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身体叙事的古典美学倾向

2022-05-09李占伟

粤海风 2022年2期

摘要：“身体”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叙写对象，但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写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工具化、欲望化、消费化倾向。莫言通过对中国古典“多重身体审美感知”“身心不二”“天人合一”身体审美观的自觉复魅，形成了一种身体叙写的“莫言经验”。这种经验，可以为当代文学身体叙写提供一种克服肉身与灵魂割裂、身体与大地分离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古典身体美学当代文学身体叙写莫言经验

文学应当如何面向身体（尤其是肉身），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言其“古老”，是因古今中外文学家莫不要面对之、书写之，并因“身体”长期受到王权、宗法、灵魂的贬抑，而感喟之、惋惜之;言其“现代”，是因“肉身”的觉醒和发现是一个十分现代的哲学美学问题，中外很多作家在拥抱之、高歌之的同时，也难免因其目眩神迷的“魔盒”之光，而彷徨之、迷茫之。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文学界肉身主体性的觉醒至五四时期才真正出现，但短暂的“肉身觉醒”很快便被革命洪流的宏大叙事淹没不见;新时期伊始，重拾身体话语的作家们也几乎都小心翼翼，总要拉上政治话语之手结伴同行;不过，20世纪80年代摧枯拉朽、意气风发的启蒙精神与人文气概，终于还是感召了一大批作者开始走向身体觉醒的探寻之路;但不幸的是，身体觉醒探寻的果实很快便又被90年代后的商品消费社会所窃取。

十分显见，“身体”在这为时不长的觉醒之路上有着明显的“工具化”倾向：一方面，它是启蒙作家抵抗权力、质疑权威、破除拘囿的工具，一如伊格尔顿所讲“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1];另一方面，它又是消费作家经济资本积累、文化资本获取、象征资本形成的工具，一如鲍德里亚所说“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2]。毋庸置疑，“工具化”的身体很容易遮蔽“审美化”的身体，遮蔽文学作品中本该得以细致描绘的多重身体审美感知、多样身体审美空间、多元身体审美文化;而且，工具的单一性甚至会让作家忘记，“身体”必须经过诗性的转换才能进入文学。当代作家本应自觉突破这种遮蔽，走进更丰富而幽秘的身体世界，并努力在诗性与身体之间构建一个良性的循环通道。莫言在此方面独树一帜：他一方面通过文学身体的叙写，复魅了中国古典身体审美观，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身体观进行了文学的诗性转场，最终形成了一种人类学视野下的现象学式的身体审美观。

一、古典多重身体审美感知的当代重塑

莫言曾说：“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你的味觉、你的视觉、你的触觉，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觉之外的其他神气感觉。这样，你的小说就会具有生命的气息。它不再是一堆没有生命力的文字，而是一个有气味、有声音、有温度、有形状、有情感的生命活体。”[3] 他不经意间道出和践行了中国古典身体审美观的真谛。

人类通过“身体”与世界照会，更直接地说，通过視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五大基本感知与世界建构联系，审美意识产生、审美经验积累也便包蕴其中。只不过，西方人更加注重视觉、听觉，而“中国古代人在五觉（或者除触觉以外的四觉）中，没有意识到任何高、卑、上、下的审美价值差别”[4]。可以说，中国古典审美意识发生是“身体五觉”共建而成的，且钟情于将各种感觉混合在一起不加细致区分。如批评史上钟嵘的“滋味”说便明显带有身体味觉的特质，司空图的“韵味”说则是将身体的听觉和味觉进行统觉，王士祯的“神韵说”则将身体听觉引升到了身体形上的“神”之境地。文学史中的多重身体审美感知描写更是俯仰皆是，如辛弃疾短短的几句诗文“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里，便有体现身体听觉之美的“惊鹊”“鸣蝉”“蛙声”，体现身体视觉之美的“明月”“稻花”，体现身体触觉之美的“清风”，体现身体嗅觉之美的“稻花香”，实际上还能引申出满足果腹之欲的身体味觉之美“丰年”。然不知何时起，这种复杂而独特，但却充满审美想象的描述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却隐而不彰了，直到莫言的出现，它才又重现。

可以说，“在莫言的叙事中，人物的每种感觉、每个毛孔，环境中的每个气味、每种颜色都得以细致的刻画和准确的传达。”[5] 以至于有的批评家认为“他得以在人物的‘神经末梢’上展开他的写作，甚至他小说中活跃的无处不在的潜意识，都不是在‘大脑’，而是在身体和‘器官’中展开的”[6]。莫言的好友毕飞宇更是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身体叙事的解放正是从莫言开始的——他不是在写身体，更是用身体在写。这些说法都毫不夸张，莫言的创作对身体、生命的多重审美感知真的是情有独钟，且描述的细腻到位。如《檀香刑》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细雨纷纷，田野里有一簇簇的云雾。地里的冬小麦已经返青，泥土的气息很重。向阳的沟畔上苦菜花开了，星星点点，金子一样。路边的野杏花开了，一树树雪白。队伍惊起了两只斑鸠，斑鸠翩翩飞。布谷鸟儿在远处的树林子里啼叫。[7]

短短的一段文字里，莫言几乎调动了人的所有感官：“小麦青”“杏花白”“苦菜花黄”之身体视觉审美，“斑鸠惊”“布谷鸟叫”之身体听觉审美，“细雨”“云雾”给人之身体触觉审美，“泥土的浓重气息”给人之身体触嗅统觉审美，这简直可以看作是上文所提及辛弃疾诗文的当代重现，而如此这般的描写在莫言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另外，正如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所讲：“古来中国人不仅有味觉与嗅觉不加区分的现象，而且也有嗅觉与视、听、触三觉不大严格区分的倾向。”[8] 古代中国人在身体的审美体认上往往将多重感觉混合在一起，莫言的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复魅了这一点。如“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也嗅到了炒猪肉的味道”[9]（《透明的红萝卜》），本是灼伤的身体触觉之感，却被莫言处理出了嗅觉、听觉的效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神奇感觉”;再如“秋风从桥洞里穿出来，和着海洋一样的黄麻地里的窸窣之声，使人感到从心里往外冷”[10]（《透明的红萝卜》），本是寒冷的身体触觉之感，也被莫言很自然的加入了听觉效果;还有“驴肉在我的口腔里歌唱”[11]（《四十一炮》），本应是身体味觉的表达，却通过听觉而描绘的生动活泼。像这样的描写，在莫言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十分常见。

当然，莫言也有自己最为看重的身体审美感知——“味觉”，“味觉”似乎是莫言多重身体审美感知的起点和基点：罗小通对肉味的渴望（《四十一炮》）、黑孩对胡萝卜之味的魔幻想象（《透明的红萝卜》）、上官金童对乳房之味的留恋痴迷（《丰乳肥臀》）、丁钩儿对酒味的欲罢不能（《酒国》），等等。莫言对身体“味觉”的敏感，或许是因为其儿时的饥饿经验，但这种敏感又或许正是莫言之所以能够复魅中国古典身体多重审美感知的秘钥所在。因为，中国古代人审美意识最早的发生也无外乎“羊大为美”，何以“羊大”为美？《说文解字》答曰：味甘也。故而，审美发生与味觉有一种原生性的关系。“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对身体味觉之美便偏爱有加，因循了味觉的满足，进而推及其他身体感知、生命体验。莫言说：“好的小说，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仿佛进入了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非常具体的家庭的感受，好的小说能使痴心的读者把自己混同于其中的人物，为之爱、为之恨、为之生、为之死。”[12] 莫言的小说当然可以称得上这样的好小说，其成功的秘诀之一恐怕就是对中国古典多重身体审美感知的当代复魅吧。

二、古典“身心不二”的当代表达

莫言曾说：“在我的心目中，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是欲望的奴隶，都是值得同情的，也都是必须批判的。小说中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并不完全是外部原因导致的，最深重的苦难来自内心，来自本能。”[13] 所以，“好的小说家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人的难以摆脱的欲望，以及人类试图摆脱欲望控制的艰难挣扎。”[14] 莫言这种对人类的欲望和本能最自然的关切、最本真的描写，也让他获得了“生命本体论”作家的美誉。不少批评家都认为莫言的作品洞悉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活力、描述了人类最古久的生命意识、呈现了人类最朴素的生命样态，甚至探究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哲学命题。这些，都与莫言对中国古典“身心不二”的身体美学的朴素回归密不可分。

与西方传统“灵肉分离、以灵贬肉”的身体美学不同，中国古典美学从一开始便十分看重肉身基础，并且灵肉不分、形神兼备。道家之“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进而“贵身全德”;儒家之“家之本在身”“吾日三省吾身”进而“修身养性”;《周易》之“安身而后动”“近取诸身”进而“即身道在”，均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视肉身为基点的实际表达。另外，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尽管以肉身为基点，但并未停留在肉身，而是在“气化论”传统的影响下，走向了灵肉统一、形神兼备。[15] 概言之，中国古典美学从肉身的坚实性出发，进而达至情感、精神、思想、生命的有机性感悟和体认，最终走向身心、灵肉的和谐统一。这种古典身体美学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身随敝屦经残雪，手绽寒衣入旧山”（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还越中》）;“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苏轼《真兴寺阁》）等，均是以身体的肉身感受为出发点，对世界观察、向外在投射，进而获得内在的体验和审美。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等，则已开始进入身体的有机整体性，感悟与体认精神、生命与思想。还不消说，韩愈的身体书写近乎极致，从身体痛感出发形成了一种生命哲学式的写作风格。[16] 这种从肉身出发，获取最本真生命体验，终达至灵魂拷问、灵肉合一的叙写方式，或可以被叫做“生命直观”。然而，这种敏感而直接，充满生命意识、灵肉张力的写作方式到了近现代却逐渐消失殆尽。一如前文所讲，尽管五四之后肉身的欲望表达、灵肉的挣扎融合又重新进入文学的叙事，但“身体”要么被革命所裹挟、要么被政治所征用。尤其是新世纪商品社会“身体写作”涌现，更是把古典“身心不二”的灵肉和谐几近推向了“肉身消费”的深渊。

当众多作家还在痛苦地纠结究竟是身体还是权力、躯体还是消费、肉身还是灵魂的时候，莫言却似乎不知不觉、轻而易举地跨过了在别人看来难以跨越的鸿沟。不可否认，莫言也在大量书写诸如食欲（如《四十一炮》）、性欲（如《红高粱》）、占有欲（如《丰乳肥臀》）等身体欲望，作品中也到处充斥着暴力（如《食草家族》）、死亡（如《檀香刑》）等身体摧残，还经常直面身体与权力的纠结和斗争（如《酒国》），但何以莫言却没有被批评为身体写作的暴露主义和世俗主义者呢？这恐怕是因为莫言在认可肉身坚实性的基础上，坚持从肉到灵自觉引升的“生命直觉”诗学，并借此超出了一般的伦理冲突、道德评价，而构建出了一个超然于道德伦理之外的自然生命大地。

《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上官金童对各种乳房的迷恋，甚至采用了细致化描写的方法，但读者却像在看古希腊雕塑一样，并没有滋生任何诲淫诲盗的感觉，反而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感知人类原始生命魅力，认知人类原始生命活力的诗性密码。《红高粱家族》中也不乏对性爱的描写，尤其是爷爷余占鳌与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野合的那段描写，更是几近叙述之能事，但读者也并没有像阅读木子美等人的性爱叙事那样，坠入纯粹的感官幻象里，反而从中读出了人性的自然与灵魂的美好。西学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之外再无他物，世界的问题总的来说可以看作是身体的问题，或是以身体为起点的问题，这种看法与强调“身心不二”的中国古典身体美学何其相似。这也正是莫言“生命直觉”诗学的基本身体形态——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身体”不是工具论的，亦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可以直抵生命本体、包蕴历史精神、凝聚灵魂挣扎的现象学存在论的。当代作家中，秉持这种身体叙写方法论的肯定不止莫言一人，但莫言无疑是最有自觉性、最具典范性的。

三、古典“天人合一”的当代叙写

如果说“身心不二”的中国古典身体美学主要关心的是身體向内的和谐，那么“天人合一”则主要关切的是身体向外的和谐。从“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淮南子》），到“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春秋繁露》）;从“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到“察身以知天也”（《春秋繁露》）。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身体与世界是一种基于元气自然论的同质、互化的和谐关系，它强调身体与宇宙的一气相通、身体与大地的气息相贯、身体与自然的本源和谐。这种“天人合一”的身体观对中国传统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在诗文里，抑或是书画中，古人始终坚持人与天地的声气相应、血脉相通，坚持在自然中游、在天地中立，并与宇宙化合，这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人生观、宇宙观高度融合的艺术精神。然而，这种身体、人生、宇宙高度融合的艺术精神，到了近现代也逐渐消失殆尽，尤其是大工业时代、大城市文明的到来，更是逐渐割裂了身体与自然、身体与宇宙、身体与大地的本源性和谐。莫言应是看到了这种割裂，所以他在写作《檀香刑》时选择“大踏步撤退”，而在写作《生死疲劳》时“又一次撤退”，最终退回了乡土、退回了民间、退回了大地、退回了身体与世界朴素但却盎然的融合。

评论家张清华把莫言的这种“退回大地”的叙写状态称为“阿都尼斯的复活”——“阿都尼斯唤醒了人们对大地的理解，他使人们通过自然外表的变化和自身的生命周期，读出了宇宙的节律，激发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崇拜之情，并由此创造了艺术。这使我相信，艺术在它诞生之初就具有了大地的属性，是生命和自然所孕育的结果，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价值与判断渐渐拘泥了它的这种自然的伟大属性，艺术的观念渐渐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道德逼挤得越来越偏狭化了。”[17] 身体因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道德的多元而逐渐失却了与自然、与大地相通的生命激情和原始动力，失却了与自然、与宇宙的古典性和谐。莫言通过其文学的叙写，冲决了身体与宇宙因现代性而架起的高墙，弥合了身体与大地因现代进程而挖掘的鸿沟。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结尾部分曾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站在杂种高粱的严密阵营中，思念着不复存在的瑰丽情景：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间便充斥着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这就是我向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18]

这段描写几乎可以看作是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注脚，它昭示了莫言对盎然原始生命力的向往，对“诗意栖居”之坚实大地的回归，对大地与生命重新融合的渴望。诚然，在当代作家中，呼吁身体回归大地的并不止莫言一人，如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巴蜀等等，但刘震云的人物随时准备出走、贾平凹的人物幻想别处游离，似乎都不如莫言坚守“高密东北乡”来得彻底。对莫言来讲，“高密东北乡”是深度地理化、空间化的“身体”，“身体”则是高度物质化、现实化的“高密东北乡”，两者融合无间。“身体”一旦脱离了“高密东北乡”这片自然大地，便成了无有生命气息的行尸走肉;而“高密东北乡”一旦脱离了生机盎然的“身体”，便只是地理版图上的坐标。所以，在莫言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全都与这片自然大地血气相通、一脉相承。《红高粱家族》中奶奶在高粱地里被枪击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回想起了与爷爷在这片土地的美好：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耘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19]

不难看出，大地（高密东北乡）是身体欲望得以展现的场所，是肉身和灵魂得以安置的栖息地;而身体的欲望、生命的孕育又为大地增添了色彩。在上述这段文字后面，紧接着就是对奶奶死亡的描写：

奶奶躺着，沐浴着高粱地里清丽的温暖，她感到自己轻捷如燕，贴着高粱穗子潇洒地滑行……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20]

这段描写的第一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透明的红萝卜》结尾的那句“黑孩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莫言笔下的人物都是有根的、有依靠的，他们热爱自然大地，依赖自然大地，生于斯、长于斯，也最终融合于斯、掩埋于斯。可以说，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不仅滋生着身体的欲望、上演着身体的规训、展示着身体的惩罚，最终也昭示着身体的归依。

结语

学者陶东风言：“在当代的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表征与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特征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21]“身体”成了当今世界范围内讨论的热点问题，身体哲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符号学等等，不一而足。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来看，“身体”俨然已成为继革命、启蒙、审美之后的又一最具影响的话语，身体写作、身体诗学、性别诗学等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疯狂生长。西方谚语云：走得太快，灵魂便被落在了身后。文学中的身体走得太快，其实也容易忽略一些基本的元问题：文学究竟应当如何面向身体？面向何样的身体？身体进入文学的视阈是否需要转场？如何转场？等等。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本文要着力解决的，但疏漏了这些本应首先思考的问题，便很容易导致前文所讲到的“身体工具化倾向”。国内有的学者将中国当代文学身体的叙写线性描述为“规训的身体—解放的身体—狂欢的身体”[22]，但问题的关键是，“解放”之后怎么办？“狂欢”之后怎么办？事实上，因循“狂欢”的姿态，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已经基本无力、无根、无序。另一方面，西学语境中的“身体”毫无过滤地进入中国文学的语境，被不加甄别的征用与书写，又导致了文学身体的“强制叙事”和“强制阐释”。如何重建文学身体之根、重整文学身体之序、重塑文学身体之生命力，倒是应当被十分重视的问题。

评论家张清华在评论莫言时给我们指明了一种身体重塑的可能性方向，他说：“是人类学丰富的思想滋养和‘点化’了莫言，使他原有的丰厚和朴素的民间文化经验被提升，成为了可以具有跨文化的沟通可能的‘人类经验’……这样的方法使他的描写超出了一般的‘民俗’或‘乡土風情’的范畴，而变成了‘人性’范畴中的生命内容。”[23] 学者张福贵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也曾说：“文学史观的扩展本质上就是超越革命体系的一元价值观，建立文学史的‘人类文化’观……这种‘人类之爱’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确实需要的，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就恰恰是这种超越血亲意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人类性的主题。”[24] 可见，作家不论是描写欲望的身体、权力的身体，抑或是性别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均应深深植根于文化与美学的沃土，也均应站在超越一般道德伦理的人类学人性的高度，举凡如此，文学中的身体感知才能丰富立体，文学中身体与灵魂才不会分离，文学中身体与大地才不会被再度割裂。

在这个意义上讲，莫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身体叙写的宝贵经验。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的经验;是一种身体多重审美感知复魅的经验;是一种身体欲望与身体灵魂辩证统一的经验;是一种身体存在与自然大地浑然融合的经验;是一种非工具论、非认识论的身体存在现象学经验;是一种突围了表层伦理，引升为“身体文化人类学”的深层经验。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学身体批评的理论资源与话语建构研究”（2019BW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英]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 [法]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3] 莫言：《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 [日] 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杨若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

[5] 李占伟：《莫言小说的叙事现代性》，《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

[6] [17] [23]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7] 莫言：《檀香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178页。

[8] 同[4]，第28—29页。

[9]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欢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