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霄，谢 萍

(1.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0 引言

教师在个人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幼师到中小学教师，再到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导师，学界不乏对教师与学生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博士后与其导师之间的关系极少受到关注。与研究生阶段不同，博士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接受导师的指导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培养手段，其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在科研活动中的合作伙伴关系，遂称为合作导师[1]。这种合作关系似乎兼具师生关系的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相较于硕士、博士，学界对博士后的关注比较少。

博士后群体作为一批正处在思想最活跃、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黄金阶段的人员，他们长期面向科研第一线，是最富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生力军，是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也是高校、科研机构培养和储备的生力军，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高校的重视[2-3]。因此，在日益强调和重视高校导师师风师德建设的当今，对博士后及其合作导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便十分适恰和重要。2015年， 《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把提升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质量作为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核心，强化博士后合作导师在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中的作用[4]。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也使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巨大挑战。同样，处在科研职业发展早期的博士后也不免受到影响，如工作交流受到一定阻碍、科研进展受阻、身心健康问题的困扰等。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作为科研工作 “领路人”的合作导师如何帮助博士后走出困境，寻找到新的科研工作岗位并投身科研事业，成为当下一个新的议题。据此，本文通过全球博士后的实证数据来探讨博士后合作导师对博士后发展的相关影响。

1 文献回顾

1.1 博士后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博士后培养和发展来看，学界主要聚焦在制度、政策、培养模式和机制等方面。博士后制度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自1985年正式建立以来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至2019年末，我国共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71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332个，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23.3万人。大学、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为培养博士后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5]。然而，我国在博士后培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培养模式相对单一、联合培养程度不高、 “学院式”培养模式仍为主流、 “校企合作式”规模小、形式化严重等[6]。国务院办公厅在 《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博士后制度 “存在定位不够明确、设站单位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培养质量有待提升、招收培养评估办法不够健全、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3]。不仅在我国，全球博士后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普遍的问题。

第一，终身教职减少带来的并不乐观的职业前景[7]。近年来国内外终身教职的减少增加了博士后对职业前景的不安全感。Scaffidi等[8]针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和缺乏职业结构是博士后最为担心的问题。一些博士后成功地找到了终身职位，而另一些博士后则由于缺乏明确的职业前景而离开学术界[9]。比如，德国33%到50%的博士后考虑过离开学术界[10-11]。沈文钦等[12]基于我国13所高校373名博士后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大多数博士后最终能够留在高校系统，但也有一部分博士后没有进入高校或者精英学术机构，他们要付出数年时间来面对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

第二，博士后的工作和生活持续处在高压之下[13]。一方面，博士后面临短时间内发表高质量、高数量研究论文的要求，还要申请科研基金、寻找科研方向、独立承担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业、生活、家庭等各种问题都缠绕在一起，给博士后带来巨大的压力。异地或异国的博士后更要面临孤独无助、文化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适应、越来越稀缺的学术界职位、越来越紧张的科研经费等困难，职业前景不安全的持续时间较长加剧了博士后对当前工作的不满[14]。

第三，长期的压力和身份的特殊性影响了博士后心理健康状况。博士后通常被认为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学生的一类 “尴尬”群体，他们往往处于裂缝中，因此既得不到他们认为应得的认可，也得不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利益[15]。工作压力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导致博士后常常缺乏安全感，带来更为严重的恐惧感[16]。许多博士后在出现了心理问题后，获得的医疗保健却十分有限[17-18]。Gloria等[19]对美国200名博士后的研究表明，有29%的博士后处于抑郁状态。然而，现阶段国内外学界对博士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仍是凤毛麟角。

1.2 合作导师对博士后培养的重要意义

在培养博士后的过程中，合作导师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且重要的群体，博士后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离不开合作导师或者被称作教练的这样一个 “引领者”的支持[20-21]。与研究生不同，博士后与导师之间不完全是师生关系。在某些国家 (如西班牙)，博士后考核主要由合作导师来进行评价。此时，导师既是研究项目的总负责人，又是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评价者，具有双重身份[22]。由于合作导师身份的特殊性，其对博士后的培养就更为重要。Brosi等[23]的研究表明，合作导师的支持是博士后最为看重的内容。2003—2005年美国西格玛赛对博士后的调查表明，明确博士后和合作导师的预期与职责，有利于减少双方矛盾、提高科研产出[24]。西格玛赛访问学者认为，当对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尤其是与合作导师关系做出合理的结构性安排时，博士后的科研工作是最有效果的[25]。Scaffidi等[26]揭示了高质量的合作导师指导与积极的博士后经验之间的明确联系，建议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未来职业前景承担一定责任，给予博士后非学术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在我国博士后的培养中，还存在合作导师职责不清与责任归咎的问题。蓝国秋等[27]认为，部分博士后在站期间工作表现欠佳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合作导师的职责不清——相当一部分合作导师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博士后的关系,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明确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和博士后本人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三方间的协议约定和管理对于我国博士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28]。

博士后与导师之间建立真诚的、无偏见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博士后与导师进行经常性的、开诚布公的交流，会在博士后阶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9]。彭晓娇[30]对125名博士后的研究显示，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发展，如课题申请指导、就业方面的资源、其他课题的参与等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也存在合作导师 “缺位”的情况，即在博士后工作期间并没有合适的合作导师，这让博士后感觉受到 “孤立”或者处于 “真空”状态的不利情境。目前中国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传统师生或上下级关系，这不利于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角色互动。设站单位应通过制度促进博士后与导师达成平等关系，通过合作式指导的方式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美国的博士后可以对合作导师提出建议、要求，甚至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申请更换导师，这利于化解矛盾冲突、培育一流人才、提升创新水平[31-32]。由于中国博士后制度及管理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对于博士后的指导和培养工作既涵盖学术的选题和科研的方向探讨而非指令，同时也需要对博士后的成长激励和人文关怀，从而建立起可持续的长期发展的伙伴关系[27]。讨论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的生成过程与发展取向，需要重构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合作关系的生成模式，优化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的社会空间环境和改进博士后人员及导师对于主体间交往的理念和方式，来推动博士后与合作导师构建良好的关系[33]。

1.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合作导师的支持与博士后的发展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教育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34]。许多大学很快转向在线教育，共同创建在线资源，对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产生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博士后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其培养与发展同样会受到相应影响。2021年，我国进入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士后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在常态疫情防控过程中尤为凸显，更需关注。因此，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基础，但也存在些许留白可供本文做出边际贡献。第一，关于博士后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政策和制度比较，虽然个别研究利用少量数据样本进行了数频统计、共词分析与聚类分析[35]，但是对于我国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与发展等问题，缺乏有效数据的支撑和结论验证，尤其是利用全球博士后的国际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凤毛麟角。第二，虽然许多学者认识到合作导师对博士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证实二者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指导情况及其影响缺乏实证研究。第三，尽管有部分研究发现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缺乏影响机制的解读与分析。

本文利用 《Nature》杂志2020年7月开展的 “首次全球博士后调查”得到的数据，实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博士后获得合作导师支持的情况，及其对博士后的抑郁焦虑、预期与满意度和职业憧憬三个方面的影响，通过了解全球博士后的状况吸引海归博士和外籍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完善博士后制度，为国家的博士后创新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服务。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面向全球90多个国家，共收回有效问卷7670份。在剔除企业博士后和兼职博士后之后，本文选取6982位高校全职博士后数据进行分析。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此次调查样本量超过100的国家有13个，依次为美国 (2564人)、英国 (1224人)、德国 (459人)、加拿大 (248人)、澳大利亚 (223人)、法国 (216人)、中国 (213人)、西班牙 (187人)、瑞士 (138人)、瑞典 (132人)、巴西 (126)、意大利 (123)和荷兰 (107)。调查涵盖11个领域，占比从高到低分别为：生物医学和临床科学 (如细胞、发育、基因组、分子、生理学) (52.59%)、化学 (7.59%)、生态与进化 (7.46%)、物理 (5.74%)、工程 (4.20%)、地质与环境科学 (4.18%)、社会科学 (3.72%)、农业和粮食 (3.12%)、天文学与行星科学 (2.58%)、卫生保健 (2.09%)、计算机科学与数学 (1.73%)，其他领域合占4.98%。不难发现，此次调查的对象大多数是理工科博士后。从中国博士后网站中可以看到，理学和工学也是我国博士后招收最热门的学科门类，每年招收的博士后比例都超过50%[36]。因此，此次调查的抽样与我国现有情况比较吻合。

2.2 核心自变量：合作导师支持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合作导师对博士后培养的支持，具体包含六个方面，见图1。此量表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5，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为0.91，表明该导师支持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不难发现，合作导师与博士后保持联系跟进工作的支持最多，提供指导帮助远程工作的支持最少。

数据来源：《Nature》2020全球博士后调查，下同。

2.3 因变量：博士后的培养与发展状况

本文的因变量为博士后的培养与发展状况，从抑郁与焦虑、预期与满意度和职业憧憬三个方面衡量。

(1)抑郁与焦虑。本文根据问卷第55题是否有过抑郁或焦虑、第57题是否因抑郁或焦虑而想离职来测量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数据显示，14.47%的博士后未抑郁但想离职，12.54%的博士后出现过抑郁或焦虑的情况但未想过离职，36.76%的博士后因抑郁或焦虑想过离职。另外，本文选取样本量在30以上的26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从国别来看，中国博士后有抑郁或焦虑的比例为49.35%，排在世界第11位；因抑郁焦虑想离开博士后工作的有40.38%，排在世界第23位。

(2)预期与工作满意度。本文从问卷第25题博士后是否符合预期、第44题整体满意度和第45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一年来满意度的变化三个方面测量博士后的预期和工作满意度情况。预期的题项包括不如预期 (31.51%)、与预期一致 (51.97%)和比预期好 (12.52%)。从国别来看 (见图2)，中国博士后认为与预期一致的比例较多 (53.52%)，不如预期的比例为39.44%，比预期好的比例仅7.04%。相比之下，中国博士后预期符合度排在26个国家的第25位。整体满意度划分为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7个等级，中国博士后的整体满意度排在26个国家的第20位。满意度变化包括显著下降 (18.15%)、稍微下降 (32%)、保持不变 (23.53%)、稍微上升 (19.11%)和显著上升 (7.21%)5个等级。过去一年中国博士后满意度的变化不大，排在26个国家的第15位。

图2 各国博士后预期的变化

(3)职业憧憬。本文从博士后个人感知的未来职业前景和学术职业意愿两方面来衡量博士后的职业憧憬。职业前景划分为非常悲观 (17.02%)、有些悲观 (40.65%)、中立 (13.05%)、比较乐观 (24.62%)和非常乐观 (4.66%)5个等级。中国博士后对未来的职业前景最为乐观，认为非常乐观的比例 (8.13%)在26个国家中排第一，认为比较乐观的比例 (31.1%)排第二 (荷兰32.67%排第一)。学术职业意愿根据问卷第27题划分为想从事 (63.92%)、不确定 (25.45%)和不想从事 (10.63%)学术职业三个等级。从国别来看 (见图3)，中国博士后未来想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为26个国家最高 (83.10%)。

图3 各国博士后未来想从事学术工作的比例

2.4 中介与调节变量

本文以博士后对合作导师的信任和满意度为中介变量：①对合作导师的信任。本文根据问卷第59题 “求职时会咨询谁的建议”将博士后对导师的信任划分为0～19共19个等级。其中，0表示会咨询除了合作导师之外的9类人，1表示会咨询除了合作导师之外的8类人……9表示谁也不会咨询，10表示会咨询包括合作导师在内的所有人……19表示只会咨询合作导师。②对合作导师支持的满意度。问卷第46题询问了博士后对合作导师支持的满意度，包括从非常不满意 (9.58%)、不太满意 (8.43%)、有点不满意 (11.04%)、中立 (12.94%)、有点满意 (17.94%)、比较满意 (22.90%)到非常满意 (17.16%)7个等级。另外，本文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对个人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为调节变量。问卷第17题询问新冠肺炎疫情对博士后职业发展是否产生了负面影响。60.11%的博士后认为 “是”，26.20%认为 “不确定”，只有13.69%的博士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职业发展 “并未产生负面影响”。

3 合作导师支持与博士后的培养和发展

3.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博士后获得合作导师支持的基本情况

从26个国家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支持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博士后与导师交流的频率、获得的导师支持总体较好。导师在提供清晰指导提升工作应变能力、提供指导帮助远程工作、保持联系以跟进工作、清晰的会议安排以跟进工作进度方面给予博士后的支持不如一些欧美国家，而在协助安排与学校其他博士后的交流方面的支持更多。但从博士后对合作导师支持的满意度来看，我国博士后对合作导师的指导和沟通的平均满意度在26个国家中仅排第20位。

3.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合作导师支持与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满意度和职业憧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支持越多，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越低、满意度越高、对职业前景越乐观。这一结果佐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适用性。

为了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影响，本文从精神健康、预期与满意度和职业憧憬三个方面，以抑郁焦虑程度 (模型1.1)、预期 (模型1.2)、满意度 (模型1.3)、满意度提升 (模型1.4)、职业前景 (模型1.5)和学术职业意愿 (模型1.6)六项为因变量，构建了有序logit模型。不难发现 (见表1)，合作导师支持对除了学术职业意愿外的五项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与之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对职业发展的负面效应显著负向影响除了学术职业意愿外的五个项目。合作导师总体支持和新冠肺炎负向影响交叉项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合作导师支持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博士后的帮助更大。合作导师支持对中、美两国博士后的影响不同，其中，提供清晰指导、保持联系、提供一切支持帮助显著降低了美国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但对中国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提示出中国的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没有足够重视和关注；提供清晰指导及会议安排对中国博士后的学术职业意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美国博士后均未产生显著影响。结合中国博士后学术职业意愿最高的结果可以推测，这可能与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尚未饱和或博士后除了学术职业外其他就业渠道单一有关。

表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影响

3.3 合作导师支持的影响机制

本文根据合作导师的支持数据调查结果，结合博士后对合作导师的信任和满意度，剖析合作导师支持的影响机制，构建合作导师影响博士后发展的路径分析模型 (见图4)。该模型呈现出较好的适配度：卡方=30.714，自由度=26，显著性水平=0.239>0.1，卡方/自由度=1.18<2，RMSEA=0.006<0.05，NFI=0.999>0.9,RFI=0.997>0.9,IFI=0.999>0.9,TLI=0.999>0.9,CFI=0.999>0.9,理论模型AIC=188.714<独立模型AIC=210<饱和模型AIC=37463.803。从影响路径来看，除了对学术职业意愿这一路径的影响不显著 (不显著路径用虚线表示)外，其他路径的系数均符合理论模型的假设。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学术职业意愿并无显著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博士后对合作导师的信任继而产生。

图4 合作导师支持的影响机制

4 结论与建议

4.1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博士后培养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

(1)中国博士后对未来的职业前景最为乐观、学术职业意愿最高。中国在应对疫情时彰显的大国力量以及合作导师的各项支持都让博士后对未来的职业前景 (在26个国家中)最为乐观，未来想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也最高 (83.1%)。

(2)中国博士后的预期符合度和满意度较低。中国博士后的预期符合度排在26个国家的第25位，整体满意度排在第20位，对合作导师的指导和沟通的满意度也排在第20位，表明尽管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支持有量的保证，但效果并不理想。

(3)中国博士后高学术意愿的背后隐藏着高抑郁焦虑的问题。中国博士后有抑郁或焦虑的比例为49.35%，排在26个国家的第11位。然而，导师支持对中国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没有足够重视和关注，长此以往将对未来学术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2 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培养与发展的影响

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培养与发展有显著影响，且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博士后的帮助更大。一方面，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抑郁焦虑程度、预期与满意度和职业憧憬均存在直接影响，且通过影响博士后对合作导师的信任和满意度进而影响其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合作导师支持对那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博士后的帮助更大，这一结论亦体现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合作导师对博士后提供支持的重要性。

4.3 合作导师的指导要综合、适切、适度

第一，给予综合支持，而不仅是某一方面。合作导师支持对中国博士后抑郁焦虑程度的帮助主要靠导师支持的综合影响，体现了合作导师支持的整体性。第二，给予适切支持，而不仅是工作安排。本文将合作导师对博士后各方面的联系都定义为支持，但从结果看，一些支持更像是为了完成工作和项目才进行的，真正针对博士后身心情感的支持相对较少。这就导致确诊新冠的博士后认为自己并未获得更多导师支持，而怀疑自己患有新冠但未检测的博士后获得的导师支持显著更少。因此，在指导博士后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真正给予他们工作以外的职业帮助和情感支持是现在容易忽略的方面。合作导师应主动关心和帮助博士后群体，而不要因为他们没有确诊新冠就忽略其心理的忐忑和焦虑。第三，给予适度支持，而不是失度关注。合作导师支持对博士后的影响并非越多越好，若导师在某些方面的支持失度，便可能物极必反。正如本文和大多数学者所界定的，博士后与导师之间更多的是合作伙伴关系，遂称合作导师，不像博士与导师之间的纯粹师生关系，因此合作导师指导失度的影响就更为严重。庆幸的是，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相较于西方的功利主义，我们应葆有优良师生关系的文化自信。如何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与导师之间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将对加快、加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