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热播剧《乔家的儿女》在带给观众愉悦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当下婚恋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模式。该作品将婚恋关系穿插于亲子之情当中，更能集中地体现当下人的婚恋状态。基于此，文章结合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相关情节，分别从叙事背景、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和叙事框架四个方面入手，对当下婚恋剧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解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婚恋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婚恋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模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关键词：《乔家的儿女》;婚恋剧;叙事背景;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框架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1-00-03

婚恋剧以其真实性和教育性在中国家庭伦理题材的电视剧中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几十年来，其热度有增无减。从1997年的婆媳剧经典之作《婆婆媳妇小姑》，到2013年、2014年热播的《咱们结婚吧》《大丈夫》等等，婚恋剧在电视剧市场中广受欢迎，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同时，其中日益突出的“闪婚”“假婚”“隱婚”“试婚”等问题，在新时代话语环境下的婚恋历程中，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国婚恋题材的电视剧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时间线从1977年跨越到2008年，剧中人物谈婚论嫁的过程基本吻合国内婚恋剧的发展历程，并且也对应了当下人们不同的婚恋状态。因此，以热播剧《乔家的儿女》为例，对当下婚恋电视剧的叙事模式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出这类电视剧创作的基本模式，也可以为相关创作提供新的思路，以建立起新的叙事体系。

1 叙事背景

婚恋剧作为一种来源于生活的剧作类型，与科幻剧、谍战剧等有着不同的叙事背景，即以日常叙事模式为主。这是婚恋剧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其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所谓日常叙事就是以日常生活为核心，围绕日常生活进行文本构建、意义阐释和审美表达，在这里，琐碎的、被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事件与生活空间成为叙事、审美、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体现与挖掘的对象。日常生活叙事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倾向，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写实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展示日常经验和日常琐事，将日常生活提升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和审美范畴。”[1]也就是说，婚恋剧始终与当下社会生活形影相随，而不是架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热播剧《乔家的儿女》将日常生活投射于剧情叙述当中，让各个角色的爱恨悲欢在广阔的生活画卷中得以展开，着力于表现普通家庭中最真实的婚恋状态。剧作展示了三段完全不同的婚姻爱情历程，即使放在当下也极具代表性。

一是以大哥乔一成为代表的扭捏、卑微的爱情。他身上有着被生活逼迫出来的坚强，也有因从小缺爱而产生的自卑和排外心理。他一方面渴望独立，另一方面又总是被原生家庭所牵绊，终究逃不出“大家”的束缚。做人如此，对待婚姻更是如此，前妻叶小朗将他比喻成一头被绳索拴住的大象，这便是乔一成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二是以乔三丽为代表的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婚姻。三丽有着超越普通人的远见和对爱情的坚定，她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并且为之不断努力。与一成相比，她少了些“大家”的羁绊，多了照顾自己“小家”的自由，同时又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收获了爱情与事业。三是以乔四美为代表的“颜值至上”和“爱情至上”的婚姻选择。盲目是乔四美对待爱情的真实写照，用现在的话说，她是典型的“恋爱脑”。乔四美高估了爱情的力量，低估了人性的丑恶，面对丈夫戚成钢的多次出轨，她非但没有及时止损，反而试图用幻想来逃避现实的一地鸡毛，最终为自己的鲁莽和愚蠢付出了代价。

优秀的婚恋剧让人“看过以后会有思考，有苦涩的微笑”[2]，剧作通过三种不同的婚恋表现达到了对现实生活中普罗大众婚姻爱情状态的真实再现，并通过一定的夸张手法放大了婚恋矛盾，不仅使观众透过剧中人物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共鸣，发人深省。

婚恋电视剧将最能表现其叙事主题的生活横截面搬上屏幕，放大男女主人公恋爱的历程和生活中的点滴，给观众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的深度’是不够的，但相反，其‘现实的真实’又是极为生动的”[3]。

2 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成熟与否是决定一部电视剧剧情精彩与否的关键。婚恋电视剧虽然各有各的情节和主题，但是其在叙事结构上基本遵循三“相”式结构，即“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相守相离”，这也是婚恋剧目前最成熟的叙事结构，符合受众不断攀升的审美诉求。

三“相”式结构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表现形式，结合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中的相关情节而言，第一种形式是“相识—相恋—相守”，集中体现在乔三丽、齐唯民等人羡煞旁人甚至近趋于理想的婚恋过程当中。在这部分的情节里，他们与自己的恋人相识并相爱，共渡难关，矢志不渝，最终厮守终生，结局完满，契合观众的期待视野，属于一种理想化的婚恋状态。第二种形式是“相识—相爱—相离”的情况，具体以乔一成为代表。他想与爱人长相厮守，平平淡淡地度过余生，但由于性情和三观不和，最终双方相离，这也是当下人们最为普遍的一种婚姻状况。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婚姻生活里的矛盾总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并被不断放大和突出，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被赋予了教育和启蒙的深刻意义。第三种形式是“相识—相恋—相离”，以乔四美为主要代表。主人公不断成长、不断成熟，其爱情观亦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电视剧侧重于对这种完善过程的表现，通过放大人物婚恋观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引起观众的重视并带给人们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相”式结构中，电视剧尤其侧重于对“相守相离”，即对三种表现形式中恋爱双方与引起婚恋危机的因素进行斗争的过程的刻画。这一过程往往采用“患难见真情”的表现方式，围绕着爱情中的阻碍因素展开情节，并着重表现人物对阻碍因素的克服过程，再在此基础上提出种种发人深省的问题并反思。这种借放大外部因素和内部深层次因素的矛盾来突出主旨的手法，既契合了婚恋剧以日常叙事模式为主的叙事背景，又易于普罗大众理解接受。

3 叙事方法

当下婚恋剧的叙事方法表现为轻喜剧与问题剧相互渗透的呈现方式，并广为受众所接受。“文艺无论是再现抑或表现，归根到底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4]，婚恋剧源于生活，与传统喜剧以夸张的手法和诙谐的台词来达到对现实的讽刺或赞颂不同，其表达形式更为蕴藉，对婚姻生活问题的突出也更加含蓄，常常可以令观众在家长里短的温馨中体味内在深刻的道理。

作为主打家庭情感和婚姻爱情题材的《乔家的儿女》将这一叙事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首先，剧中人物众多，大多都是普通百姓，且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乔家这个大家庭展开，这样可以保证各人的婚姻既拥有独立性，又受到亲人的影响，彼此之间都有交集。一方面丰富了人物恋爱和婚后的情节，使剧作更加细致真实，另一方面也便于设置矛盾和阻碍，推动情节发展，使得剧情波澜起伏。其次，剧作从头至尾保持着轻喜剧和问题剧的风格。将各人的“小家”和乔家这个“大家”紧密结合，“在喜剧的外壳下将爱与积极的人生态度融入亲情、友情、爱情和邻里情之中”[5]，在家长里短和欢声笑语中使婚恋历程与生活中的矛盾和阻碍因素得以暴露，但又合情合理，不会过于唐突和刻意。这样可以给观众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和真实感，既能契合人们的期待视野，又能让观众在融洽的氛围里与剧中角色逐步产生共鸣，同时意识到自身爱情所存在的或隐或显的问题。该剧在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同时，又巧妙地削减了说教之感。

此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爱情观念的转变，婚恋剧对展现恋爱和结婚过程中种种问题的侧重点逐渐由“一地鸡毛破碎幻想”的外在世界转向对“真爱至上”的内心需求的关注，也就是说问题的矛头由外部指向了自身。在过去，婚恋双方不欢而散的导火索为家长和生活等外部压力，但是随着女性对自我价值的不断追求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传统观念的过时，伴侣内心的爱情诉求成了一段婚恋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没有爱情的婚姻，或者只有一方无条件付出的爱情往往以失败收场，这一点在乔四美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对戚成钢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的背叛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连不管事的乔老爷子都看不下去了，可她依旧无动于衷。只有当她认清现实，意识到从头到尾不过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之后才果断选择了离婚。由此可见，在追求真情的时代，情感上的完满超越了物质上的完满，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当下婚恋剧着重突出的主题。

不言而喻，“婚恋剧轻喜剧风格的运用所带来的審美愉悦，是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6]，其问题剧形式的采用亦是切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婚恋剧会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4 叙事框架

“文体学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在文艺创作和批评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几乎对立的理念：辨体和破体。后者主张可以根据具体情境自由地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使各种文体互相融合、协调发展，是为‘破体’。”[7]如今女性的人身独立和经济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传统夫唱妇随的两性关系已经不足以建构起当下婚恋剧的叙事框架，因此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为“破体”的现代两性关系便成为当下婚恋剧叙事框架的建构材料。

婚恋剧紧扣时代脉搏，剧中女性的从属性质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变。拿乔一成来讲，他之所以会和叶小朗不欢而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方有一股不断向前的冲劲。她不愿意被父母和弟弟这两大包袱束缚住自己的人生之路，因此发奋努力要去美国发展。但是乔一成却不能像她那样绝决，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可见女性在婚姻中已经不再是依附的那一方，她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第二段与项南方的婚姻中，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更为明显。项南方不同于叶小朗，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极为独立的人格，是新时代大多数女性的人生写照。如果说名校毕业生乔一成与叶小朗在一起感到的是平等的话，那么他与项南方在一起感觉到的就是自卑。在以往的影视剧中，男方家境优越，女性依附于男方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像乔一成这样“女强男弱”的例子可谓是少之又少。但是作为时代的缩影，当下婚恋剧打破了传统的壁垒，更加重视女性的自我价值，将她们从作为附属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与男性站在了同等的高度。

早期婚恋剧在两性关系上一直保持着男性主导、女性被动的模式，但是在新时代的话语环境下，现代女性大多逃离了家庭主妇的藩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在剧中，乔三丽的婆婆是个典型的护短不讲理的人，她一心想着让王一丁夫妇俩帮衬着自己的小儿子，所以一直反对他们买房。但是乔三丽却以清醒的头脑与婆婆周旋，靠着自己的努力与丈夫王一丁不断攒钱，最终获得了独立的空间。在这段颇为曲折的买房经历中，王一丁总体来讲一直在帮三丽说话，支持着自己的妻子。如此一来，原本可以演化为一场婆媳大战的事件，在丈夫的不断调解下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网络文艺的商业价值最终有待于消费者的认可”[8]，这种在婚姻中夫妻彼此尊重、互相谅解的协商模式在当下婚恋剧的叙事框架中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例，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5 结语

我国当下的婚恋剧在叙事模式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相较于先前电视剧中所表现的单一的“婆媳斗”“第三者插足”等夸张的剧情，其叙事背景更加贴近当下的现实生活，少有被妖魔化了的婆婆和蛮不讲理的第三者。在叙事结构方面也更加成熟，每种表现方式的相关剧情基本上做到了有头有尾、波澜起伏。此外，婚恋剧多采用观众易于接受的轻喜剧与问题剧杂糅的叙事方法，使剧情、人物、主旨及问题清晰明了，便于受众把握。在叙事框架上也打破了“男强女弱”的旧传统。可以这样说，随着爱情观念的不断进步，婚恋剧必然迎来新的创作热潮。

参考文献：

[1] 毛凌滢.从文字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88.

[2] 李晗.商业性突破与思想性缺失：论《疯狂的石头》的意义及局限[J].艺术科技，2021，34（10）：77-78.

[3] 韩模永.婚恋电视剧的叙事模式及价值审视[J].艺术广角，2014（1）：65-69.

[4] 韩模永.“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的融合：论当代网络文艺发展的批评定位及理论问题[J].学习与探索，2021（12）：181-187.

[5] 董雨虹，曹敬波.《乔家的儿女》：叙事策略与主题显象的双重错位[J].当代电视，2021（12）：43-48.

[6] 张迪迪.当代婚恋题材电视剧叙事艺术探析[J].电影文学，2013（4）：119-120.

[7] 孔令顺.辨体与破体：文体流变视野下的当代影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8）：79-83.

[8] 韩模永.网络文艺批评的存在形态与特质[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9）：125-133.

作者简介：李春颖（2001—），女，江苏连云港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欣赏。

指导老师：韩模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