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视觉形象建构

2022-05-05王玮

中国美术 2022年2期

[摘要] 1949年至1955年既是新中国妇女整体解放的关键时期，又是新中国文艺方向确立与美术体制建立的关键时期，同时是“新年画运动”从肇始到高潮的关键时期。本文以这一时期新中国年画为考察对象，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妇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相关妇女政策与指导方针对新中国年画发展的影响，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实践过程与新中国年画间的相互关联，并对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的建构和艺术审美特征进行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全新解读与梳理。

[关键词] 年画 “新年画运动” 女性形象视觉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论证了实现男女平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曾亲身参与斗争实践，持续进行了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列宁、斯大林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一步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观点，指导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在苏联取得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学说由理论转化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妇女事业的发展与党的事业发展相呼应，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给予了妇女运动明确的指导与决策，并通过有关妇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推动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参政议政、婚姻自由、接受教育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文明、进步的妇女观，是指导和推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

从新中国美术史看，1949年至1955年是新中国文艺方向确定和新中国美术体制建立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年画运动”从肇始到高潮的关键时期。彼时“新年画运动”无论是在形式还是观念上，都创造出了崭新的新中国形象，推广了一种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视觉文化，开拓出了新的视觉环境，传递出了新的文化价值。[1]在党的艺术观念、政策、思想和指导方针的影响下，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实践过程中，美术家们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尝试以年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建构勤劳、淳朴的女性视觉形象。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中国年画为考察对象，关注并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妇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党的文艺方针、思想政策在新中国年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实践过程与新中国年画作品间的复杂关联，并对新中国年画作品中女性视觉形象的建构和艺术审美特征进行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与梳理，力图呈现新中国年画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妇女运动实践是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产生的重要历史语境。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文明、进步的妇女观，是指导和推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走向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丰富和发展而形成的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密切结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妇女工作的重心也随之由乡村转至城市，妇女开始积极参与到各行各业具体工作的组织之中。

在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妇女整体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推动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就。其一，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保障妇女各种权益的政策、法规，大力支持女性参政，为妇女提供优良的社会环境。比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便提出了有关男女平等的相关政策。195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强调了要保障妇女婚姻的自主权。从此，妇女从封建的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格的独立。在中央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之后的1952年至1953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宣传《婚姻法》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得以确立下来。1953年公布的《选举法》明确规定了“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以上这些妇女政策、法规的制定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其二，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妇女运动的各级领导机构。在1949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定》，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明确了“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宗旨。[3]随后几年间，全国上下先后成功召开了各级妇女代表会议，成立了各级民主妇女联合会，[4]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妇女基层组织，同时也将城市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织了起来，[5]全国各级妇联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为妇女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不断推进着全国妇女解放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美术工作者于取材时着力贴近时代，以年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描繪并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壮阔实践。

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产生的又一重要历史语境。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经济亟须恢复和发展。妇女经济政策的目标与国家中心任务一致，于是党和政府号召广大妇女踊跃参加生产劳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力量。其一，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为保护女性土地利益而在全国各地发动妇女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并就保证妇女的土地权利制定了具体措施，为发展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政策支持。其二，妇女通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其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中央在1953年2月15日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在建设过程中，坚持男女一起发动的方针，建设以后，社内各项活动都应吸收妇女参加，并教育妇女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6]。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指引广大农民走上互助合作之路，妇女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纷纷积极加入合作社参与劳动。其三，面对合作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排斥妇女劳动、男女评分计酬分配不均等问题，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16日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报酬”[7]。妇女的劳动、经济权利由此受到了切实保护。1955年11月10日，中央又出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同样规定了无条件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在“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全国妇女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就业范围不断扩大。继1953年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活跃于各个工作岗位，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切实提高。同时期，女工人、女劳模成为美术工作者主要的刻画对象。在表现工业和农业生产、经济建设等题材的年画中，女性以工人、农民、劳模等生产者的形象出现，反映出这一时期女性视觉形象塑造的重点在于表现妇女地位的提升和她们淳朴、能干的刚强形象。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与倡导的美术价值取向同样也是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产生的重要历史语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政策和广大美术工作者掀起的藝术运动对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宣布组建各个艺术门类的协会组织，明确了“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普及第一”和“改造旧文艺”等五个文艺工作方向。[8]江丰在会上做了题为《解放区的美术工作室》的报告，把这一时期许多美术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归功于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将这一重要讲话的中心思想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江丰还提出美术界当下面临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是尽快培养、训练大批美术干部，同时对民间艺人和传统画家进行系统改造，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工厂、农村和军营发挥作用。[9]

此后不久，“新年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成为宣传、展示新中国蓬勃面貌的重要途径。1953年9月，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年画和连环画的出现和流行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新的内容和通俗的艺术形式相融合的成功案例，同时呼吁作家和艺术家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从中获得灵感，在内容上表现新时代的人物和思想，在形式上表现民族的作风和气派。[10]

总之，这一社会历史情景为美术家们以新年画的形式图绘勤劳、淳朴的女性群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如既往地关注妇女解放工作，贯彻“男女都一样”的政策开展妇女运动，保障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各项权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创作来看，美术家们亦很注重表现“男女都一样”的思想，用包括象征、隐喻在内的多种手法展现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1]“新年画运动”兴起以来，美术家们以批判旧思想、改造世界观、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年画为努力方向，力求通过年画创作宣传党的政策，以通俗的形式和开朗、乐观的情调反映革命斗争时期和新时代的群众生活。[12]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歌颂新中国女性题材的年画涌现出来，它们以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形象为视觉蓝本，表现了女性在新时代的新生活以及她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坚强品格与昂扬面貌。

从某种意义上讲，年画这种艺术形式最能体现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因为它要进入千家万户，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联系。[13]新年画作为革命美术的重要产物，发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工作者开始按照革命美术的传统去改造旧的美术内容与形式。回看“新年画运动”的发生，可以说是从1949年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颁发之后肇始的。这份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经由蔡若虹起草，后署以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沈雁冰部长之名发表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指示》中明确指出了新年画的创作目的、任务和要达到的效果，组织并号召美术家们利用新年画创作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丰功伟绩，并以此来改造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14]

《指示》发出以后，全国各级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并开展新年画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在北京地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即中国美术家协会前身）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店联合在1950年春节期间举办了“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会”，共展出了全国17个地区的309幅新年画作品，参观观众达2万人。此次展览会中不乏描绘女性形象的年画作品，“无论是在形式或内容上都充满了新的气象”[15]，美术家们“在同一的文艺方向的认识上，同一的政治学习与政策精神的体会上，抛弃了旧的内容，转过来描写劳动人民，歌颂新社会的事物”[16]。1950年5月，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为在全国年画展览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作者颁发了“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其中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等部分女性主题新年画作品荣获嘉奖。[17]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数以千计的妇女走进工厂，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之中。她们在工厂承担司机、电工、安装工人、机械操作员等工作，于兢兢业业中被评为女劳模、女能手，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的年画作品，如顾群的《女司机》（1950）、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1951）、孙佳桐和何正慈的《工人新村》（1952）、李可染的《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1952）等，均描绘了妇女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场景。1950年到1952年是新年画创作发展最快的时期，“从创作和出版的数量来看：1950年全国各地区创作年画的总数是300余种，出版年画的总数是700余万份。1952年全国各地区创作年画的总数是500余种，出版年画的总数是4000万份，比1950年的出版数量扩大了5倍有余”[18]。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在1952年7月又组织了年画评奖委员会，进行1950年以后的第二次年画创作评奖，从千余件年画作品中选出了获奖作品40件，由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审定并颁发奖金。在此次评奖会上，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受到了一致好评。这幅作品图绘了全国劳动模范、纺织女工赵桂兰受到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场景，把现实题材、政策观念以及群众的欣赏习惯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出当时新年画的创作模式，即“说明集体主题性、故事性、情节性于一体的绘画，更能表达新的政治、新的社会和新的政党所需要的思想和观念”[19]。可以说，这一时期新年画的创作对女劳动模范视觉形象的建构紧密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向，表现出工农女性的质朴和乐观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光明前景的憧憬和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喜悦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传统观念仍然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定比重。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妇女仍然从事着主内的家庭工作。[20]《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妇女得以从数千年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格的独立，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1952年至1953年，全国上下开展了贯彻《婚姻法》的運动，其中不乏美术工作者的身影，如石鲁创作了《幸福婚姻》（1952）、彦涵创作了《新娘子讲话》（1952）等，《婚姻法》在人民群众间得到了广泛宣传。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铆足干劲的妇女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回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创作，描写妇女参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题材的年画作品表现突出，如丁鱼的《女拖拉机手》（1950）、魏振祥的《妇女互助小组》（1950）、赵泮滨的《收割归来遇喜报》（1952）、傅植桂和靳尚谊的《又增加了两分》（1953）、张乐平的《妈妈安心去生产》（1953）、王盛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1953）、杨丕淑和刘树仪的《农历图》（1953）、俞微波的《女拖拉机手》（1954）、王冠的《当她经过母校的时候》（1954）、费龙翔的《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1954）、李慕白的《新来的拖拉机手》（1954）、杨俊生的《劳动的果实》（1955）、金梅生的《菜绿瓜肥产量多》（1955）等。在这些年画作品中，美术家们将女性形象与劳动人民的形象密切联系，着重刻画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场景，建构健康、幸福的女性视觉形象，通过女性视觉形象来讴歌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劳动人民。因此，这类年画作品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接受。[21]在“新年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抗美援朝的序幕拉开了，这一重大事件立刻成为“中国美术家当前重大的战斗任务”[22]，同期出现了一批表现抗美援朝题材的年画作品，其中就有表现女性踊跃缴纳国粮、参加缝制军用被服工作、支援志愿军等内容的年画作品，如邓澍的《保卫和平》（1950）、张碧梧的《军爱民民拥军》（1951）和《光荣参军》（1951）等。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年画运动”体现出整个美术界对新中国大众美术观念的积极探寻。彼时，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他们热衷于选择更具新意的内容题材来反映现实，并尝试在画面中建构更具时代感的女性视觉形象。为配合党的政策以及“男女都一样”的号召，新年画创作者在反映时代新人和歌颂工农兵方面充分体现出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打破，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依靠自身力量投身于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可以说，在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妇女整体解放的时期，专业美术家们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主动联系群众，在新年画中将女性置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场景之中，使画面中的女性角色更加丰富、立体，建构起勤劳、淳朴的女性视觉形象。这些专业美术家的积极参与，一方面提高了新年画的整体创作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新年画表现现实的能力与技巧，新年画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技巧得以融合与拓展。

新中国年画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彼时的新年画在建构女性视觉形象时受到党的文艺方针和国家政策影响，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特征。

展现劳动之美是新中国年画中女性视觉形象的典型艺术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家选择否定和批判不劳动的女性形象，以塑造积极、勤劳、淳朴的女性形象为审美原则。1949年至1955年间，我国年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亦工亦农的形象，这其实印证了新中国女性的解放。她们从过去固守灶台的生存角落里走出，摆脱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之中，享有了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地位，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们在革命与生产活动中争当女模范、女英雄。同一时期，一大批美术工作者深入群众、农村、工厂观察人们的劳作和生活，创作出一大批表现女性形象的年画作品，描绘了新时代女性的真实生活。这些年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劳动者的朴素气概，整体表现出劳动女性之美，作品的整体风格既贯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符合大众阶层的审美要求，达到了审美与教育的双重功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画对于人民是一种普及教育的工具，同时它也就负有提高教育的任务。年画不只教育人民对政治发生广泛的兴趣，而且要提高人民对政治有较深入的认识”[23]。在党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影响下，基于现实生活的年画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大量新的题材，从整体结构上改变了年画创作的主流方向。如何表现这些新题材，对当时的许多美术家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4]这一时期，美术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深刻地来认识和表现新的群众、新的生活，借以推动新的生活和群众，更加向前发展”[25]。1949年至1955年，因擅长各类型画种的美术家们积极参与，新年画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态势，新年画的艺术面貌也得到了改善，即“轻视老解放区作品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念”[26]的面貌得到了改变。从新型艺术教育的开展来看，新年画运动对“新艺术观的确立和对新教育方针的实施和巩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7]。回看这一时期的美术史，不难发现美术家们在年画中塑造女性形象时，是出于对女性的歌颂与对政治信念的秉持，其中寄托的是美术家的真情实感，因而他们能够通过年画作品，把朴素的情感传递给人民群众。这一时期美术家们的思想情绪“是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而又把现实中那种积极的、健康的人物和环境，严肃而热情的（地）传达了出来，使人民对他们的生活中美丽的形象发生爱慕，并向着这种方向努力。这样来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对整个社会有着启发和推动作用的”[28]。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画中的女性视觉形象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在这一时期的部分年画作品中，美术家建构女性视觉形象时，运用了女性在文化和生理方面约定俗成的隐喻，塑造出的女性视觉形象既有象征性，又有叙事性，以此象征新中国某些重大的政治文化主题，从而突出画作的精神内涵，传递直达人心的感人力量。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中，美术家们多用男性视觉形象来表现工人和解放军，用女性视觉形象来表现农民，更加深层次地表达出了工农群众之间的亲密联系。不过，这些年画作品中女工人、女模范的体貌特征、服饰穿着以及举止动作呈现出男性化风格，虽然美术家们是意在以健美、淳朴的女性视觉形象彰显不怕苦、不怕累和“男女都一样”的时代要求，但这还是一种基于男性视角的价值判断。

总之，新中国年画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审美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美术家们运用年画图绘并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发展过程，表现出了女性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地位的不断巩固。可以说，通过女性视觉形象的建构，彼时的时代审美特征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呈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制定与实施妇女政策，使得妇女与男性享有了平等的权利与地位，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就。1949年至1955年既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关键时期，又是新中国文艺方向确立与美术体制建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新年画运动”从肇始到高潮的关键时期。自“新年画运动”肇始以来，美术家们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以年画这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建构起勤劳、淳朴的女性视觉形象。通过重新梳理和解读中国美术史上这一段重要时期的年画作品，可以看出新中国年画所建构的女性视觉形象不仅反映了妇女的翻身解放，而且体现了女性视觉形象的塑造对宣传党的文艺方针与思想政策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东北工业文艺中的工业形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9CZW002。）

注释

[1]王玮，宋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人美术活动——以《工人的画》为考察中心（1949—1955）[J].美术，2021（7）：107.

[2]全国妇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简要读本[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1.

[3]佚名.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N].人民日报，1949-11-29.

[4]邓颖超.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在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N].人民日报，1953-04-24.

[5]章蕴.关于当前妇女工作问题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3-01-12.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77.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84.

[8]尚辉.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红色美术经典（1921—2011）[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262.

[9]江丰.江丰美术论集[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16-22.

[10]周揚.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J].人民文学，1953（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