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鸣　苏正宏

【摘要】 鄂州古代教育历史久远，最早有晋代学宫，宋代升军学、郡学，设书院，元代改为府学、县学等，其历程较为复杂。从南湖书院、龙川书院、寿昌书院的办学情况，可窥探官方办学理念。而书院师资、藏书、祭祀、学田等规制與教育体系的构架，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人文环境，其研究价值不菲。

【关键词】 办学;科举;学田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15

基金项目：鄂州职业大学吴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鄂州先秦时期为“鄂”所在地。三国时期，孙权在此建都，改“鄂”为武昌。武昌之名沿用一千多年。1913年，民国政府废武昌府，武昌县改为“寿昌县”，次年更改为“鄂城县”。1983年，鄂城县改名为鄂州市。

鄂州先秦至三国时期的教育情况未见史料记载。晋代的办学情况有较为详细记述：《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清代《武昌县志》也有记载：“学宫在县治东南南门外，右倚西山、前临南湖。晋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县开置学宫。”

公元335年，庾亮在武昌（今鄂州）修建学宫。学宫大致位置是现在的城隍庙旧址。庾亮武昌办学这件事在晋代影响较大，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庾亮倡导“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并选置学官，修建校舍，其理念与举措是办学关键所在。其次，与庾亮的政治背景分不开，庾亮不仅是征西大将军，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帝舅，可见武昌学宫的教育经费是有充分保障的。再是庾亮麾下汇聚了一批文化名人，如孟嘉、王羲之、孙盛、王胡之等，其中孟嘉被任命为劝学从事，负责学宫教育工作。

隋唐之前，中国教育主要是私家讲学的传统，学宫是以学校办学的形式，像武昌学宫这样的学校在晋代具有代表性。

一、南湖书院办学条件

唐代开始出现书院，后影响中国教育达千年。而武昌县的书院在宋代才开始出现，对地方教育与科举考试起到重要作用。

武昌县书院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湖北明代修复书院4所，新建74所，共计78所。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重修10所书院，其中有武昌县的龙川书院。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湖北新建书院十多所，有武昌县的雉峰书院。嘉靖之后湖北兴建十五所书院，武昌县有两所：东皋书院、凤台书院。清代湖北改建修复的书院26所，新建书院123所，共计149所。[1]修复的书院中有武昌县的寿昌书院、龙川书院。湖北明清时期的书院以黄州、武昌二府为多，而武昌县明清书院有5所，在武昌府所辖县中位居前列。

据《湖北历代书院考》中记载，湖北宋代有10所书院，武昌县南湖书院就是其中一所。南湖书院在县治东南，即现在的洋澜湖畔，“坐挹平湖，诸峰竞秀，一县奇观”。

宋淳祐年间，武昌有一册《寿昌乘》的史书，后来亡佚，清代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光绪三十三年（1905年），武昌籍官员柯逢时从文氏辑本刊出。《寿昌乘》是湖北宋代唯一存世的方志，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南湖书院的情况：“淳佑壬寅，京湖制参京槻权军事，属教授黄端谅建祠堂，奉周张二程、晦庵、南轩、东莱七先生、就辟斋筑堂，为教养游学生徒之地制，使少保孟珙、总领户部侍郎贾似道皆捐金为助……”从此文可知，南湖书院建于宋淳祐二年（1242年），由教授黄端谅建，当时的户部侍郎贾似道，指制孟珙曾“捐金为助”。建成后的南湖书院有学舍50余间，另外，有“学田数百亩，来者养而教之，意甚美也”，南湖书院的经费来自学赋：“佃户，岁纳谷一千四百三十三石二斗八升八合;佃户，岁纳麦六石五斗五升，財租钱，一贯四百文足。”寿昌军学主要由教授负责，教授可由佥书寿昌军判官厅公事兼任，日常管理的学职有学正和学录各一员、直学二员，以及司计、学谕、教谕、经谕、司书、司器、斋长、斋谕等。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拨赐学田和民间捐助，由于办学经费充足，南湖书院购置了大量的图书，供学生学习。

据《寿昌乘》记载：南湖书院的藏书主要有：《大字古注六》3部、《厚斋易传》《易三义》2部、《易学启蒙》《易音训》《诗集传》6部、《诗序辩说》《诗传遗说》4部、《六经释音》11部、《楚辞注》6部、《小学书》6部等，种类在50种以上。从中既有学生们平时上课用的专业书，也有课外阅读书。

南湖书院每年应举人数一百余人，此后应举人上升至四百余人。嘉熙以来，邵应豹、方泰来、张锐、张应金等人相继登第。除科举人才之外，著名诗人丁鹤年与本土名儒严静山等也就读于南湖书院。南湖书院之所以能培养不少人才，原因有几点：一，得益于官方的重视，从朝廷权臣贾似道与著名抗金将领孟珙助学之事就可以印证。二，学赋的充裕，可供给师生生活并添置图书。三，办学宗旨与思想尤为重要，“来者养而教之，意甚美也”，这句话蕴含着南湖书院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来学习的人不是拒绝，而是容纳并进行教育。这对于处于封建时代办学者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所讲：“人之才未尝不自人陶冶而成之也。所谓陶冶而成之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教、养、取、认”，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才主张系统，王安石充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和成才的后天条件，这一人才理论对南湖书院的创办理念无疑具有影响。

二、龙川书院办学历程

龙川书院位于大冶、鄂州、江夏、咸宁、阳新五县的通衢之地——金牛镇，南面有著名的鄂王城遗址，周围河流与樊湖相接，流淌着几千年文明。周边聚集着灵、马、贤、符四乡的诸姓家族，这里商贾云集，私学广兴。至元初年，有文士34人集于市，建精舍为读书之所，并设山长课士。至元癸巳，知兴国军权知寿昌府事陈天祥，奏请行省建龙川书院，行省准奏，并派遣官员来主讲。

据《武昌县志》记载，胡朝颖庆元元年（1195年）任武昌县令，罢官后主讲龙川书院，遂落籍于金牛镇。而龙川书院建于至元末年（1294年），所以言胡朝颖主讲龙川书院肯定是谬误。笔者推测胡朝颖罢官后有可能主讲于金牛精舍或塾馆。其后嗣胡文寿，后任龙川书院山长。至正乙酉年（1345年），有国忠者任龙川书院山长。至正五年（1345年），武昌达噜噶齐铁山（鄂州地方官）到龙川书院，“祗竭谒先圣，环顾四壁，大惧颠越。谓山长国忠曰：学校政之本也，今废坏若此，何以示瞻观？予将鼎新是谋，子其竭力以助我。”于是铁山于当年七月动工重建龙川书院。直到明代，龙川书院仍然不断扩大。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再次扩建。清朝乾隆二十八年（1760年），武昌（今鄂州）知县邵遐龄又主持重修。[2]龙川书院儒风日盛，邻近子弟大多来此求学。宋代以降，灵、马、贤、符四乡文运昌炽，名士蜂起，均溯源于泽被一方的龙川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龙川书院”改办“武昌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由“武昌县立高等小学堂”改为“虬川中学”，民国十三年（1924年），武昌县改称鄂城县，校名为“鄂城县立虬川中学”。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停办，1945年学校复学，校名为“鄂城县立初级中学第二部”。1955年11月金牛镇划属大冶。现在校名为“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三、寿昌书院教育师资及相关内容

寿昌书院位于武昌县城内府馆旧址（今熊家巷西）。明崇祯年间由邑人建造，初名“崇文书院”，后由知县邹逢吉改名为“寿昌书院”。清乾隆谕定：“书院之制，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寿昌书院实质上基本上代替了县学，成为官学的载体，其时，寿昌书院汇聚不少名师硕儒，也有少数在职官员参与教学。

谈有典，乾隆举人，符石乡人（沼山人），学识宏富，古文诗词皆足名家，而制艺尤为渊博。晚年主讲寿昌书院，传授课艺，并带领门人修撰《武昌县志》。

田颖，原名兴庠，字更五。乾隆举人。神四里人（庙岭人）。精于经学，主讲寿昌书院及黄州河东书院，成就了许多知名人士。同县陈中孚任山东河东道时，创建宏运书院，延请田颖担任主讲，士如林立。

罗彪，乾隆举人，神五里（葛店人），主讲寿昌书院期间，讲授观点卓异，态度亲和，被学者尊为宗师。

刘子溪，字道川。乾隆拔贡，廷式二等。其古文诗词飘然有逸气，工书法，曾任教谕，主讲寿昌书院，培养人才众多。

闵之奎，字符六，号星街。武昌县（今鄂州）灵溪乡（今属大冶）灵四里杨柏硔村人。嘉庆庚午科副榜。铨选教谕职衔，主讲寿昌书院，门生有光禄寺少卿王家璧等人。

柯茂芝，道光举人，灵溪乡人（金牛），学识通博，而文学造诣尤深。主讲寿昌书院期间，讲求经世之学，颇有时誉。

张庆甲，市东绣衣坊人（城关），主讲寿昌书院期间，治学严谨，教学注重与时势结合，有不少门生科考中式。

寿昌书院主讲还有姜语晓（华容）、夏正笏（华容）、邱茂藩（城关）、沈炳彝（城关人）、石志咸（金牛人）， 范龙光（葛店人）人。[3]

曜孙，举人，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五年任武昌知县，除官署日常事务外，经常到寿昌书院晤见山长，并讲学课艺，精搜明理;对学生中讲论优异者予以重奖。来书院讲授的还有官员司觉轩，浠水人，嘉庆丙子举人。吴春岩， 江夏人，道光壬午癸未联捷进士。[4]这些官员博学多识，他们亲临书院讲学，营建了浓厚的教学氛围，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寿昌书院的声望。

祭祀活动是寿昌书院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书院祭祀的对象是尧、舜、禹、汤等诸位先贤，有孔、盂、程、朱等儒家大师。另外，崇祀武昌的乡贤名宦有宋永国公孟宗政、吉国公孟珙、开国南邵应豹、太子中允张谔、明驸马黄琛、济阳王蔡哲、忠烈典史周缙等，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过重大贡献的官员均在祭祀之列。[5]官府之所以重视祭祀文化，旨在将这些先贤作为生员们的榜样，激励士子发奋攻读，努力创造科举考试佳绩，为本县赢得声誉。

寿昌书院重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诸生学习的内容主要为科考制艺，辅助性教材也是学习的范畴。在课程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有识字等基础课，大学主要是讲四书五经，特别是以经学为基础，讲授朱熹“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寿昌书院学术自由，视野开阔，师生之间经常探讨时政、民生等社会问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趋新意识。

从清代武昌县秀才朱峙三抄录的书院题目可以窥探一斑。一，“法积久而弊生，去其太甚，足以图治。宋神宗希高慕远，尽变祖宗制度，效法周官，元祐时又反安石所为，绍圣初又变元祐之政，反复无定，国本动摇，论世者遂以金狄之灾归罪安石。试持平论之。”二，“英、法、德、奥，世为仇雠，结会联盟，近数年相安无事。中国自通商以后屡持衅端，欲弥外患而固邦交，究以何者为善策。”[6]这些题目已将经史与时务结合，对古今中外改革关注甚多，不仅与时务关系密切，也反映了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对改革路径取向犹豫彷徨的心态。

清代官办书院的经费主要通过学田来获得。《武昌县志》对寿昌书院的办学经费来源有详细记载：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曾昕捐置洪一里将军庙田四担、地五块，岁纳租谷六十石。又佃纳经费、谷若干。乾隆二十年，监生吴鼎汉将承办马迹岭吴月保田八石二斗归公。经知县谢奉璋拨田四石一斗，作院长膏火资费……光绪十一年，周玉堂捐冯家垅、何家细屋、张家湾田，纳租三十石二斗，郑履中捐梁家新屋田，纳捐二十四石。[7]由此可知，书院的费用多由官绅與富户以捐田等方式来支付，这是书院师生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

还有几所书院在本土较有影响，如东皋书院，建于嘉靖二十一年，由教谕朱瓒建;同时建造文星塔，后来毁掉。康熙七年（1668年），知县熊登主持重修文星塔，此塔修至两层的时候，邑人张皋谟擢升恒阳太守，姜愃升为长治县令。文星塔快要竣工的时候，邑人王渭鼎中举，周士皇中进士。凤台书院位于城内学宫旁边，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由知县谌谦建造;祭知县汪玺，名为“遗爱祠”;因为书院后面有一座凤凰山，所以称凤台书院。湖山书院在县西九十里神山乡（今葛店）葛公铺，元至元十年（1273年）建。雉峰书院位于在白雉山（今碧石渡镇南），由明代正德年间举人周楷建。这几个书院规模相对要小，办学时间要短些，对城乡教育起到一定作用。

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鄂州古代教育成果，《武昌县志》记载鄂州历代科举情况，明代文进士12人，文举人78人，贡生221;进士人数在武昌府所辖10个县中排名第7位，全省56个县中排名29位，处于中下等水平。鄂州清代文进士51人，文举人193人，贡生326人。进士人数在全省排名第八位。清代全国50名进士以上有117个县，武昌跃入了全国进士百强县。科举士子考试的情况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地区教育水平。鄂州古代书院有时独立存在，有时与县学并存，在清末基本代替了县学，成为科举考试的生源地。

四、结语

从上述情况中大略可知鄂州古代书院教育状况，总体而言，其教学体系比较完备，办学经费较为充足，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书院历经数百年沧桑，为本土教育发展做出了实绩，有力地推动了鄂州历史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罗新.湖北历代书院考[J].江汉论坛，1988，（10）：

67-70.

[2][5][7]（清）钟桐山.武昌县志[M].鄂州市档案史志局组委会编.内部资料，2000：242，237，244.

[3]范志熙.范氏支谱十七卷图二卷[M].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稿（电子版）编卷十六，1908：1.

[4]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卷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88.

[6]胡香生，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7.

作者简介：

张靖鸣，男，湖北鄂州人，鄂州职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

苏正宏，男，湖北石首人，鄂州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