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花

（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 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后，开科取士。自顺治八年（1651年）顺天乡试始设满汉两榜，蒙古归满榜，共取70名满蒙举人。每榜乡试完毕，举行传胪典礼，还刊刻乡试录。此文以故宫藏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顺天乡试题名》《顺天乡试录》为例，又据《大清会典》《清实录》《钦定八旗通志》及清代笔记资料等，归纳、总结八旗顺天乡试始末。

明代科举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考试。童生经本籍县、府、学院的童试、岁试、科试三种考试，取得生员资格者，俗称秀才。有了秀才资格者，才能到省城应乡试。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中式者为举人，其第一名为解元。未中式举人者，可应十二年举拔一次的拔贡考试，中式者为贡生。一般乡试次年，在京师由礼部主持开举会试，举人、贡生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同年，贡士再参加保和殿的复试。此外，若遇皇帝登极、皇帝大婚或皇帝、皇太后万寿庆典之年，可加一次恩科考试。

清廷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很注重文治天下之道。他即位不久，为选拔精通满文、汉文、蒙古文人才，于天聪三年（1629年）对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开设考试，选拔优胜者，赏赐物品。如：

“上谕曰：自古国家，文武竝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二等三等者赏布二，俱免二丁差徭”(1)《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然而，此次考试不能算为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其后，皇太极以朝廷文职需求，于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曾三次命礼部，对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开科取士。选拔优胜者，赐举人等第，相当于明朝的乡试。如：

“辛巳，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戊申，赐中式举人罗硕、常鼐、胡球、阿际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3)《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3，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戊寅，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赫德，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领”(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6，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总之，清廷入关前乡试共举行过三次，选出三十三名举人，其中有些人精通满文、汉文，有些人精通蒙古文。其多数人供职于文馆，撰拟本朝军政文书，或翻译汉文书籍等。如刚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宜成格、鄂谟克图等，其中有些人后升为巴克什、学士等。但当时却没有举行会试、殿试。再者，当时所举行的童试、乡试，在考试时间、考试内容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也尚未完善。

清廷入关后，为选拔人才，沿明旧制，开科取士。其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考试时间、考试内容等方面，均同与明制。每科分文、武两类。因自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乡试以子、卯、午、酉年，会试、殿试以丑、辰、未、戌年。因此，顺治二年（1645年）、五年（1648年）、八年（1651年）、十一年（1654年）举行了乡试，顺治三年（1646年）、六年（1649年）、九年（1652年）、十二年（1655年）举行了会试、殿试。如：

自顺治二年秋，初行乡试。三年春初行会试，嗣后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举乡试；丑、未、辰、戌年春二月，举会试。间奉特旨开科，随时定期，更为旷典。(5)〔清〕伊桑阿等撰《大清会典》卷52，礼部十三，贡举一，科举通例，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内府刻本，第1页。

因清廷入关之初，多尔衮更为崇尚武功骑射，不仅不重视对顺治帝的文化教育，也不大提倡八旗子弟习文成才，于是科举考试只设汉榜。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在喀喇河屯病死。顺治帝亲政后，自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乡试，开设八旗考试，分满汉两榜，蒙古归满榜，汉军归汉榜。因此，顺治九年（1652年）的会试、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乡试、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会试都分满汉两榜。如：

乙酉始乡试。丙戌始会试。一如先朝。而未及国俗也。辛卯仿元制定乡试。满洲四十人，蒙古四十人，合榜。乌金超哈四十人。乌金超哈，即辽人也，同汉人合榜。初场经义三篇，各从本国书。壬辰满洲、蒙古始进士各五十人。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院馆修撰。今改名氏曰马中骥。(6)〔清〕谈迁撰《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

因每榜乡试、会试完毕，紧接着举行传胪典礼，还刊刻乡试、会试试录、殿试登科录等。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科始，不再刊刻试、乡试、会试试录、殿试登科录，改为红本进呈。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科，又令刊刻乡试、会试试录、殿试登科录。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天乡试题名》《顺天乡试录》，均为满蒙合璧刻本。笔者据《清实录》《大清会典》《钦定八旗通志》等及清代笔记资料，以顺治十一年（1654年）乡试录及题名录为例，叙述清代通过顺天乡试，选拔八旗文才始末。

一、《顺天乡试录》《顺天乡试题名》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科举考试，八旗考试面向八旗子弟，因多数八旗子弟居住京师，故八旗乡试设在顺天府，与顺天府乡试一同举行。顺天府为清代设于京师之最高地方行政机关，因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顺天府尹品秩较高，为正三品，执掌京畿之刑名钱谷，并司迎春、进春、祭先农之神，奉天子耕猎、监临乡试、供应考试用具等事。所辖有宛平、大兴、昌平、良乡等二十四州县，相当于今日北京市政府。

《顺天乡试录》是由顺天府承办的乡试简介及举人题名录。因内阁及各部院衙门翻译满文、蒙古文文职之需，顺治八年（1651年），即入关后第三次顺天府乡试，始设满汉两榜，蒙古归满榜，汉军归汉榜。此次乡试共取中一百二十名八旗举人。如：

吏部奏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但学校未兴，制科未行耳。先帝在盛京，爱养人才开科已有成例。今日正当举行，臣等酌议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提学御史考试，取入顺天府学。乡试作文一篇，会试作文二篇，优者准其中式。(7)《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凡八旗乡试，顺治八年题准，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开科乡试，于顺天举人定额外，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品笔帖式，亦同生员应试。(8)〔清〕伊桑阿等撰《大清会典》卷53，礼部十四，贡举二，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内府刻本，第8页。

由此可知，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乡试取中比例较高，满洲、汉军举人各五十名，蒙古举人二十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乡试，为第二回的八旗乡试，仍与顺天府乡试一同举行，取中比例，比辛卯科乡试有所增加。如：

顺治十一年乡试中额，顺天加举人十名，大省加举人七名，中省加举人五名，小省加举人三名。满洲、汉军各加举人十名，蒙古加举人五名。(9)《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84，中华书局，1985年，第15页。

取中满洲、汉军举人各六十名，蒙古举人二十五名，共取一百四十五名举人。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顺天乡试题名》及《顺天乡试录》，二者各一册，均为蝴蝶装，明黄色缠枝花暗花绫封面，合为一函。其内容基本一致，有微小的区别。前者满文名：“šūn tiyan fu isimnefidosika jioi r'en seigebu”。其中先列“中式举人满洲六十名”（jioi r'en simnefidosikamanju ninju），自第一名至第六十名顺序编排，共七页。每人简介首列考试等次，其下人名，再下简述此人所属旗、牛录名称，此部分均为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第一行满文，第二行汉文，小字双行。后列“中式举人蒙古二十五名”，自第一名至第二十五名顺序编排，共三页，每人简介同与“中式举人满洲六十名”体例，而此部分均为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第一行蒙古文，第二行汉文，小字双行。

《顺天乡试录》，满文名：“šūn tiyan fu i jioi r’en simnehe lu bithe”。内容包括考官序、考官名衔、满洲解元文章、满洲举人题名录、蒙古解元文章、蒙古举人题名录、考官后序等。其中考官序、考官名衔、满洲解元文章、满洲举人题名录、考官后序等，均由满文书写。满洲举人题名录部分，共列六十名满洲举人名字、考试等次和所属旗、牛录等概况。仅蒙古解元文章、蒙古举人题名录，由蒙古文书写，体例同与前者。蒙古举人题名录部分，共列二十五名蒙古举人名字、考试等次和所属旗、牛录等概况。

总之，顺治十一年《顺天乡试录》之“满洲举人题名录”“蒙古举人题名录”部分，与《顺天乡试题名》所列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种有所不同。前者“满洲举人题名录”由满文字书写，“蒙古举人题名录”由蒙古文字书写。后者“满洲举人题名录”为满汉合璧字书写，“蒙古举人题名录”为蒙汉合璧字书写。总之，顺治十一年甲午科《顺天乡试题名》所录取名额，与《大清会典》记载相吻合。

二、顺治十一年顺天乡试取中举人名录

（一）满洲举人名录

（二）蒙古举人名录

三、八旗乡试停止及重设过程

清廷入关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取士。自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顺天乡试，始设满、汉两榜，取中满洲、蒙古举人共七十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乡试取中满洲、蒙古举人共八十五名。然而不知何故，顺治十三年（1656年）减掉满洲、蒙古生员名额。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又下谕，停止八旗考试。此后，满洲、蒙古、汉军合为一榜，与汉人一同参加考试。如：

礼部奏言，八旗考试进士、举人、生员业，经奉旨停止。(10)《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06，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至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科顺天乡试，复设八旗考试，取中满洲举人二十一名，蒙古举人十七名。康熙六年（1667年）九月丁未科会试，又改回与汉人一榜。康熙八年（1669年）七月己酉科乡试，满洲、蒙古重设满字号，汉军设合字号。但取中名额大大缩减，满字号十名，合字号十名。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南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北方察哈尔部博尔尼亲王趁机叛乱。因朝廷用武之际，唯恐八旗子弟专心习文，影响其训练武功。于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礼部奏准，再次停止八旗考试。如：

乙巳，复行满洲、蒙古、汉军翻译乡试，以内弘文院学士罗敏、内国史院侍读学士苏鲁木、礼部左侍郎布颜为主考官。(11)《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9，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六年九月，复命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八年七月，定顺天乡试，满洲、蒙古编满字号，共取中十名。汉军编合字号，取中十名。会试满字号取中四名，合字号取中三名。(12)鄂尔泰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102，选举志一，八旗乡会试缘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十五年十月，议政王大臣疏言：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懈弛。今值用武之际，若令八旗子弟仍与汉人一体考试，必偏尚读书，有误训练。现今将每佐领下一人，在监肄业已自足用，除现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嗣后，请将旗人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令停止。(13)鄂尔泰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99，学校志六，顺天府学生员，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因清廷对八旗满洲人采取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策略，又怕其重文轻武，以致武备懈弛。由此康熙二年（1663年）复设八旗乡试之后，时而停止，时而复设，取中举人名额，也比以往大大减少。康熙十五年（1676年）又令暂停八旗考试。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廷入关已过四十几年，满蒙八旗子弟不仅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还早已精通汉文，其满文、汉文、蒙古文翻译已经不成问题。于是皇帝奉恩诏：八旗子弟与汉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为文治武功双赢，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加以规定，京师、盛京八旗子弟，必须通过骑射功夫，才能准许参加科举考试。

二十六年奉恩诏：八旗准同汉人一体考试。二十八年复准，满洲、蒙古、汉军，应乡试之监生、生员，均由兵部验射马步箭，能射者，准其移送顺天府入场乡试。二十九年题准，奉天府满洲、蒙古、汉军乡试之监生、生员，准奉天府将军、副都统等验射马步箭，能射者，交与该府丞分别考取，移送乡试。(14)鄂尔泰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102，选举志一，八旗乡会试缘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丁卯夏下恩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原有定例，同汉人一体开科取士。前因用兵，暂行停止，今仍照旧举行”。礼部题请于直隶举人额外，满洲、蒙古取中举人十名，另编满字号；汉军取中举人五名，另编和字号，汉军称乌金超哈故也。会试亦以汉进士额外，满洲蒙古取中四名，汉军取中二名，皆与汉人一体作文考试。盛京生员；附入在京八旗。本年乡试期迫，俟庚午、辛未科举行云。(15)王士祯撰：《池北偶谈》，卷3，中华书局，1982年，第85页。

至康熙后期，随着八旗子弟学习掌握中原文化的深入，其“国语骑射”逐渐退化，以致满汉翻译又成了难题。为满足朝廷满文、汉文翻译人才的需要，于雍正元年（1723年）另设立“翻译科”满洲乡试、会试。针对朝廷对满文、蒙古文翻译人才的需求，至雍正九年（1731年）“翻译科”增设蒙古乡试、会试。

如：

按：八旗满蒙试翻译，始于雍正癸卯。(16)〔清〕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卷9，中华书局，2005年，第121页。

九年奉上谕：看来蒙古旗下人，能蒙古话及能以蒙古字翻译者甚少。如是相沿日久，蒙古文字并蒙古话，必渐至废弃。宜令蒙古旗下人，亦照考试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考取蒙古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在理藩院补用”(17)鄂尔泰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103，选举志二，八旗翻译科武科缘起，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壬戌谕内阁：近见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语言翻译者甚少。沿习日久则，蒙古语言文字，必渐至废弃。应照考试清文翻译例，考试蒙古文翻译，取中生员、举人、进士，以备理藩院之用。如有学习汉书，愿就试汉文者，照常准其考试，于别部补用。着内阁会同理藩院议奏寻议：八旗蒙古旗分内，能蒙古翻译者，请照考试清文翻译例，三年内考取生员二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18)《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05，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至乾隆年间，因应试翻译科者所“翻译文义相去愈远”，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大学士傅恒等议准，只留翻译生员考试，停止翻译乡试、会试。后来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重开翻译乡试、会试，但应试者数量逐年下降，后不得不采取使驻防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策略。

以往顺治、康熙年间，不准各省驻防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唯恐其追求功名，荒废骑射，失去朝廷设立驻防本意。雍正年准许驻防八旗子弟到京师参加乡试、会试，因路途遥远，可参加者寥寥无几。自嘉庆四年（1799年）始，朝廷准予驻防八旗子弟参加翻译科。自嘉庆十八年（1813年）始，朝廷准许驻防八旗子弟，可参加各省乡试。道光年间，驻防八旗文生改试翻译科，试题乃钦定，封交主考官刊印，用驿站发过去。等考完试，将其试卷汇集于京师，皇帝亲派大员阅定，取中名额，写榜封发各省。(19)〔清〕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卷9，中华书局，2005年，第122页。

四、结 语

因清廷在政治上采取“满蒙联盟”“满汉联合”的策略，因而重要的文书、国书，均由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为此清初为培养八旗子弟的文化素养，设立八旗满洲官学、八旗满洲义学、八旗蒙古官学、八旗蒙古义学等。此外，科举考试设立满榜，或翻译科。通过各类考试，为朝廷选拔众多满蒙文翻译人才。这些文人，为朝廷的文移正常运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文人甚至成为国家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