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铿， 何虎鹏， 潘卫民， 徐斐斐， 谢璐璐， 王天成， 刘亚青

癫痫是由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一种反复发作的短暂性脑功能失调综合征，属于慢性神经系统疾病[1]。癫痫发病突然，发作形式多样，病程长，且治愈率低等特点，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心损害，容易并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3]。关于癫痫共患病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城市患者[4,5]，而针对农村地区的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的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对甘肃省农村地区惊厥性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现况进行调查，了解农村地区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的现状，探讨主要的影响因素，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共患病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20年3月-2021年3月在甘肃省5个实施农村癫痫防治管理项目县的惊厥性癫痫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焦虑症的诊断标准，对癫痫患者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入选标准：(1)认知功能正常；(2)神志清楚，语言表达流利，能配合量表评估；(3)未接受过焦虑、抑郁临床诊治。排除标准：(1)存在认知及语言功能损害；(2)曾有焦虑、抑郁病史；(3)使用抗焦虑或抗抑郁药物治疗。

1.2 方 法

1.2.1 问卷调查 由经过培训的临床医生使用统一指导语对癫痫患者进行一对一地讲解，现场填写完后收回问卷。问卷包括：(1)基本情况问卷 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临床特征：发病年龄、发作频率、病程、用药种类、依从性与发作控制情况等。(2)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进行评估[6]。HAMA有14个条目，总分≥29分为严重焦虑，≥21分为明显焦虑，≥14分为肯定有焦虑，≥7分为可能有焦虑，<7分为无焦虑症状。HAMD有24个条目，总分≥24分为重度抑郁，≥17 分为中度抑郁，≥8 分为轻度抑郁，<8分为无抑郁症状。所有患者自愿参加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收集的各项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计量资料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共收到有效问卷388份，其中男196例(57.99%)，女142例(42.01%)；年龄16～65岁，平均年龄(35.16±15.17)岁；病程1～59 y，平均(15.20±11.67) y；癫痫患者中共患者焦虑的198例(51.03%)，抑郁的159例(40.98%)，焦虑伴发抑郁的130例(33.51%)，既无焦虑又无抑郁者111例(32.84%)。

2.2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癫痫共患焦虑组患者的年龄、婚姻、职业、受教育程度、治疗费用、发病年龄、发作频率、依从性、发作控制情况与非焦虑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性别、家庭收入、病程、用药种类方面与非焦虑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共患抑郁的患者在职业、家庭收入、治疗费用、发作频率、用药种类、依从性、发作控制情况等方面与非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病程方面与非抑郁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癫痫患者共患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表2 癫痫患者共患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2.3 多因素分析 以焦虑、抑郁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有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治疗费用、治疗依从性是癫痫患者共患焦虑的影响因素；发作频率、治疗费用、治疗依从性是癫痫患者共患抑郁的影响因素(见表3)。

表3 患者共患焦虑、抑郁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 论

目前在癫痫患者的诊治方面，临床医生多强调发作的控制，而忽视了焦虑、抑郁等共患病的治疗。随着医学模式从单纯的生物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对癫痫治疗的重点不再仅限于对疾病发作本身的控制，而是使患者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改善[7]，因此癫痫患者的精神心理、行为、认知等日益受到重视。国内外研究表明癫痫患者共患焦虑抑郁较普通人群发生率高[8,9]，本研究显示甘肃省部分农村地区惊厥性癫痫患者有51.03%的共患焦虑，40.98%的共患抑郁，33.51%的共患抑郁伴焦虑，均高于李倩、赵梦娇等的报道[8,10]，原因可能本研究对象均为惊厥性患者，惊厥性发作是最严重的痫性发作类型，这类患者对癫痫发作的担心、经济压力、身体恢复的担忧，以及病耻感等较其它类型严重，容易产生精神性及躯体性焦虑和抑郁障碍[11,12]；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文化背景、采用的调查量表、样本量有关。受教育程度是焦虑的影响因素，这与多数研究相符[13～15]。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对疾病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也会不同。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癫痫共患焦虑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会自主收集癫痫防治相关信息，能够对疾病更深入地了解，而且愿意配合医生的规范化治疗，并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应对癫痫所带来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对癫痫缺乏认识，易会产生消极的想法，又缺乏有效排解情绪的方法，容易出现焦虑情绪。

本研究显示发病年龄在20～30岁的患者共患焦虑高，这与以往报道的发病年龄越小焦虑患病率越高不一致[8,10]。分析可能原因是该年龄段患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癫痫发作无法正常劳作，另外患者正处于谈婚论嫁的年龄，患者担心因癫痫发作无法结婚或婚后对生育有影响，心理压力较大，使其焦虑发病率增高。发作频率是癫痫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是患者共患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发作频率越高，越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程度也越重。频繁发作会对身体产生刺激、损伤，患者因病情不能得有效到控制而对发作的恐惧感、发作后的社会歧视感、病耻感、自卑感越突出，对未来也容易丧失信心，对生活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因此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会更高。癫痫的反复发作可加重焦虑与抑郁症状，而焦虑抑郁症状的持续存在又增加癫痫的发作频率[16]。因此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减少负面不良情绪，尽量避免癫痫的诱发因素，减少患者癫痫发作的频率[17]。

本研究显示，治疗费用高是癫痫共患焦虑抑郁的独立的危险因素，与多项研究报道的结果一致[18～20]。癫痫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时间甚至需要终身治疗，多数患者需要联合用药，有些抗癫痫药物价格较高，且不在医保范围内，长期高额的药物费用使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另一方面患者因病造成劳动力下降或丧失使家庭收入减少，使患者共患焦虑抑郁障碍的风险增高。针对癫痫患者多通过门诊诊治的情况，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扩展门诊慢性病的报销疾病范围，将癫痫纳入门诊报销范畴，减少患者的个人支出，降低癫痫患者的经济压力。农村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差主要由于患者缺乏对癫痫病的正确认识。调查中发现有些患者发作了就服药，不发作时就不服药；有些患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买不起药，治疗随时中断；有些患者听信广告，频繁更换药物或使用民间偏方，延误病情，发展成为难治性癫痫。因此，应加大癫痫防治知识的宣教，增强服药依从性，消除其对疾病的恐慌心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降低共患焦虑或抑郁等风险[21]。农村地区患者不但长期承受疾病痛苦、还要面对经济负担和社会心理压力，共患焦虑抑郁现象较为普便，因此，在癫痫防治工作中，在关注癫痫患者药物控制发作的同时，应加强癫痫伴发抑郁焦虑共患病的筛查、早期诊断并及时开展综合性干预，促进癫痫患者的全面康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