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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生成逻辑

2022-05-13叶子辉

西部学刊 2022年8期
关键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叶子辉

摘要:“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黨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以道路的发展、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完善和文化的自强为现实前提的自信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形成的。道路自信是坚守初心走向复兴的自信;理论自信是理论适应中国国情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守正创新的稳定自信;文化自信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四个自信”发轫于新中国诞生,积累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成熟于改革开放新时代,最终统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是指引亿万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寄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8-0005-0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治理危机中,中国的成功应对将中国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这是依托中国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的中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是中国人民开创出来的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的发展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展现。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鲜亮底色,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道路自信是坚守初心走向复兴的自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境遇中重大方向性问题的现实回应。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交汇点。

(一)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是初心的逻辑起点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力量展现,指导着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是推动中国现实发展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落地发展;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被重视、被解决、被满足,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由人民奋斗的,是属于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必须将改革开放政策一以贯之以“三个有利于”为准则,坚持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进入新时代,中国道路始终是人民的道路,人民的利益诉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进途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继全民温饱到整体小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式的发展节点。无论何时何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新冠疫情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存发展权益的实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成就道路自信的力量源泉。

(二)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前提

独立自主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前提更是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条件。为实现这一前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道路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面对着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敌对与封锁,经历了“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发展,需要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结合,正是在“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的气魄下[2],在摸石过河的探索中实现了中国道路的不断前行。中国的道路自信不是凭空而生的,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出的,是适合中国国情与人民发展权益的道路。独立自主的道路发展是道路自信的现实基础,是基于中国现实历史境遇的道路选择,是自觉向自信转化的必然。

(三)中国梦是道路自信前进方向的引领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中国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成绩的充分肯定,是对中国未来道路发展方向的回应。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将坚持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度,以民族复兴为目标方向,突显中国梦对现实道路的引领价值。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从历史时间的整体维度看,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历史交汇。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指引,在这个目标下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才能不跑偏、不走样,才能坚持人民的立场、人民的道路,才会有道路的自觉和道路的自信。坚持中国梦的方向引领,坚持走中国道路,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凸显中国道路的自信。

二、理论自信是理论适应中国国情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中国化的理论自信,是对人类自身解放理论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要义,在中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信的实现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理论探索是成功与挫折并存,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时,展现出我们党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开启改革开放实践,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上,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围绕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长远发展目标,从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改革开放事业,到为了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提出党的建设新思路,解决了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探索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始终是立足中国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程也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认识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自信的鲜活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的时代主题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创想,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东欧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变质、西方操控的“颜色革命”得逞,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现实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发展道路出现的坎坷要求新的发展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回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清时代问题、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3]。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不断前进,也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道路,开创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中国人民能够实现理论自信的鲜活生命力的关键。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自信的发展驱动力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转化成为人民所拥有掌握的现实力量,推动中国的发展,落实人民理论为人民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必然需要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颐指气使的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劳动生产,在实践发展中实现对人民群众的理论改造,并不断汲取来自实践的经验推动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人民的立场自身,人民群众在学习理论、实践理论以及发展理论中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和自信。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参与性,在不断发展的现实中会将这种指导思想转变为内在的理论自信。中国人民是新中国七十余年发展历程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辉煌成就的创造者,也必然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与实践中,中国人民逐渐走向富强的新时代,也是中国人民不断通过理论自觉建立理论自信的过程。

三、制度自信是守正创新的稳定自信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守正中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制度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根源。

(一)守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正反经验总结,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旗帜鲜明的展现。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伟大的学习借鉴能力,学习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正反经验,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以人民民主专政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发展。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制度的破旧与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道路发展的坚实制度保障。制度守正是制度改革的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力量源泉,党的领导是核心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本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新时代发展中不变色、不易帜。

(二)创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直面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初期温饱问题,进而全面小康的道路如何走,共同富裕的实践如何推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发展中不断回应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课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前提,即制度创新是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发展为指向。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已经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转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从“有中国特色的”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是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中国以自身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对疫情的控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相较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健康治理危急,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能效转化。

(三)改革:激活不竭发展动力的自信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4]的勇气是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提升为依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为依托。制度自信使我们党能够应对当下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以无与伦比的巨大勇气实现自我革命,推动自身发展,以改革为抓手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向前,与时代相适应、与发展相适应。以“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的魄力,抛弃历史成绩的思想包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深化改革的发展中需要与中国的现实发展相结合,才能在改革中激发政治活力、经济发展动力、社会创造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

四、文化自信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发展的最直观体现。

(一)民族传承:文化自信重建的思想维度与价值维度

文化自信是深层次的自信。文化领域最直接、最典型地反映社会经济中的成绩,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信会直接体现在文化领域,文化自信和文化为谁的问题直接反映经济发展为谁所享有。文化的不自信本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自信,进而延伸出对道路、理论、制度的不自信。

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视角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以新破旧、破旧立新的方式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落后思想以及反动意识形态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为价值判断将封建的、殖民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隔离批判,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在新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繁荣昌盛。坚定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化政策,确立“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发展理念。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批判封建的、殖民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的价值尺度。批判的首要前提是政治革命的完成,政治革命的完成為社会革命扫清前进的障碍。以革命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通过以新破旧、破而后立的形式,开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重建的道路。

(二)时代发展:文化自信重建的多元文化视角

坚定社会主义的立场重建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文化多元发展应当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同时警惕封建糟粕的借机复辟、“颜色革命”的借道输入、资本主义的借巢孵化。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文化自信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的重要路径,“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的物质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持续向好发展,作为经济基础的中国道路发展状态将直接反映在文化建设中,缺乏经济发展支撑的文化是无法构建起超越经济的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是在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的同步发展强化中实现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建构也需要以更开放和审慎的态度,吸收借鉴其他的文化的优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文化立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抓手,在批判中吸收,在正本清源中守护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在文化建设中牢固树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中国声音正面回应西方社会的质疑声音,用中国道路发展回击对中国发展的看衰。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也是政治经济和综合国力发展中形成的道路经验和国家现代化发展方案,即“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多元文化发展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需要守住立场也要主动出击,要发展中国特色文化有深度,塑造中国风格有内涵,展现中国气派有维度。文化自信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指引,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逻辑过程,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文化自强,在文化自强中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结语:统一于中国实践的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是统一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自信。一是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是处于实践与认识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促进发展的,中国的道路探索为中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国理论的发展指导中国道路的持续稳定前进,道路自信强化理论自信的基础,理论自信夯实道路发展的信心。二是理论自信引领制度自信,是在学马、鉴西、守中的实践中发展的,关键在于理论的发展与自信才能够实现制度发展的自信。三是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需要制度设计的保障,是实现通向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道路自信的制度保障。四是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是更深层次的支撑与反哺,道路发展、理论建设与制度保障作为现实基础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同时文化自信的生成也是最深层次的自信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展现。伟大梦想是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四个自信”的生成是建立在过去中国人民为了伟大梦想奋斗进程中的,要将这种自信延续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自信融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传承基因中。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5-23(01).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編: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32.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1-11-1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1.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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