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相洋,许 燕,杜英东,冯兆忠*

南京和北京城市天然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差异

袁相洋1,2,许 燕1,3,杜英东3,冯兆忠3*

(1.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北京 100085；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以南京市和北京市优势树种为研究对象,利用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小时气象观测资料和G95光温模型算法对中国南北典型城市南京和北京地区2015年森林天然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BVOCs)排放总量进行估算.研究发现,南京市总BVOCs排放主要来自湿地松、栎树类和杨树,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BVOCs排放量最高的是栎树类、杨树和油松.从排放总量来看,北京市森林BVOCs排放量是南京的2～3倍,分别为72114.1和28025.3t/a,但南京市单位面积BVOCs排放通量是北京市的1.6倍.两市各类BVOCs排放量季节变化均呈单峰型,即夏季排放最高,冬季最低,春秋季排放量相差不大.南京市的中龄林和近熟林为主要BVOCs排放源,北京市BVOCs的主要排放源是中龄林和幼龄林.总BVOCs排放量在各龄级的比例主要由其叶生物量决定,但各龄级内部优势树种类型不同也一定程度地影响BVOCs排放.

南京；北京；蓄积量；优势树种；植物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BVOCs)

天然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BVOCs)主要是指生物代谢过程产生的低沸点、易挥发的小分子化合物.陆地植物(包括森林、草地、农作物、灌木等)是BVOCs最主要的排放源,BVOCs也称为植物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1].BVOCs对大气组分、区域光化学过程以及全球气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3].城市森林是区域BVOCs排放的重要来源[4].相较于其他NO排放量较低的区域,城市一般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限制地区,O3和二次有机气溶胶(SOA)浓度对城区BVOCs排放量的变化更加敏感[5].研究表明,城市绿地使用低BVOCs排放量的树种可显著提高空气质量[6].近年来,颗粒物和O3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主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多关注城市重点行业、企业人为源VOCs排放,甚少考虑区域BVOCs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7-9].

北京和南京是中国北方和南方两个区域的典型代表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和绿化配置.气候环境、土地类型、绿化及森林树种资源的差异可能造成两地不同的BVOCs排放特征[10-11].已有研究对北京市园林绿地植被BVOCs排放进行了估算[12-14],但有关南京地区森林BVOCs排放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报道表明中国南部地区是BVOCs排放的主要区域[15-16].BVOCs排放受环境因子影响较大,但现有区域BVOCs总量评估多使用气象模式拟合的日均甚至月均数据资料,鲜有研究使用实测的小时气象数据,考虑不同区域土壤条件差异对BVOCs排放的影响研究则更少[12-13,15-16].本文以南京和北京市优势树种为研究对象,在典型树种BVOCs排放因子实测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两市优势树种蓄积量、区域气象站点小时观测数据资料和G95光温影响模型,建立南京和北京地区森林植物BVOCs排放清单,量化两地森林树种BVOCs排放特征,对比南北方典型城市BVOCs排放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在Guenther等[2,17]提出的G95光温影响模型的基础上,参考MEGAN模型[18]加入土壤湿度校正因子,根据森林资源普查资料提供的优势树种林分蓄积量数据,估算南京和北京市优势树种BVOCs排放量,并将优势树种排放的BVOCs主要分为异戊二烯、单萜和其他VOCs(主要包括醇、醛、酮、有机酸、低碳烷烃和烯烃等)进行估算.BVOCs合成来自多个途径,其中最主要且目前了解最清楚的为叶绿素和防御专属组织途径[14,18].研究表明环境因素中温度和太阳辐射是影响植物异戊二烯排放的主因,单萜和其他VOCs则主要受温度影响[17].其具体估算模型见公式(1)和(2):

植物BVOCs的排放还受到叶龄的影响.因此,在估算区域排放量时需要考虑树种物候期,本研究假定常绿树种常年均有排放,落叶树种由于幼嫩叶片几乎不排放VOCs[19],所以分别以展叶盛期和叶全变色期作为排放始末期,各优势树种物候期从《中国动植物物候观测年报》以及其他文献资料获得[20-21].

1.2 参数的确定

1.2.1 标准排放因子 按排放量高低给出的南京市和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前21种)标准排放因子分别列于表1中,部分树种标准排放因子来源于前期实验研究测定[22-23],其余树种异戊二烯和单萜均为国内实验值,而其他VOCs由于排放速率较低,研究较少,除有确切观测值外，其余树种均采用Guenther等[24]推荐值1.5μg/(g·h).在前期文献调研中,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土壤条件和实验方法测得的同一树种排放速率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确定某一树种的标准排放因子时,优先筛选南京和北京市本地及附近实测值,剔除异常低或高值后采用其均值,无观测数据的取国外或同科属植物排放值[25-43].其他植被类型如针叶混、阔叶混交林等的排放因子根据森林内部树种的组成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确定[35].

表1 南京和北京优势树种BVOCs标准排放因子[μg/(g·h)]

续表1

注:“—”表示该树种排放因子为前期实验测定值[22-23].

1.2.2 叶生物量 依据北京和南京市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统计两市主要优势树种各龄级蓄积量,推算优势树种叶生物量.叶生物量估算方法主要参考方精云等[44]分析中国森林植被碳库及其时空变化时采用的通过蓄积量估算生物量的思路,该方法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区域或国家尺度天然源BVOCs总量评估的研究中[12,14-15,35],具体叶生物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是树种蓄积量,m3;T是树干基本密度t/m3,T是树干在乔木层总生物量中所占比例,%;L是树叶在乔木层总生物量中所占比例,%.各树种的T值来源于《中国木材志》[45]、《中国主要树种的木材物理力学性质》[46],T、L值主要来源于《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47]、《中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及其数学模型》[48],部分参数缺失以林业网及相关的新闻和文献同科属或同类别植被数据进行补充.将两市中BVOCs排放贡献率超过0.1%的优势树种各植物学参数整理成表(表2).

1.2.3 校正因子 (1)温度校正因子:异戊二烯和单萜的温度校正因子计算公式分别为(4)和(5):

式中:为经验参数;为采样时叶片实际温度,K;s为标准条件下的叶温,值为303K.由于缺乏叶温观测资料,同时考虑到多数情况下叶温和气温的差别不大[35],为简化计算过程,本文实际计算时叶温以空气温度代替.

(2)光合有效辐射校正因子:光合有效辐射是指植物用于进行光合作用的那部分太阳辐射.如前所述,异戊二烯的排放速率主要受温度和光照的影响,而单萜类物质的短期排放变化主要取决于叶片温度,对于大多树植物而言,光照强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17,24].由于冠层内部光合有效辐射实测资料的稀缺,且考虑到森林冠层模型本身存在较多不确定性[49],在现实中很难精确模拟冠层效应,本文不考虑植被冠层内部光合有效辐射的传输与分布对树种异戊二烯排放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小时光合有效数据对异戊二烯排放进行光照校正,光照校正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3)土壤湿度校正因子:土壤水分影响植物的气孔导度和光合作用,水分不足会导致两者显著降低[50].当土壤湿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异戊二烯的排放也会随之减少,长期处于干旱状态,植物的异戊二烯排放甚至可以忽略不计[51].土壤湿度校正因子的公式主要参考MEGAN模型[18].凋萎点的选取参考文献[46],公式如下:

式中:为土壤湿度,m3/m3;为凋萎点,即植物不能从土壤中提取水分的土壤水分水平,m3/m3;D为经验常数,值为0.06.

(4)气象观测数据来源:本文使用2015年南京和北京地区温度、光合有效辐射和土壤湿度小时均值数据估算BVOCs总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地面气象数据观测站.

表2 南京和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植物学参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南京市森林BVOCs排放特征

2.1.1 南京市优势树种BVOCs排放清单 从2015年南京市优势树种BVOCs排放清单(表3)可以看出,南京市森林源VOCs总排放量为28025.3t/a,其中异戊二烯对总排放量的贡献最高,年排放量为15801.7t/a,单萜和其他VOCs的排放量为9822.2t/a和2401.3t/a,分别占森林源VOCs总排放的35.0%和8.6%.

南京市的主要优势树种中,杨树和栎类是主要的异戊二烯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26.4%和22.5%.此外,阔叶混交林对异戊二烯总排放的贡献率最高,其年排放量为4786.0t.湿地松由于蓄积量大,单萜排放速率较高,且常年均有排放,其对全市单萜排放量的贡献率最大,为72.8%,阔叶混交林也因其叶生物量大,因此对单萜总排放的贡献率较高.其他VOCs排放量中排放贡献率较高的优势树种分别为湿地松、杨树、栎类和悬铃木.总体来看,南京市总BVOCs主要排放源是湿地松、栎类、杨树以及阔叶混交林,因此在绿化树种的配置和筛选时可以考虑多种植BVOCs排放量较低的朴树、楝树、栾树等落叶树以及女贞、楠木等常绿树.

表3 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BVOCs排放清单(2015年)

续表3

不同森林类型树种的年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与树种的生物量、排放因子、排放期有关.虽然排放期较长的常绿树种如女贞、桂花等在南京种植的面积更大,但其BVOCs排放速率通常较低.而悬铃木、杨树等落叶树种虽然排放期短,但其排放速率较高.整体来看,南京落叶树种的BVOCs排放量仍远高于常绿树种排放量.

2.1.2 南京市BVOCs排放量的月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南京市各类BVOCs排放量均表现出极强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即春季排放量逐渐升高,夏季时达到峰值,秋季部分落叶树叶片凋零,温度下降,各VOCs排放8月过后开始骤降,冬季仅部分常绿树种排放BVOCs,排放量达到最低.异戊二烯、单萜和其他VOCs排放量均在8月达到最大,这主要是因为7、8月份南京市温度和光照辐射均达峰值,BVOCs排放量受光温条件的影响,随其升高而增加,12、1和2月仅剩常绿树种排放BVOCs,且排放量因温度低,光合辐射较弱,达到一年中最低值.

图1 南京市各类BVOCs排放量月变化趋势

BVOCs的排放除受光温条件控制,植物排放期也是导致排放量出现显著月变化的重要因素.3月中旬前和10月后,单萜的排放量高于异戊二烯,主要是因为这期间常绿且高单萜排放树种(湿地松、马尾松以及一些国外松)成为BVOCs主要排放源,3月底、4月初大部分落叶树种才开始进入展叶期,10月开始陆续进入叶变色期,异戊二烯的排放量开始显著高于单萜和其他VOCs的排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VOCs的季节性变化的形成.

2.1.3 南京市BVOCs排放量的龄级分配 将南京市优势树种总BVOCs排放量由高到低排序,图2给出了前21种优势树种的总排放量的龄级分配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部分优势树种在5个龄级均有BVOCs排放,如构树、马尾松、杉木、池杉等,也有部分树种由于生长或种植年限较短,仅在个别龄级有排放,如木兰类、杜英、栾树等,只在幼龄林和中龄林有排放.

图2 南京市前21种优势树种BVOCs排放量龄级分配

如表4所示,南京市各龄级森林源VOCs总排放贡献率依次为:中龄林(32.3%)>近熟林(28.7%)>成熟林(19.0%)>过熟林(11.1%)>幼龄林(8.9%).这一比例与各龄级叶生物量占比有关,但也存在差异,成熟林叶生物量大于近熟林,但VOCs占比却低于近熟林,这可能是由各龄级中高排放树种组成比例不同导致[40].

表4 南京和北京市森林叶生物量和BVOCs排放量的龄级分配

2.2 北京市森林BVOCs排放特征

2.2.1 北京市优势树种BVOCs排放清单 从表5可以看出,北京市优势树种以落叶树种居多,只有云杉、华山松、柏木、油松以及一些栎类为常绿树种.在异戊二烯排放中,栎类贡献率最高,为70.7%,其次是杨树、刺槐和柳树等高异戊二烯排放树种,排放量分别为11573.0t/a、1703.3t/a和766.0t/a.单萜的排放量范围在0.9-3616.4t/a之间,差距极大,油松和栎类森林类型为北京市单萜的主要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35.8%和31.7%.另外,柏木、栓皮栎、杨树、柳树、胡桃楸和核桃也对单萜的排放有一定的贡献,贡献率在1.5%～5.2%,其他优势树种贡献率均低于1.0%.在其他VOCs的排放中,贡献率最高的是栎类,贡献率为42.0%,相较其他树种,杨树、柏木和油松等每年也排放一定量的其他VOCs.总的来看,北京市总BVOCs排放贡献率较高的优势树种为栎类和杨树,其贡献率分别为63.7%、18.2%.这与前人的结果类似[14].

北京市森林源VOCs排放总量为72114.1t/a,其中异戊二烯、单萜和其他VOCs贡献率分别为80.9%、14.0%和5.1%,异戊二烯的排放量显著高于单萜和其他VOCs,因此,考虑到BVOCs区域排放过高对大气环境的不利影响,应尽量减少杨树、刺槐、栎树以及柳树等异戊二烯排放水平较高的落叶树种的种植,优先选择栽种云杉、泡桐、椴树、榆树以及柿树等果树.

2.2.2 北京市BVOCs排放量的月变化 北京市各类BVOCs变化趋势一致,均在夏季达到排放最高值,冬季各类VOCs排放量为全年最低(图3).北京市异戊二烯的排放4月份后开始显著增加,这与一些落叶树种开始进入展叶期有关,7月异戊二烯、单萜和其他VOCs排放均达到峰值,该月排放量分别为13859.1、2032.3和778.4t.各类VOCs均自7月后开始下降,8～9月下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8月底开始北京市温度开始下降,BVOCs排放也随之下降.本研究在估算排放总量时除了考虑光照、温度和排放期等因素外,还考虑土壤湿度对排放的影响,植物生长需要的水分主要来自土壤,有研究发现,当土壤湿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异戊二烯排放减少[51].北京市因降水量少,气候干燥,1、2月土壤湿度整体较低,6月部分天数土壤湿度也较低,这可能也是导致北京市BVOCs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的原因之一.

图3 北京市各类BVOCs排放量月变化趋势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研究BVOCs区域排放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月变化规律,吕迪[40]基于蓄积量法建立陕西省各市排放清单,分析陕西省逐月森林BVOCs构成,发现夏季排放贡献最高,冬季最低,其贡献率分别为66.2%和0.3%,同北京市一样,在7月达到排放峰值,1月全年BVOCs排放最低.樊冲[33]估算河北省各类BVOCs月排放,发现6～8月的平均排放量较高,7月排放最高达到35.3Gg/a,12月～次年2月期间全省BVOCs排放最低,3个月的平均排放量仅为284.6t.Calfapietra等[4]通过对罗马市城市森林3种植物类型(常绿阔叶树、常绿针叶树、落叶阔叶树)全年BVOCs排放情况的观察,发现BVOCs的排放在夏季占主导地位,春秋次之,冬季排放量最低.

2.2.3 北京市BVOCs排放量的龄级分配 如图4所示,除柿树等个别果树林以过熟林为主要BVOCs排放源,其余树种的排放龄级主要在幼龄林和中龄林.杜仲、云杉和华山松3类经济林BVOCs排放全部来源于幼龄林,柏木、白蜡和榆树的幼龄林排放占比较高,分别为88.0%、80.3%和65.9%.椴树和泡桐50%以上的排放量均来自中龄林,栓皮栎和油松的BVOCs主要排放源分别是近熟林和成熟林.

图4 北京市前21种优势树种BVOCs排放量龄级分配

北京市森林源总BVOCs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幼龄林和中龄林(表4),在这两个龄级的占比分别为38.3%和35.2%.其次为近熟林和成熟林,贡献率分别为12.1%和8.2%,但成熟林的叶生物量分配比例高于近熟林,分别为12.2%和10.6%,这主要由各龄级内部森林组成类型不同导致.过熟林的叶生物量和排放量占比均是最低的,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种植或生长年限较短的优势树种过熟林蓄积量较小甚至没有该龄级[14].

2.4 BVOCs排放地域性差异分析

整体来看,北京市优势树种BVOCs全年的排放量显著高于南京市,年排放量达到72114.1t,其中异戊二烯占80.9%,单萜占14.0%,其他VOCs占5.1%.南京市BVOCs年排放量为28025.2t,虽然同样以异戊二烯为主,但占比只有56.4%,单萜占35.0%,其他VOCs占8.6%.除蓄积量、温度和光照条件之外,北京和南京两市BVOCs排放的差异主要来自优势树种构成比例的不同.Li等[53]关于中国不同省份BVOCs排放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区BVOCs各组分所占比例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树种分布的差异,拥有较多杨属、柳属、栎属或槐属植被覆盖的省份异戊二烯排放占比更多,松属或云杉属等针叶树种分布较多的地区单萜排放占比则较高.

表5 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BVOCs排放清单(2015年)

续表5

表6 北京市BVOCs排放量估算研究比较

注:“MEGAN”和“GloBEIS”分别指自然气体和气溶胶排放模式及全球生物源排放和交互系统模式[60].

考虑到不同地区森林占地面积的固有差异,森林单位面积排放强度/通量去除了森林占地面积对排放总量的影响,可能是衡量不同区域BVOCs排放更理想的指标,使不同区域BVOCs排放更有可比性.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表明南京和北京市优势树种占地总面积分别为1506.2和6322.0km2,分析得到南京地区森林单位面积BVOCs排放强度为18.6t/km2,北京地区森林单位面积BVOCs排放只有11.4t/km2.与BVOCs排放总量不同,南京地区单位面积排放比北京地区高约1.6倍,表明BVOCs排放总量相对较高的地区其排放强度不一定高.Li等[54]关于中国各省份BVOCs排放强度的研究也发现植被分布较密集的南方地区其BVOCs排放通量一般比植被分布稀疏的西北地区高很多,表明未来制定大气污染区域协同防控措施时除关注不同BVOCs排放总量外还应该关注区域单位面积BVOCs排放通量.

过去几十年,学者使用不同的数据源和算法对北京地区BVOCs排放量进行了估算,但有关南京地区森林BVOCs排放清单的研究尚未见系统报道.对比前人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可以看出(表6),本文所得北京地区2015年BVOCs总量估算值明显高于Wang等[55]和谢扬飏等[12]根据1998或2000年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结果对北京地区BVOCs排放的估算结果,这主要是由于自1990～2015年北京市的森林覆盖率一直在增加,导致天然源BVOCs排放量随之大幅度提升[14,56].然而,夏春林等[57]、张倩等[58]以及张蔷等[14]利用最新数据集的评估结果也明显小于本研究结果.除评估方法和气象因素外,最可能的原因是以上研究都采用全国平均排放因子,而本文主要使用北京或其周边地区实测植被排放因子.此外,多项研究表明适度干旱可以刺激异戊二烯排放[45,59],上述研究均未考虑土壤湿度对BVOCs排放的影响也可能是评估结果较低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Wang等[56]利用MEGAN模型在综合考虑叶面积指数、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湿度的基础上对北京地区2015年BVOCs排放的评估结果与本研究的估算值基本相同.虽然一些不确定性仍有待验证,但上述研究表明一定条件下基于森林蓄积量的估算结果(本文)与基于叶面积指数的评估结果(如MEGAN模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2.5 不确定分析

(1)标准排放因子:本文优先采用北京地区及周边实测排放因子数据,但由于现有观测资料的限制,仍有部分类型树种排放因子采用国内均值、国外或同科属植物排放值替代,而其他VOCs排放因子更是多采用1.5μg/(g·h)固定值.考虑到不同地区水肥条件对植物BVOCs排放的影响以及不同实验采样方法、样本量等差异,其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2)叶生物量:尽管本文采用方精云等[44]方法估算叶生物量,但推算过程中树干基本密度、树干及树叶与乔木层比重等数据主要来自国内相关文献值.上述数据的可靠性及不同地区植物学参数可能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研究估算结果.

(3)环境校正因子:本文使用环境空气温度直接代替叶温,尽管多数研究认为针叶树种或低密度的阔叶树种以及无外界环境胁迫条件下植物冠层叶温与环境温度是非常接近的[61-63],但叶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现象在温带森林,尤其高密度阔叶落叶林中也曾被观察到[62],忽略叶温与环境温度导致的差异需要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文未考虑光合有效辐射在植物冠层内部的传输和分布,一般植物冠层下部叶片的光合有效辐射较上部叶片偏低[14].不同冠层光合有效辐射的差异也会影响评估结果.

3 结论

3.1 南京市总BVOCs排放源主要为湿地松、栎类、杨树以及阔叶混交林,其中杨树和栎类是主要的异戊二烯排放源,湿地松是单萜和其他VOCs的主要排放源.北京市主要优势树种中,对BVOCs排放量贡献最高的是栎类、杨树,同时栎类、杨树也是主要的异戊二烯排放源,而油松对单萜的排放贡献较突出.

3.2 北京市优势树种异戊二烯的排放量最高,占总排放的80.9%,而南京市则主要排放异戊二烯和单萜,两类物质的排放量占到总排放的90%以上,BVOCs排放组分差异与两市的优势树种类型有关.北京和南京两地BVOCs总量相差2～3倍,北京市各类BVOCs排放量均显著高于南京,然而,南京地区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比北京地区高约1.6倍.

3.3 南京和北京市各类BVOCs月变化均呈单峰型,春季由于植物进入展叶期排放量增加,在夏季达到排放高峰,秋季随着叶片凋零,气温下降,排放量逐渐降低,冬季排放量为全年最低.

3.4 南京市中龄林和近熟林为BVOCs主要排放源,北京市BVOCs的主要排放源是中龄林和幼龄林,总BVOCs排放量在各龄级的分配比例与各龄级的叶生物量基本一致,两市BVOCs排放在各龄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各龄级间优势树种类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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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of biogeni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emissions from urban forests in Nanjing and Beijing.

YUAN Xiang-yang1,2, XU Yan1,3, DU Ying-dong3, FENG Zhao-zhong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2.Beijing Urban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3.Schoo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2022,42(4)：1489～1500

Total emissions of BVOCs from typical cities (e.g. Beijing and Nanjing) in south and north China in 2015 were estimated by using the data of forest resource check, hourly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G95model algorithms based on light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BVOC emissions in Nanjing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Slash pine, Quercus and PoplarsAmong the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Beijing, Quercus, Poplars and Chinese pine had the highest BVOC emissions. From the total emissions, the VOC emissions from forest sources in Beijing were 2 to 3times higher than those of Nanjing, which were 72114.1t/a and 28025.3t/a, respectively. By contrast, the area-based BVOCs emission intensity in Nanjing was 1.6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of Beijing.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all types of BVOC emissions in both Beijing and Nanjing were unimodal, with the highest emissions in summer and the lowest in winter, while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emissions between spring and autumn. In Nanjing, middle-aged forests and near-mature forests were the main emission sources of BVOCs. However, middle-aged forests and young forests were the main emission sources in Beijing. The contribution to total BVOC emissions in each tree age class was mainly determined by its leaf biomass, but the type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each tree age class also affected the emission of BVOCs to a certain extent.

Nanjing；Beijing；forest stock；dominant tree species；biogeni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VOCs)

X511

A

1000-6923(2022)04-1489-12

袁相洋(1990-),男,山东滕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

2021-08-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907383,4206116047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E0127700)

*责任作者, 教授, zhaozhong.feng@nuis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