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文化;新乡贤;乡村治理

总书记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乡贤文化积攒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乡村治理智慧。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发展。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继而在2016年、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也相继提到要培育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作用。中央对新乡贤文化的重视，为推动新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的结合提供了保障。进入新时代，乡贤文化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乡贤文化的主体是乡贤，新乡贤是指生长于乡村、奉献于乡里的有才能、有德行并在乡里口碑好、有威望的人。他们可以是德高望重的贤人志士，也可以是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还可以是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的商业精英。利用乡土情怀和乡村记忆为精神纽带，激发新乡贤对乡村的依恋情怀，吸引有才能、有实力、有威望的知识分子、道德楷模和成功人士参与乡村治理，使得新乡贤充分发挥在推动乡村自治、德治、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弥补基层治理不足，促进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可行性分析

1.政策方面的可行性。“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做好“三农”工作，为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战略高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在新发展阶段所做出的科学规划，是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新乡贤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中央在多个“一号文件”中提到要培育新乡贤文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突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新乡贤文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创新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这些官方文件的出台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了政策指导。

2.经济方面的可行性。培育新乡贤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为乡村振兴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科技也需要人才，吸引各方英才，一起为当代乡村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众多的新乡贤即新乡贤群体是新乡贤文化培育的主体，新乡贤群体的人员构成较为多元，包括当地有素质有能力有权威的乡村精英，他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在村民中积累的良好形象而获得当地人认可。他们能够协调村民，是村民的代表，国家及地方在实施乡村经济措施时若遇到阻碍，他们可以有效协调各方并顺利解决问题。此外，也包括不在乡而愿意为某个地域的乡村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教育从业者、各类技术行业从业者、金融行业从业者等，他们走进乡村，缓解乡村人才缺乏的问题，这些人带来的资金、技术、新发展理念等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3.文化方面的可行性。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文化振兴使乡村振兴不断迸发活力，新乡贤文化为文化振兴提供新思路，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众多内容，新乡贤文化寓于文化之中，因此构成新乡贤文化的成分也是多元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乡贤文化精华在新乡贤文化中继续得到绽放，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不断地推进村民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建设，不断为乡村输入城市文明及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凝聚民心、净化民心、淳化乡风、开拓新思维，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新乡贤文化不仅有精神文化的内容，也有物质文化的内容。这里的物质文化是指承担文化载体的传统村落、传统建筑、农业遗迹、传统技艺等，这些人类遗存承载着世代人的记忆，是全体乡民的情感依托，若能挖掘其中存在的深刻内涵，保护与传承现存的传统技艺，活态地开发这些物质文化，可为乡风文明添砖加瓦。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與乡村治理结合的内在优势

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乡贤文化的优势。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新乡贤的广泛参与。

1.新乡贤是乡村自治的实践者。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流涌入城市，许多村庄规模逐渐缩小，甚至呈现空心化，乡村自治处于真空地带，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弱化，而且由于农民主体意识日渐苏醒，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化，因此进一步增加了乡村治理难度。新乡贤在乡村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他们可以通过凝聚乡邻，激发村民参与自治事务的积极性，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带动村民积极参加乡村自治活动，扭转乡村自治制度在农村“空转”[1]的局面。同时，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推动公共事业发展，也可有效缓解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的问题。再者，新乡贤对于乡村的人、事、物都非常熟悉，对于农村的各种矛盾都能把得准脉，他们通过乡土语言、乡土办法和乡土文化能有效解决乡村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促进乡村和谐稳定。

2.新乡贤是乡村法治的协助者。法治是自上而下的“硬治理”[2]，构建长期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要以法治作为保障。由于传统社会架构并未完全崩塌，中国乡村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宗族、人情十分泛滥。村干部在处理乡村事务中依旧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而且一些村干部文化素质偏低、法治观念淡薄，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极易激化农村矛盾，影响乡村稳定。这都对有效推进乡村法治产生阻碍。新乡贤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他们可以通过法律知识的传播，对村民和农村干部进行正向引导，不断提升乡民的守法意识，提高村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观念。另外，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可以对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对村干部依法办事、依规办事形成有效监督制约，提高乡村法治水平。

3.新乡贤是乡村德治的推动者。“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3]，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新乡贤文化中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传统的德治思想，丰富了现代乡村德治的内涵。新乡贤参与乡村德治，是重塑乡村伦理共识、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推手。新乡贤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群众威望，他们德才兼备、立德立言，身上散发着天然的文化道德磁场，是乡民的道德榜样和标杆，是传统乡村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对乡民道德的提升有良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新乡贤用他们优良的品行垂范乡里，引导、规范乡民的思想与行为，切实发挥其在德治中的教化作用，发挥传统德治内涵，使整个乡村形成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遵循;同时，新乡贤可用其社会威望和能力发挥新乡贤的管理作用，通过非强制性权威，调节村民矛盾，维持乡村秩序，使乡村形成良好的精神文明风貌。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具体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尽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传统乡村社会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旧广泛存在，仍然需要乡贤参与乡村的建设和治理，从而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助推新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

1.坚持以强化党建引领为前提。党建引领是培育新乡贤文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根本。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贯穿在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过程之中，赋予新乡贤文化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色，走出一条农村基层党建与新乡贤文化建设同向同行、共同发力乡村治理的新路。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原则，通过高质量党建促进文化振兴，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确保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坚持以群众为主体、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通过打造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乡贤文化品牌，凝聚乡村发展动力，汇聚乡村治理合力，使新乡贤文化服从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乡村治理的品质追求。同时，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点促面，引领、带动其他力量积极主动地参与、自觉自愿地融入到乡村治理中。要常态化实施“亮身份、见行动”[4]活动，引导乡村党员在乡村经济振兴、服务基层群众、执行重大任务、化解发展难题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注重将退休老党员、流动党员、非公组织党员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宣讲党的政策、邻里守望相助、村民矛盾化解中当先锋、做表率。

2.夯实培育新乡贤文化的社会基础。要成为新乡贤，不仅要树牢全心全意服务大众的主观意识，运用自己的学识、阅历、智慧和技能使自己和周边的人富裕起来，而且还要真正融入百姓之中。培育新乡贤文化，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新乡贤成长创造条件、铺平道路。新乡贤文化应该坚持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为主导，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功成名就的新生力量反哺农村，参与乡村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县区乡镇应当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创造条件让那些远离故土的新乡贤们甘心情愿地反哺桑梓。基层组织要对立志于乡村建设发展等外地人员的工作、生活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在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关系转接方面尽可能提供便利，解决城市返乡人员、致力于农业发展的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服务农民群众。赋予新乡贤中的优秀人才以一定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机会参与乡村治理，能够为乡村振兴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和中肯的建议。建议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激励措施，鼓励更多有能力、有担当、有贤德、有情怀的退休干部、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能，贡献应有力量。

3.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引领功能。乡村振兴呼唤大量新乡贤出现。新乡贤不仅要出身本土、热爱本乡，不仅要具备地域性，有浓厚的乡情，对故土有责任感和归属感，而且必须是有才有德的贤能之人，是得到各方面公认的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发挥新乡贤文化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功能。许多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致富能手、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乡土精英，正是这个时代需要重塑的“新贤”。他们是当今乡村里公认的民意代言人，享有一定的公共话语权。“新贤”们通过致富经营、服务村民、宣传政策、化解矛盾，在乡民邻里间形成了巨大的威望、塑造了良好的口碑。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群众，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获得群众的认同，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从而形成了根植乡土、贴近村民、影响广泛的新乡贤文化。

4.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的舆论环境。乡贤文化具有鲜明的榜样文化的特色。事实证明，典型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让“新乡贤”这个“虚”的头衔真正具有现实的吸引力，社会舆论的引导非常重要。不仅要通过传统媒体而且更要注重通过新兴媒体积极广泛地宣传乡贤们参与乡村治理的优秀事迹，选树乡贤典型，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蔚然成风。创新乡村治理，培育新乡贤文化，必须注重发现新乡贤的典型事例，并授予他们一定的荣誉称号和相应的物质待遇。通过这种鲜明的导向，引导和激励全社会见贤思齐，唤起和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新乡贤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要创新宣传和传播的形式，坚持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数字化的传播手段，把新乡贤文化宣传教育融入乡风文明和乡村文化建设中，激活新乡贤文化的内在活力，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推崇新乡贤、学习新乡贤、营造新乡贤文化的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其次，充分挖掘新乡贤文化资源，如好家风家训、好乡风民俗等，广泛开展“幸福家庭”“文明标兵”“身边好人”[5]等新乡贤评选活动，积极宣传新乡贤的先進事迹，充分肯定新乡贤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展现出来的突出贡献，以营造崇德尚贤的社会共识和舆论环境。再次，吸纳整合新乡贤力量，因地制宜创建乡贤参事议事平台，提升规范化水平，拓展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民意诉求的表达和疏导、乡风文明的涵育和创新等乡村公共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

5.壮大和建强乡村治理的新乡贤队伍。积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促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新乡贤文化，要坚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依托乡贤理事会等平台和载体，使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积极参与、融入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和弘扬新时代公民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现实情况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享有较高威望和口碑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农村科技工作者、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壮大新乡贤队伍，通过他们的学识专长反哺桑梓，促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张会会.明代乡贤祭祀与儒学正统[J].学习与探索，2015（4）.

[2]张雯婧.新乡贤文化：乡村治理的时代选择[N].光明日报，2017-06-02.

[3]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2）。

[4]俞秀玲.当代乡村治理的新路径选择——新乡贤文化的重塑[J].江淮论坛，2019（3）。

[5] 李秀芸，杨雪英，李义良.比较语境下新乡贤内涵之探讨[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研究（课题编号： 18SH15）

作者简介：邬家峰（1986-）江西赣州人，赣南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