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敏洁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提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养老模式难以充分缓解当前的养老困境。以“时间银行”为主要模式的互助养老对缓解养老困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和现有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阐明“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机制，分析当前时间银行存在的问题，立足于时代背景，结合“互联网+”，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 人，占总人口的13.50%。从近10 年的老年人口数据来看，我国老年人口增长迅速，自2018 年后出现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大部分老人对于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另外高昂的费用以及养老机构层出不穷的问题，使老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但是家庭养老的功能性缺失以及“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能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互助养老应运而生。互助养老模式鼓励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通过老年人的相互帮助实现养老。同时，伴随着科技的腾飞、互联网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互联网技术和养老服务行业的结合开始成为可能。2017 年，民政部对于建设“互联网+”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的答复函中提到，要深入开展“互联网+养老”行动，推进养老智慧社区建设。于是，社区智慧养老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互联网+”养老模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根据超星知识图谱的主题指数来看，“互联网”这个主题在2017 年达到顶峰，热度持续到2018 年，随后开始下降。在我校图书馆资源搜索“互联网”+“养老”关键词，其期刊论文文献发表数量也在2017 年和2018 年达到峰值。但是，社区人力资源不足、老年人需求与供给不平衡成为制约社区养老发展的重要因素。“时间银行”作为互助养老模式的一种，因其与互联网技术契合并且能够提高社区资源配置效率、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成为我国养老模式的一个补充。

一、文献综述

（一）互助养老模式

1、互助养老的内涵。关于互助养老的内涵，学术界从多个层面进行了阐述。班娟（2014）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强调老年人是互助养老的载体，互助养老是老年人之间的相互帮扶。杨静慧（2016）从本质特征出发，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综合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大模式优点的新型养老模式。李梨（2018）从政府层面出发，认为互助养老是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通过老年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与支持，从而满足自身精神情感交流与生活护理等需求的一种全新养老模式。李丹、毕红霞（2020）将其定义为不同身体条件的老年人以自愿为原则实现老年人之间的互相照顾以及精神抚慰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2、互助养老的价值。张健、李放（201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互助养老在农村的实施实现了个人、家庭、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多赢效应，对改善老年人生活、缓解子女压力、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都具有正面作用。刘妮娜（2020）从社会服务角度阐述互助养老在城市和社会的实施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的活化，满足老人的精神归属；同时，强调互助养老存在外溢效应，即在互助过程中能推动非正式互助网络的构建，助力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塑。

3、互助养老在实践中现存问题。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推行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其中共同的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政策支持和缺乏社会资源支持。阳慧、张国海（2020）认为虽然互助养老综合了家庭、居家、机构养老三种模式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了政策支持力度不强、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问题外，还面临着社区服务单一、老年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在互联网与养老服务行业结合后，除了上述问题外，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张文超、杨华磊（2019）提出了组织管理制度建设落后、工作人员能力与需求不匹配和信息化管理程度低等问题。

（二）时间银行的内涵。互助养老进入我国后，在实践方式上有所不同，从养老的参与主体和服务性质来看，可以分为时间银行式互助、专业服务互助和群居互助。本文结合互联网，主要阐述时间银行模式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概念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Edgar S.Cahn 针对20 世纪“滞胀”问题提出的“Time Dollar”，后逐步运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国内外学者对于时间银行概念的理解大体上趋于一致。

1、时间银行是一种服务的置换。Edgar S.Cahn（1992）提出利用自己对人的志愿服务来赚取时间货币，以此获得对等时长的志愿服务。王泽淮（2003）根据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年龄的不同，对时间银行作出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界定，本文所讲述的时间银行主要是广义上的时间银行，但两种概念的本质都是为自己以后存储志愿服务时长，等到自己需要时来进行支取。

2、时间银行是一种养老资源的可持续循环。Prakash Indira Jai（2018）认为，老人在活动期间积累服务积分并在活动时使用这些资源来换取服务，能够促进社区资源的流动，进而提高建设社区的能力。黄海娜（2019）认为，时间银行是社区养老的一种延伸，社区老人既是志愿服务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老年人力资源，实现了养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互助养老作为一种舶来品，是对我国现有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对当下的养老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时间银行契合当下的互联网背景，相比传统模式有更多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新兴问题。

二、现状分析

（一）我国老年人力资源情况。我国老年人口占人口比重大，老年人力资源总量大，并且随着21 世纪教育水平的腾飞，我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根据2020 年人口普查，在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13.09%，比上一次人口普查高出4.98 个百分点。

观察1982～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是有明显提高的，特别是在2000 年后，老年人整体受教育程度出现大幅度提升。老年人口不是一个静态指标而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的年轻人也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可以预计，之后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未来老年人力资源会越来越优质。但是优质的老年人力资源利用率却很低。我国目前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性年满60 周岁、女性年满55 周岁方可办理退休。实际上，我国企业职工的实际退休年龄的平均水平只有53 岁左右。根据OECD 提供的数据来看，男性平均退休年龄在64 岁左右，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在63 岁左右，基本处于男女并轨状态，考虑到数据年限以及各国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目前平均退休年龄应当高于此数值。由此可见，我国退休年龄是较早的。除此以外，虽然我国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在业人数逐年增高，但是在业率在2000 年后逐年递减，2015 年的数据仅为18.13%。退休后的职工仍旧具有成熟的工作经验、较好的身体素质，但是却无法再发挥自身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在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力成本逐年攀升的背景下，这些老年人力资源需要一个平台来发挥他们的价值，为社会创造出第二波人口红利。（表1、图1、图 2）

表1 1982～2010 年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一览表（单位：%）

图1 世界各国退休年龄统计图

图2 65 岁以上老年人在业人数及在业率统计图

综上，我国老年人力资源总量大、质量优，但是利用率不高，存在很大的开发空间，这为“时间银行”在我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时间银行的开展能够有效地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模式对传统养老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补充。

（二）传统养老模式问题。从时间沿革来讲，我国出现过许多养老模式，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以房养老、社区养老等。本文简单地从资源支持的来源将养老模式分为两种：社会养老、家庭养老。

社会养老，即养老资源和养老服务由社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非盈利组织、社会企业。从提供服务机构的盈利性质又可分为国家养老、机构养老。国家养老指由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保障老人基本的晚年生活。基于国家强制力的执行，基本全国范围内的老人都能享受到政策的保障。但是，我国国家养老体系的建设相较于其他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欧美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老人的保障力度小，如今更是面临老人数量增长速度快、养老资金缺口大的困境。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中的测算，我国到2023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7 亿人，2035 年将超过4 亿人，届时老龄化水平将推进到30%。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0 年后逐年下降，2020 年已达到70.3%。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降低就意味着纳税人口的减少，另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示的2020 年度数据显示，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达到7，217.2 亿元。由此可见，国家养老面临着许多困境，只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老年人的进一步需求依赖其他渠道提供的服务。而机构养老则是指由拥有专门养老床位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卫生保健、集体活动、心理慰藉等内容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能为老人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满足老人需求。但是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我国现有养老机构水平良莠不齐，监管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养老机构高昂的费用显然不适用于我国大部分家庭。即使子女能够承担起相关的费用，老人也不愿意选择这种方式进行养老，造成子女的负担。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的数据得出，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社区或机构养老。（图3）

图3 1970～202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统计图

家庭养老是指完全依靠家庭本身来支撑老人养老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也是我国大部分家庭普遍采用的养老模式，农村地区尤为显著。由于家庭养老这种养老模式将养老压力全部转给家庭，对于家庭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而，我国特殊国情导致过去十多年贯彻落实了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现在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增加了来自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夫妻的家庭养老负担。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2020 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低于3 个人，仅2.62 人每户，这也就意味着老人与子女同住情况减少，老人生活料理及各种老年服务的需求增大。因而随着现代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国情。互助养老模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大众视野。通过梳理我国现存的互助养老模式，发现“时间银行”在我国如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地的试运行已经取得部分积极效果。（图4）

图4 我国最近5 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户规模统计图

基于上述分析，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持续发展能够弥补我国现存养老模式的部分缺陷，并且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也有基础条件能够使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模式得以长足发展。

三、时间银行运行机制

（一）运行机制。我国时间银行主要的承办单位是社区和街道办，时间银行对社区内所有人员开放，任何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到社区进行注册，在时间银行开设账户并获得志愿者积分手册。社区发布志愿者活动，志愿者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根据时长在积分手册上进行记录，并由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认定，随后将获取的时间货币存入时间银行，在自己需要的时候，用时间货币换取相应的服务或者相同价值的物品。

传统的时间银行运行完全依靠人力进行志愿活动的发布、积分的登记以及时间货币的存取，这种运行模式的弊端凸显。传统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图，如图5 所示。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养老服务行业的深入结合，部分地区将时间银行接入网络平台，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在智慧平台上完成时间银行的开户、志愿服务的匹配和时间货币的存取。互联网技术下的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图，如图6 所示。以“我的南京”中的时间银行为例，市民可以在App 中的“时间银行”板块申请注册成为志愿者，通过审核后可以进行接单，老人和志愿者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双向下单。该平台以类似外卖服务的下单和接单方式实现自动匹配、对接服务，志愿者完成服务后，服务时间会自动计入系统。同时，平台会关注志愿者和老人的订单反馈情况，建立评价反馈机制。老人利用账户存储的时间货币兑换服务或者去定点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依托互联网技术，时间银行克服了传统模式中信息储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难以监测等问题。另外，互联网技术的跨地域性，也让时间银行不再局限于一个社区。虽然目前“我的南京”App 只是在南京地区实现跨区域，但是这也为推进全国性的“时间银行”探索了一条可行性路径。（图5、图 6）

图5 传统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图

图6 互联网技术下的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图

（二）对比分析

1、与志愿服务相比。时间银行是一种有偿的志愿服务，这是它和传统志愿服务的根本区别。时间银行的有偿性，一方面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志愿活动中，为老人提供多样的服务；另一方面能够筛选参与志愿活动的人。由于其报酬的特殊性，只有真正需要这些报酬或者纯粹出于自我奉献的人才会为老人提供服务，而这些人也往往是一些已经退休但是身体素质尚可的低龄老人。这些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存储时间货币，当他们成为高龄老人后，可以通过支取时间货币，来换取另一批低龄老人的服务。通过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的方式，不仅可以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还能构建起一个老人互相帮助、资源共享的健康养老圈，缓解“四二一”家庭结构带来的社会问题，帮助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与传统时间银行相比

（1）在社区服务层面。传统时间银行提供的服务是由社区发起的，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和日常餐饭，以及少量的精神抚慰。其主要受众群体也是社区内的人员。尽管社区组织者尽可能地提供多样的服务，但是社区内的人员单一，专业服务者更是少之又少，无法为老人提供更多样、更专业的服务。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时间银行则是老人根据自身需求，通过互联网平台下单。其面向广大社会群体，从人员上来说，比传统时间银行更加丰富，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样，更能契合老人的需求。

（2）在管理效率层面。传统时间银行运行机制采用人工储存信息，储存效率低下，并且很难实现数据的跨区域流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将志愿者和老人信息录入平台，云平台上的数据保存年限长，便于各区域调用管理。另外，新型时间银行运行机制自动记录志愿者服务时长，相较于传统的人工登记，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

（3）在社会人员流动层面。由于新型时间银行运行机制在数据存储和调用上突破地域的限制，志愿者的服务范围也突破传统时间银行社区局限。本地区的志愿者即使因为各种原因去往了其他区域，原本的时间货币也不会存在无法使用的问题，因而能够激励社会工作者在各个区域进行志愿活动，从而促进社会人员的流动，带动社区建设。

四、时间银行实践过程问题分析

（一）信息管理水平低，办事效率低。虽然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社会，但是大多数时间银行因为在我国发展时间短，且承办单位一般是社区或者街道办，其运行方式仍旧是较为传统的方式，很少有智能化数据系统来统一管理人员信息和时间货币的存取。通过网络调查发现，只有少部分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等地运用网络注册，利用互联网发布志愿任务，其余地区仍然采用纸质来进行记录。在我们走访的徐州市智慧养老社区的时间银行就是以纸质积分手册的方式来记录时间货币的存取。然而，这种传统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降低管理效率，而且人工记录容易错写、漏写，且相关数据无法跨地区共享和传递，只能局限于当地。另外，纸质记录保存年限短，一旦丢失也无法恢复数据。

（二）缺乏政策支持，跨区域通存通兑难实现。时间银行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尚处于摸索阶段，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要求。只有部分地区推出了试行方案，如2019 年7 月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2019 年5 月杭州市民政局印发《杭州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工作方案》。没有政府的政策，时间银行的运行就没有统一的规则、标准，每个地区时间货币的兑换标准也不尽相同，因而当志愿服务者离开本社区或者本地域，之前所存储的“时间货币”就无法使用。因此，尽管时间银行已经进入我国有一段时间，依旧只能在小范围实施，而无法大规模推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就意味着缺乏资金、人员、政策的支持，公众对此不了解，也无法达到标准化，因而缺乏政策保障，时间银行只能在小范围内实行，无法产生规模效益。

（三）志愿服务活动单一，专业人才缺乏。时间银行平台推出的服务定位多是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服务，在精神抚慰方面也仅仅是停留在聊天这样简单的服务，这些服务都是大众化的，无法针对性提供老人真正需要的服务。除此以外，志愿者服务团队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服务培训、具备专业知识，这可能导致提供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平台管理人员也不是专业管理人员出身，大多是由社区工作者兼任。小规模、短时间的条件下，当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时间银行想要在中国长久地、可持续地发展，必然需要专业的管理团队，对平台以及供需双方进行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质量。

五、基于“互联网+”的问题解决

（一）技术助力，构建智慧服务平台。为了解决时间货币的通存通兑这一“痛点”，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助力，还要依靠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一个跨地区的智慧服务平台，汇聚多个地区的老人服务需求信息和志愿者信息，提高信息储存效率和安全性，量化志愿服务与时间货币的兑换机制。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精确地对各个地区的时间银行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保证各地时间银行能够跨地域地有序运行。利用大数据分析还可以提前预知老人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老人提供服务，同时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的特点，保证老人信息的隐私性。

（二）政府助力，推动时间银行规范化、标准化进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一方面出台相关政策，规范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标准化时间银行的货币兑换制度，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资金保障，推动时间银行的跨地区通存通兑，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鼓励、支持、引导时间银行的发展，通过政府平台，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大对时间银行的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对时间银行这一模式的认知程度。除此以外，政府要完善对时间银行的监督、评估、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动时间银行规范化、标准进程，促进时间银行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人才助力，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志愿者团队，对低龄老人和其他志愿者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和专业服务知识的培训，能够提升服务质量，促进时间银行的长久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模式则更加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专业人员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更加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提高自己所属地的管理效率。比如，在我们团队走访的徐州时间银行试点，管理人员利用网格化管理，实行各管理人员包干到户，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益。除了管理人员，也要引进技术工作者，管理、维护智慧服务平台，开发相关程序，助力智慧平台的建设。因此，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管理及人才队伍，有助于时间银行高质量、高效率地运转。