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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的三次惊喜

2022-05-06黄德海

江南 2022年3期

黄德海

幼年所学,根植必深,大多数人却可能终生不再想起。较少的人随着认识不断深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触处会通,慢慢把幼年所学转化成切实的生命滋养。更少的人,愿意并有能力把转化的过程叙述出来。这些叙述隐藏在茫茫书海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有耳能听的人发现了,在习学的漫漫长途中获得启发性指示,将之作为路标。当然,再好的路标也并非必然的途径,差不多只是因指见月的那个“指”。

开头啰嗦这么几句,是觉得在此基础上,再来看金克木学六壬的故事,说不定会别有一番意味。

十多岁的时候,金克木翻检家中藏书,发现有关卜筮的书数种。讲奇门遁甲的看不懂,照周易占卜的《增删卜易》和《卜筮正宗》哥哥拿去学习,能上手而且有兴趣的,只剩下关于“六壬”的三部,“一是《六壬大全》,石印本,小字,几本合成一部,好像是集合而成,层次不清,看不明白。另一部也差不多,书名忘了。还有木刻本仿佛是两本合为一部书的比较简明,封面上写着《大六壬寻源》……这书使我发生兴趣,因为有许多‘占验’的例子附在后面,带点故事性,从占卜天气到‘射复’,就是卜出别人掩盖的东西,好像猜谜”。有兴趣不代表有可能,金克木不得其门而入。恰巧哥哥拿来一部《镜花缘》,“作者卖弄才学,借一位小姐的话讲了六壬占课怎么开始,说了‘天盘、地盘’。她用另外一种话一讲,六壬书中入门口诀立刻明白了。我随即一步步排下去居然列出了‘三传、四课’,再加上‘神、将’。最后我竟能不写字而用手掌暗算,也就是古书说的‘袖占一课’,全凭心中暗记那复杂的符号图形”。

自学六壬的故事,金克木大概颇为得意,因此反复提起,相关文章,除了上面引的《学“六壬”》,还有《占卜人》和《占卜术》两篇。《占卜术》讲哥哥学卜卦,“排来排去,算过来算过去,只能查出书上解说下判断,却说不上排得对不对,离开书,自己断不了案”。后来家里来了一位前辈,正碰上哥哥在卜卦,“客人一看便问了一句,顿时把他问倒。老者哈哈大笑,传授了书上含糊过去的诀窍,不过指点几句话。他恍然大悟,豁然贯通,已得要领,失去好奇兴趣,以后渐渐不再卜卦了”。这类实用性很强的术数之学,关键处书上常含糊其辞,很难明白其中的窍诀。结合哥哥卜卦和自己学六壬的经历,金克木很快明白,这类术数,“不但锻炼记忆,而且要求心中记住各种条件,不但排列组合,还得判明结构关系,解说意义,认清条件的轻重主次及各种变化,不可执一而断。……古来哲学家演易卦还是锻炼思维能力,和下围棋及做数学题是一个道理。对兵家还有实用价值。……怪不得八卦、六壬迷了几千年无数人,原来妙用并不在于占卜预测对不对”。

在《占卜人》中,金克木记下自己和哥哥的一次占卜比试。嫂子临盆,哥哥卜了一课,“断曰:必生男。”金克木“掐指一算”,“断曰:必生女。”孩子生下来,是女孩,哥哥说:“看来是我的六爻敌不上你的六壬了。”金克木回答:“不是这样。只因你一心想生儿子,所以明明阳爻变了阴爻,卦变了,你还照原来想的判断。文王还是灵,你不灵。”当然,金克木写这个并非为了说明自己算得准,更不是要提倡卜卦,而是借此指出,预测的重点在人不在卦,并强调变易的原则:“占卜当然是求预知,可是灵不灵不在卦而在人。我是同哥哥闹别扭开玩笑。他想儿子,说是生子。我便说是生女。……记得当时我是在肚子里窃笑的,因为那一卦和那一课都是既可说生男又可说生女的。不但易卦,任何模式都是这样。如果连这个变易之‘易’都记不住或不肯承认甚至不懂,那样算卦占卜只怕离游戏不远了。”

学会六壬近三十年之后的一九四七年,金克木已在武汉大学任教,因应学生邀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说,“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学,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一些学生和五位教授,造成惊动全国的‘六一惨案’”。五位被逮捕的教授,金克木就在其中,三天后才得以出狱。六月四日,向达在报纸上发表了《说式》,因为不懂六壬,所以文中只讲到“式”的外形,未涉及应用。六月五日,看到这篇文章的金克木便写信给向达,“说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为天盘、地盘,以天盘在地盤之上旋转,加上日、时、干支,求得‘四课’‘三传’,旧称为‘大六壬’”。向达将信摘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并作了按语,说明原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待学者和青年学生横加迫害凌辱。这一次我们两人不仅是学术交往也是道义上的朋友了”。在这篇《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里,金克木记错了写信的具体时间,并把文章发表时的名字《论“式”的应用》(《金克木集》未收),记成了向达的文章名,但大致情形没有偏离太多。

金克木谈到学六壬的地方还不只这些,随手的举例暂且不论,最早提到是在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新诗《少年行(乙)》中,而《学“六壬”》完成已经一九九六年了。如此反复提及,当然不只是因为得意,更因为从中受益巨大,“我迷上‘六壬’的那些时光,现在想来,并不是白费,实际上我是在受一种思维训练,是按照一种可变程序在实习计算,推算,考察,判断,然后对照实际情况检验原先从实际中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正确,符合”。其实前面说到的感悟也好,这里谈起的思维训练也好,说不定都是后知后觉的结论,最重要的现量(pratyakṣa,感觉所得),是人生中跟学习有关的第一次惊喜:“我得到的满足是一种突然发现奥妙和自己学会本领的乐趣。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一阵享乐吧?这是别的乐趣无法比拟的。”“一闪念间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件又奥妙又新奇的思想路径,全身心出现了一阵快乐。”

在《泰阿泰德》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疑讶之感原是哲学家的标志,此外,哲学别无开端”。这个严群译为“讶疑”(thauma)的词,有人译为“惊异”,更多人译为“惊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也谈到哲学与惊奇的关系:“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我不清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惊奇”是否可以转换成金克木上面说到的“惊喜”,也不清楚“惊喜”的“喜”是否暗含着“不亦说乎”的“说”,能知道的只是,学六壬的惊喜,只是金克木一系列惊喜的开端。

小学快毕业,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金克木看到了哥哥中学学过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文言的譯文,简单的入门,我半懂不懂看下去,觉得很有趣,好像是符号的游戏。看到一次方程式所做例题,我大吃一惊。原来‘四则难题’一列成方程式就可以只凭公式不必费力思考便得出答案。什么‘鸡兔同笼’,用算术和用代数解答是两套不同想法。同样是加减乘除,用数字和用别的符号竟能有这样不同。看到方程式能这么轻易解答算术难题,那一刻我真惊呆了。惊奇立刻变成一阵欢乐。是我自己发现的,不是别人教的,才那么高兴吧?”

两年之后,金克木插入凤阳男子第五中学初三班,备秋季考得高中学籍。因为在家中接触过《几何原本》,学数学时,对点、线、面的空间图形,没觉得有什么新鲜,“可是当先生在黑板上画出图形说明‘对顶角相等’时我大吃一惊。一望而知的平常事居然要这样而且能这样一步一步推演证明,终于QED‘已证’。我在座位上忽然感到一阵震动。世界上会有这种学问!这种思想!”

跟数学相关的惊喜,虽然《学“六壬”》里只讲到两次,但从金克木的文章来看,其实不止此数,起码应该算上一九二五年接触《混合算学》的一次:“初级中学数学课按规定是,代数、几何、三角,三年分别各学一门。这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打乱了规定次序混合教。代数讲个头就接着讲几何,讲一段又回头讲代数,三角也夹在里面教。所以要讲画出一条线,有个方向,一头是正,另一头是负。若是画在一张画满了小方格的纸上,从左下角画起,就成为斜行向上的线,可以表示运动、变化,例如股票、物价的涨落、人口的增减,等等。这张纸便是坐标纸。这线便是‘格兰弗线’。于是又要讲代数,又要讲几何,静止的表示空间的图形有了运动、变化同时表示时间了。这书是用高中才能学习的解析几何原理来讲初中数学。”

这些与数学有关的惊喜,时间相隔不久,且都跟抽象思维有关,不妨看做同一次惊喜的不同表现,看成金克木的第二次学习惊喜。写《学“六壬”》的一九九六年,离开始感受到这特殊的惊喜,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金克木仍然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欢乐和震动,可见这些惊喜在他心里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可是,并非每一次惊喜带来的震动,都会与人终生相随,潜能和天赋也未必都有机会尽情展现。虽然一九三〇年代初,崔明奇发现金克木有数学头脑,鼓励他去北大听数学课,并撺掇他边学边译《大众数学》,可时代和家庭的种种牵制,对数学,金克木“只能是一瞥而过没有下文”,大概晚年用数学思维解读经典,算得上是这惊喜的余波。

功不唐捐,对金克木来说,这惊喜体验更重要的收获是让他意识到,“用高深的学理解说浅近的知识,或说是用浅近的知识解说高深的学理,很不容易,不过很值得做。记得老托尔斯泰说过:一种哲学的基本原理,若不能讲得让十五岁的孩子听懂,我就不承认那是哲学。这话说得当然有点过分,但好像也不无道理,因为他说的不是体系而只是原理”。对读者来说的幸运是,这用浅近知识讲高深学理的思路,金克木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写作时始终考虑的问题:“‘通俗化’不等于科学普及工作,是提供要点的特殊的‘通俗’工作,是本门专家不屑为而非本门专家又似乎不能为的工作。我觉得需要者既然是‘俗人’,工作便可以由‘俗人’自己做,因为‘俗人’比专家更能通‘俗人’的心理,有‘俗人’求学的经验。自己觉得有一点学‘通’了(可能不准确并有错误),不妨将自己所‘通’来通向和自己同样的‘俗人’。好在是提供参考并不是引导作专门研究,不会有多大坏处。”

这个思路的深层,其实是金克木写作当时对总体教育状况的担忧,因此才常在各种文章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门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

我其实很怀疑,精通梵文的金克木虽然留下很多相关文章,且充满真知灼见,却没有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甚至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就跟他用浅近知识讲高深学理的思路有关,也跟他一直记着的惊喜有关。更何况,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后,金克木开始慢慢离开梵文专业,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在更广阔的文化范围里神游,斤斤以学术原创性或艰巨性为标准的人,恐怕连齿及都不愿了。但金克木处处为“俗人”着想的文字,却引导着他半自觉半意外地打开了他称为“无文的文化”的巨大空间,启发了诸多后来的研究者。要是不嫌夸张,我几乎想说,这一思路摆脱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冲击——反应模式,把文化冲击中主体的选择作为中心,关涉到所谓研究范式的变化——即便以快要成为诅咒的现下学术评价标准衡量,这还不够原创性吗?

形容人学识渊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学贯中西、古今贯通,尽管很少见到如此这般的人物,却不妨碍我们想象有这样的完美者存在——即便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想象,但这个想象本身就可以是其意义。或者说,这类词语的存在,恰恰说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某些通贯性的经验。只是,这些通贯性的经验在呈现为最终的形态之前,没法提前断定是否同时会成为一个人的局限。更何况,即便有过这样的经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金克木那样,认出这经验的重要性,从而在文章中不断提起。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暑假期间,家里把金克木送到乡下亲戚家躲兵灾。在那里,金克木遇到一个在教会中学读书的男孩,两人聊得投缘,金克木从对方口中听到了很多自己原先不知道的事。更重要的事随之降临:“有一天,我把书架上的五大本厚书搬下来看。原来是《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他马上翻出‘王敬轩’的那封抗议信和对他的反驳信给我看。我看了没几行就忍不住笑,于是一本又一本借回去从头到尾翻阅。”这一看不要紧,“我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故事本来已经够传奇了,更传奇的是,这个自己取名警钟,又叫井中的男孩,还作诗为证:“警世钟来警世钟,警醒世上幾愚蒙?他年化众等木铎,此日如蛙处井中。”照金克木的说法,“我觉得这诗有点‘打油’,而且口气太大。‘木铎’是孔夫子。他竟自称等于圣人,不服气,我也作诗给他看”。结合金克木读《新青年》的感受,把诗里的“化众”改为“化金”,警钟岂不正起了木铎的作用?我猜,喜欢正话反说的金克木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井中的警钟后来没再见到,也不知他还有什么业绩。至于我,若不是遇见了他,这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吧?”这个自身思想还没有成熟的男孩,有没有点高手出现,点拨完毕便飘然远引的风采?

金克木说,这次会通前他“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那除了前面提到的六壬和数学类,他此前读的书都是什么呢?幸好有一篇写于一九九一年的《家藏书寻根》,大致可以勾勒出他当时所读(或所见)之书的情形。

书分几类,不妨以新旧来分。先说属于新学的部分:“其中有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一年又一年合订起来,是在日本印刷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上下两大厚册,前面有作者的西装半身像和《三十自述》,那是梁在三十岁以前的著作。还有些‘作新社藏版’的新书,介绍外国来的新学。严复译的《天演论》好像是线装的铅印本。《群己权界论》和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书就不是线装了。但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仿佛还是线装。”“有一套《皇朝经世文编》收进一些洋务派的著作,是讲政治经济的。还有《富强斋丛书》教声、光、化、电,都是中外两人合译的。这些全是大部头。小本的《格致书院课艺》,记不得内容了。‘格致’是‘科学’的旧译名。另有线装铅印的《笔算数学》三本,有些古代题对我学算术很有帮助。”

属于旧学的部分,量大得多,花样也繁复,除了前面提到的卜筮书,还有“一套《停云馆法帖》折叠本,是明朝文徵明刻的。此外古书就是一部大丛书《学津讨原》……这丛书中我那时能看懂的只是唐代传奇如《甘泽谣》《剧谈录》,讲红线、聂隐娘的故事,宋人笔记如《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等也不全懂,其他书多半只能翻翻看。有一部《红楼梦》,不知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有不少《闱墨》,即《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之流选的中举中进士的考卷。……有《东莱博议》,可见学八股文之外要会写策论了。《纲鉴易知录》供给历史知识。供给典故的《事类统编》(《事类赋》扩大版)及《康熙字典》之类当然不缺。《古文辞类纂》及其续编表示桐城派仍是文章正宗。四书五经和经常给儿童念的书如《幼学琼林》反而不多。原因是这些如同小学课本,随背诵随舍弃。……此外还有医书《验方新编》……以及碑帖和拓片。当然大量的还是普通书,如《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之类”。“有成套的书如《皇清经解》,乾隆皇帝‘御选御批’的《唐宋诗醇》《唐宋文醇》和《御批通鉴辑览》。……有《芥子园画传》给一些绘画样本。小说类的有一函《智囊补》,是冯梦龙辑的,还加评语”。

如此庞杂的书籍系统,学习方法不当,很容易像武侠小说里的初阶武士,接纳了太多能量却无法合理吸收,弄不好会引发身体和精神灾变。《旧学新知集·自序》谈起这次会通的时候,金克木果然就讲到了这个情形:“我胡乱看过的书比人家要我读并背诵下来的书多得多。于是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幸好,契机无意间来了,“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此前泛滥无所归的阅读,至此焕发出光彩,“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

虽然自序写到的时间跟《井中警钟》相差一年,自序中还多了《中山全书》(此后连类而及的不算),但这两处应该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只是记忆出现了轻微的误差。让人略感疑惑的是,读《新青年》之前,金克木已经接触过新学,为何要到这时才有一旦豁然之感?或许如金克木所言,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要做官,要教书,不能不学应考,读经典,作诗文,但同治、光绪年间不能不懂一点‘经世’了,不想只当‘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官了,于是想懂得‘洋务’”,因此作为经世和洋务的新学仍然是旧学范围?

时代日新又新,善于学习的人会从蛛丝马迹里辨认出领先的风气,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出自己的潜能。只是,怎样确认自己辨认出的风气是否领先呢?或许需要辨认出,《新青年》和《中山全书》进一步改变了新旧对立的格局,这个升级的新学系统,更多地容纳了旧学的元素?或许必须确认,这个更新的新学系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旧学的能量必须倾注到新学里,才能得以重生?具体到个人,会通之后的金克木,要如何选择自己的习学之路呢?这些,恐怕要从他的两次学术转折说起。

一九三九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外语。暑假,金克木至昆明拜访师友,见到了早就认识的罗常培。“他知道我竟能教大学,很高兴,在我临走时给我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很快,金克木就见到了傅斯年,“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开门见山’,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

金克木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并不认可。“‘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我连忙推辞,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他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极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我钻空子把他说过的两句英文合在一起复述,意思是说,要追究原始,直读原文,又要保持和当前文献的接触。他点点头,叭嗒两下无烟的烟斗,也许还在想法子把那部书塞给我。”谈话吸引了布幔里面的人,“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这一本吧。’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

拿到这本书,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这个学拉丁文的过程,金克木记得清楚,也常在文章中提及,当然不是为了自我传奇化,而是强调这次学术之路上的转折之重要,即如《自撰火化铭》中所言,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学术之路:“史学名家赠以恺撒拉丁文原著,谆谆期以读希腊罗马原始文献,追欧洲史之真源以祛疑妄。”

从外来眼光看,或许可以说,金克木由这次转折,确认了追溯欧洲文化根源的路线,惟精惟一,“预流”于时代学术潮流之中。这路线即便在金克木一九四一年去印度之后,暂时也没有改变。“我虽到天竺,但那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我脑中没有离开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追查欧洲人文化的老根的路,还不想另起炉灶攻梵典。”世事不由人算,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尽管“发现希腊之中无罗马而罗马世界有希腊”,金克木也没能沿着追溯欧洲文化之路走下去,只“让后来得到的希腊语的字典、荷马史诗、《新约》在书架上至今嘲笑我的遗憾”。不过,尽管路线中断,但沿路追索的方式没断,在学习印地语的时候,金克木“又犯了老毛病,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到附近的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去借用英文讲解的梵文读本,一两天抄读一课”。转攻梵文可以说是金克木的第二次学术转折,在学习的过程中,金克木遇到了憍赏弥老人(法喜居士),也才有了第三次学术惊喜。

第三次惊喜真是难得一见——或者,难得一见有人在成年之后有这样的惊喜:“再有同样的震惊和欢乐已经是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了。在印度乡间,在法喜居士老人的指引下,我随他一同去敲开波你尼梵文文法经的大门。这经在印度已经被支解成一些咒语式的难懂句子,本文只有少数学究照传统背诵讲解了。老居士早有宏愿要像他早年钻研佛经那样钻出这部文法经的奥秘,可惜没有‘外缘’助力。碰上我这个外国人,难得肯跟他去进入这可能是死胡同的古书。在周围人都不以为然的气氛下,我随他钻进了这个语言符号组合的网络世界。那种观察细微又表达精确的对口头文言共同语的分析综合,连半个音也不肯浪费的代数式的经句,真正使我陪着他一阵阵惊喜。照他的说法是‘还了愿’。我陪他乘单马车进城送他走的时候,在车上还彼此引用经句改意义开玩笑一同呵呵大笑,引起赶车人的频频回顾。”

这次跟法喜居士有关的惊喜,或许不应该说是一次惊喜,简直可以说是一系列惊喜的集合。“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他还要我去找一位老学究讲书,暗中比较传统与新创。……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七十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

或许是因为年龄,或许是因为时代更为剧烈的变化,三次惊喜之后,金克木说,“再也想不起还经历过什么同类的欢乐了。不知是不是‘超越自我’失掉自己了”。这个说法是否确切,以后另写文章探讨。能够确切知道的是,跟憍赏弥老人深造梵文和巴利文后的金克木,回国后的研究和教学,大多与此有关。

应该是因为金克木天赋太出色了,对时代风气的感受也太敏锐了,他学习和领会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一点点写出来,远远看上去似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成了卓越学者。何况,围绕金克木自学成才的传说太多了,多到我们有时候会以为他真的没有老师。可是,一个人真的可以完全自学成才吗,自学而来的一切又怎样判断是否准确呢?即便已经走到了时代的边际,如果没有特殊的老师指点,又怎么确认这边际是深渊还是新路呢?

从金克木晚年的很多文章里,我们其实很容易看明白,自开蒙到大学任教,金克木有过很多杰出的老师,包括从哥哥到小学校长在内的各种教导者,包括漂泊生涯中遇到的同事或朋友,更不用说前面提到的傅斯年和他确认为师的憍赏弥——“我必须感谢实质是‘恩师’而不肯居其名的‘法喜’老居士的指引。他仿佛古代高僧出现于今世。”——这两位,显然已不是杰出那么简单。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金克木“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

不过,对老师的尊重是一回事,怎么跟老师学习是另一回事。金克木曾经跟访问者讲过的话,可能值得每个真心希望学会学习的人回味:“金先生和我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

或许,惊喜、会通也好,转折、择师也罢,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人人能走的通途,每个人总要学着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寻找过程中最重要的,恐怕不在于学的多少,而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那个“用”,也就是六壬里“用神”的那个“用”——“我小时候还有时听到大人说‘用神’这个词,意义广泛,好像是指关键的思考方式。‘用神’一错,思考路数就错,也就是方向路线错误,一切都错,用力越大,错得越厉害。‘用神’的‘用’也许是从《易经》的乾、坤卦爻辞里的‘用九’‘用六’来的。可能指‘变爻’‘变卦’的‘变’。不知道‘用’什么‘神’和怎么‘用’,那还能不错?八卦、‘六壬’并不仅是形式上的符号排列组合,重要的在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