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2022年1月18日，印度尼西亚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正式批准将首都从爪哇岛的雅加达，迁移到加里曼丹岛丛林深处的一座新城。

新首都“群岛”

2019年4月17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连任后，授意规划部长吹风，扬言将把首都“在10年内迁走”;同年8月26日，佐科发表电视讲话，称迁都“已成定案”，地点将为加里曼丹岛上的一座完全新建都市，并表示迁都前期工作将在2020年启动，新首都建设“最早在2021年开始”。但随后，新冠疫情暴发打乱了印尼迁都的节奏。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网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长苏哈尔索于今年1月17日公布，印尼计划将在婆罗洲岛东加里曼丹省建新首都并命名为“Nusantara”。“努山达拉”即爪哇语“群岛”之意，这是佐科从80多个候选名字中挑选出来的。据政府人士介绍，此名符合印尼“群岛之国”的特点，能体现国家形象。

努山达拉拟占地56180公顷，规划用地则高达256142公顷，位于印尼东加里曼丹省北佩纳扬巴塞尔县和库台卡塔内加拉县境内。

2019年8月26日佐科宣布“迁都定案”时，曾披露了一个总额330亿美元的预算，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新都将效仿巴西、马来西亚和缅甸等迁都的发展中国家，仅仅转移行政中心，仍保留商业中心在雅加达和爪哇岛上。但即便如此，330亿美元的预算也捉襟见肘。

如今印尼政府所揭示的，却是“再造一个超级核心都市”的宏伟规划，330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但截至目前，印尼政府尚未公布新的迁都预算。

印尼财政部证实，迁都将于2022至2024年开始实施，优先开展公路、港口等建设，以便后续进入，但整个迁都时间表“待定”，在“正式发布相关总统令之前，雅加达将继续作为首都存在”。有分析家相信，一些前期工作可能在今年稍晚便开启。

迁都或是迫不得已

雅加达长期以来作为印尼首都、最大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驰名东南亚的名城，所在的爪哇岛面积虽然在“群岛之国”仅排第五，但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印尼人口的逾60%、经济活动的逾50%都集中于此。于情于理，印尼政府不会对这样一座首都不满意。

但实际上早在印尼独立之初，印尼国父苏加诺就认为雅加达“不太适合做首都”，提议将首都搬迁到加里曼丹岛人口不过20万的帕朗卡拉亚。这座丛林小镇也确实充当了印尼几十年“备份首都”。佐科上台后，迁都的传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从传闻变成了定案，又从定案变成了法令。

印尼政府曾多次解释过迁都的理由。

主要原因在于，雅加達在“下沉”。雅加达市区有13条河流，濒临大海，一半的面积在海平面以下。近年来由于人口已膨胀到1000万以上，基建不断，导致地面不断下沉，过去十年市区平均下沉2.5米。专家们分析，照此速度2050年雅加达大部分市区都会被海水淹没。从这个角度看，迁都也是迫不得已。

不仅如此，雅加达市区和“雅加达——万隆”都市圈是整个东南亚交通最拥堵的地带。而试图改善其交通条件的基建项目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进展缓慢。如果不迁都，这个问题近乎无解。

此外，爪哇岛狭隘民族主义势力较为顽固。这不仅对历届印尼政府推动的一些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形成阻碍，还放大了许多矛盾，加剧内阁冲突。相对而言，印尼“外岛”大多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区域，将政治中心迁离爪哇岛，搬迁到一个政治和社会氛围较宽松的地方，有利于下一步的发展。

印尼迁都仍面临不小挑战

迁都是一盘大棋，但效果未必好。

第三世界和新兴国家中，固然有迁都成功的例子，如1923年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迁都安卡拉;1960年巴西从里约热内卢迁都巴西利亚;同年巴基斯坦从卡拉奇迁都伊斯兰堡，1991年尼日利亚从拉各斯迁都阿布贾，都是公认较成功的“作品”。

但诸如2005年缅甸将首都从仰光迁到一片荒凉的内比都，以及更早的坦桑尼亚把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迁到内陆村庄多多玛，都被普遍视作是“灾难”。

道理很简单：这些新兴国家财力、实力有限，“生造”一座首都对他们而言负担过重，结果自然是新都迟迟不能具备最基本的首都功能，“故都”则已被拆解得无所适从。

不说新兴国家，即便更“阔”一些的国家，也不敢轻易这样折腾：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讨论各种版本的迁都方案，结论却是“一动不如一静”;韩国政府2002年曾高调宣称，要把首都从首尔迁到75英里以南的世宗，结果被韩国宪法法院“挡驾”。

如今印尼新首都很可能设在比帕朗卡拉亚更无基础的地方，基础设施和财政压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需要大量投资和大兴土木，区区330亿美元预算很可能“连塞牙缝都不够”。

尽管政府乐观认为，此举可“带动经济发展”，但许多经济学家担心，会将隐忧四伏的印尼财政拖入深不可测的泥潭。

而且，印尼总统任期5年，连任只限1届，这意味着佐科总统2024年就将卸任，而届时印尼迁都工作的重要部分只怕才刚开始。印尼首都能不能迁、怎么迁，恐怕未必能够仅凭一纸立法便从此一劳永逸，再无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