第四层次，他把志愿分为修身8句、治国8句；陈词分为反面16句、正面4句，并有小结12句；求索分为神女28句、宓妃20句、简狄12句、二姚8句，并有总结原因4句。(22)周秉高：《楚辞解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7页。周秉高的层次分析落实到了《离骚》的每一个句子，是非常扎实和有说服力的。

由于《离骚》篇幅过长，分段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阅读《离骚》。因此，无论是明人陈第、李陈玉，还是今人游国恩、苏雪林、周秉高等，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离骚》的叙述结构就是反复说明自己的高尚情操和忠君爱国之诚，以及楚王的昏聩和小人的卑鄙，自己不能继续待在楚国而需要离开，这个离开包括远游和蹈水。《离骚》的篇幅很长，游国恩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的一段话对我们阅读《离骚》、给《离骚》进行分段很有帮助：“全诗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2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7页。这里的分段和他过去的分段有所不同，很明显游国恩把他原来所分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合并了。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既体现了他本人的观点，也是众多学者智慧的结晶。游国恩修改自己过去的分段并且走向了更加简洁的路径，或许正是发现了给《离骚》分段的困难，以及在分段的时候宜粗不宜细更能贴近原文、更方便理解和阅读的事实。

如上所述，给《离骚》分段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正因如此，才会有许多学者试图对其进行分段。但是，我们在分段时必须明白，这只是为了阅读而照顾读者需要的权宜之计，并不代表《离骚》可以有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线索的分段方式。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屈原及其创作的心路历程，把握《离骚》的主旨，最恰当和严谨的方式还是把《离骚》看成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

《离骚》结构和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事实上很难依据一个清楚的逻辑线索进行分段。所以，意图对《离骚》进行分段的努力最终可能都是无效的，而且对其分得越细致，可能越不容易把握其中的逻辑线索，并导致对其理解的碎片化。

三、立足文本细读寻绎《离骚》主题

《离骚》的主题一直是楚辞研究学者所关心的内容，而过去学者对《离骚》主题的探索成果之丰，其阐释早已超过了《离骚》文本本身。不过，一切重要的问题无疑都是被前人反复思考过的，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被人思考过，可能并不是因为前人的眼界不够，而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重要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屈原、理解《离骚》，我们仍然有必要不断地重读《离骚》，对前人反复思考过的问题重新再思考。我们认为《离骚》的篇题是“离愁”“别忧”，即“离别的忧愁”，这个观点与把其理解为“罹忧”“遭愁”，显然重心和中心都不同。因此，要认识“离骚”这一篇名所蕴含的“离别的忧愁”的内涵，也需要我们细读和重读《离骚》文本，寻绎其中的逻辑理路。如果细读《离骚》，就会发现它始终表现的是诗人面对社会不公困境时，在心中缠绕的“去与留”的挣扎。这个主题既表现在屈原对过去经历的“回溯”，也表现在他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屈原在《离骚》中首先“回溯”自己的“已往历史”。他首先陈述自己的才能，接着批评楚国谗佞当道，楚王尚不觉悟，不但不能近君子而远小人，反倒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试图改变自己在楚国的处境，“上下而求索”，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求灵氛占卜，灵氛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其认为以屈原的才能可以周游任何国家。而巫咸则认为屈原在楚国的机会尚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屈原忖度自己在楚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因此告别楚国出游，但“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最后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虽然最终不能离去，但他对于楚国的政治已经失望了。《离骚》整篇文章所要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得不去又不愿意离去的“离别的忧愁”。

《离骚》开端讲明了屈原的身世和出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和楚王同宗共祖，因此屈原深觉自己和楚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对楚国的兴亡负有责任，这也是屈原具有忠君爱国情怀的社会基础。所以，他希望自己能为楚国的复兴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屈原的生日、名字的不平凡，预示了他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期许。因此，他特别重视培养自己高洁的人格和杰出的才能，以使自己有能力辅佐君王、振兴国家。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三代明君的“纯粹”，以及他们容纳“众芳”的胸怀，唐尧虞舜的“耿介”，以及他们天下为公、以“道”治国的正“路”，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内容。《离骚》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遗憾的是，楚国的领导人不是唐尧虞舜，也不是夏禹、商汤、周文、周武，而很可能是夏桀、商纣王一类的暴君昏君，楚国的大臣中充满了小人，屈原的理想并没有很好的实现途径，因此屈原只能徒生叹息。在面对党人的谗言以及楚王的不信任时，屈原仍然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服务。但是楚王变化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使屈原不得不选择离开。

屈原曾经为了楚国的复兴做了很多准备：“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楚王曾对屈原非常信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这让屈原很是痛心，他不担心自己被驱逐出楚国，却痛心君王的反复无常和众人的趋炎附势。楚国的君臣都争做小人，屈原处在其中十分绝望。屈原并不是为自己担忧，他担心的是楚王将老，死后会落下一个昏君的名声。

诗中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一句，一般认为是屈原担心自己没有美名。可屈原说“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即追名逐利不是他的目标。而《离骚》写在屈原年轻之时，则“老冉冉”只能指楚怀王。屈原人品高洁，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美名，而且就主观而言，他也不需要美名。但楚王的所作所为非常接近一个昏君，所以屈原才如此着急。屈原指九天以为正，说他的行为都是“唯灵修之故也”，除了担心皇舆败绩以外，他还担心楚王能不能成为一代明君。屈原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自己本来就不合于世俗，世俗人的认同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的眼光是望向尧舜禹汤文武的，是要以殷贤人彭咸为榜样的。

除《离骚》两次提到彭咸外，屈原的其他作品也多次提及彭咸。《九章·抽思》说：“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九章·思美人》说：“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九章·悲回风》说：“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讬彭咸之所居。”关于彭咸的事迹，虽然没有更多的传世文献记载，但屈原诗里所透露的信息已经十分明确。屈原多次提到彭咸，也就是说，在战国末期彭咸的事迹是被大家所熟知的。而王逸说彭咸是殷贤大夫，因忠直而蹈水自杀。王逸是汉代人，距离屈原的时代不算太远，可以推知，在王逸时代，他应该可以清晰地知道彭咸的事迹传说。因此，王逸《楚辞章句》注《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余也。则，法也。言己所行忠信，虽不合于今之世，愿依古之贤者彭咸余法，以自率厉也。”这一说法是不应该被质疑的。洪兴祖《楚辞补注》补充说：“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反离骚》曰：‘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岂知屈子之心哉。”(24)刘向编、王逸注、洪兴祖补、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第13页。《反离骚》是扬雄所作。但宋代以后，不断有人质疑彭咸是否水死的问题，想借否定彭咸水死来证明屈原并没有蹈水，还有人认为彭咸是孔子提到的“老彭”彭铿，更有人认为彭咸是巫彭、巫咸的合称。这些观点都属于无根游谈。潘啸龙曾有《离骚彭咸辨》一文，所论甚详，可资参考。(25)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3页。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自恃才能、生性忠直，却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内心充塞着不平的苦闷，却不愿意趋炎附势，和邪恶势力同流合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内心守贞，外不同流，不谄事君主而改节，不随俗显荣而媚人，他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他知道人生艰难，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

屈原对楚王和楚国群臣的卑鄙充满了愤恨，并且坚定信心不与小人同流合污，不向邪恶势力投降。诗人写道：“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楚国社会的堕落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而像他这样品德高洁、坚守底线的人被楚国社会所不容也是正常的现象。

楚国社会如此堕落，我们不能与这样堕落的社会和解，更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理想，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离骚》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为了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性，屈原把目光投向了兰皋、驰椒、芰荷、芙蓉、四荒，他可以离开污浊的楚国，也愿意为了自己的正直而选择死亡，却决不能苟且偷生。

屈原在“探索”自己“未来道路”时，充分参考了前哲和时彦的经历与智慧。“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媭是屈原尊重的现实中人，也是关心屈原的人，她劝诫屈原以前哲的经历为借鉴，放弃自己的坚持与理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绿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屈原明白坚持理想是艰难的选择：“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他彷徨无助，所以渡过湘水往南走，来到舜帝的墓前，向舜帝倾诉衷肠。

在舜帝墓前，屈原列举了历史上的大量事例：“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尧、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禹、汤的俨而祗敬，以及周文、周武二王论道之不差、选贤授能、循绳墨不颇、无私阿，代表了屈原的理想君主模式。而夏后启沉浸于《九辩》与《九歌》之中，夏朝君主康娱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是亡国之君之典型。“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曰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善射的羿因夏之乱而夺取政权，荒淫佚乐，不理政事，羿相寒浞派羿的学生逢蒙射死后羿，并霸占了羿的妻子，生子浇。浇自恃强力，杀死夏后相。夏后相是太康之弟仲康之子，后来，少康杀浇为父相报仇，并复其国。夏桀违背常道，因此为商汤所灭，商纣王帝辛对臣民残暴，因此殷朝很快灭亡。

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表明，启、羿、浇、桀、纣失道则亡，商汤、夏禹、文王、武王得道则兴。屈原希望楚王能像尧舜一样，而不要放纵自己，变成桀、纣、羿、浇，但楚王并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屈原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嘘唏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原尝试过改变楚国的现状，在现实中，他劝导君王，但是君王执迷不悟，众人蝇营狗苟、趋炎附势。屈原愿意像前修一样不惧邪恶势力的打击，但他也知道生不逢时，一切可能都是徒劳。

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屈原决定继续前行：“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首先去“求女”，先是乘凤鸟，驾飞龙，历昆仑，上扣天门，求高丘之神女，求而不得之后又转而求下界的宓妃、简狄和二姚。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都以失败告终。屈原上叩天门，却因天帝的守门人倚着门不理会而没有成功见到天帝，这是比喻国君之不可再见。他认为国君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是因为社会混乱黑暗，小人嫉妒贤能。所以，屈原“求女”就是游国恩说的求“通君侧”的人。那种认为美人象征着屈原的政治理想，“求女”就是希望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的观点，可能并不是正确的。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求女”失败后，诗人满腔悲愤，迷茫绝望，只好求神问卜：“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屈原适合去国远逝，理由是楚国朝野好坏不分、贤愚莫辨。“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屈原想听从灵氛占卜的结果，但还是有所犹豫，所以乘巫咸降神之时请巫咸占卜。

如果说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屈原曾经消沉过、怀疑过，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振作起来，坚定起来了。他决定冲出楚国，前往九州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暗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屈原的出行队伍豪华壮观，行程也是腾云驾雾、天马行空，虽有艰难，但充满了快乐。可是当屈原驾飞龙、乘瑶车，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看见了故乡，不仅仆人悲怆，连马也露出怀恋的神情，蜷缩起身体不肯前行。仆夫和马尚对楚国有所不舍，屈原当然更是如此。即使是在神游之中，屈原也对楚国有着深刻的眷恋。

屈原在探索未来道路时，充分思考了去的合理性，并且也尝试着离开，但最终是乡土情怀限制了他去国的决心。《离骚》最后以“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乱辞结束全文。屈原认为怀念“故都”是没有意义的，楚国的人不了解他，楚国的君王也不会实现“美政”，他既不能离开楚国，又在楚国看不到任何光明，所以选择彭咸“所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屈原不能去国，就只好蹈水去“生”，实现更加具有终极意义的“离别”。

显然，屈原在《离骚》中通过对“离别的忧愁”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去与留的挣扎之中体现出的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以及作为战国时期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忠实继承者的伟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